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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民间故事中惯常的残忍情节，已为今天和谐的原则所代替。《格林童话》中那种以不断流血为特点的野蛮故事，已不再见到。意大利民间故事中很少出现难以容忍的暴行。虽然残酷总与近似非人道的不公正行为一起作为故事的素材存在着，虽然森林中常回响着女郎或被抛弃的新娘绝望的哭泣声，血迹斑斑的暴行却从未逃脱过法网的惩处。故事并不在受害者遭受折磨的情节上徘徊，甚至也不从怜悯的角度加以赘述，而是立即转入合理的结局，其中包括迅速和毫不留情地惩处罪犯（通常是女罪犯），她们被浇上松脂油，然后按照惩处巫婆的残酷习惯在柴堆上烧死。在西西里，这种人则被从窗口扔出，然后烧死。
爱情是意大利民间故事的不朽主题。在谈到西西里地区的民间故事时，我曾提到，丘比特和普赛克＇38＇类型的故事不仅流传于西西里，而且流传于托斯卡纳，其影响波及意大利全国各地。故事讲的是来自天国的新郎，在某个人间寓所与新娘相会，但他的生名和秘密绝不能泄露，否则他就会突然失踪。情人通过魔法变作鸟儿，从一盆牛奶中飞出来，妒忌的敌手为了伤害鸟儿，便把玻璃屑放入盒子里，或在鸟儿停留的窗台上钉上了钉子。蛇或猪王子在夜间变成美貌少年和新娘欢度良霄，却被好奇的新娘点燃的蜡烛照出了原形。在《贝林达与妖怪的故事》＇39＇中，情人之间发展了一种奇怪的感情关系。在男子汉遭难这一类故事中，着魔的新娘在夜里悄悄地来到废弃的宫殿与他相会。这是莱昂布鲁诺＇40＇式的童话爱情，主人公永远是个谜，那鸽子变成的少女又会插翅飞翔。这些情节不同的故事，都涉及一种把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糅和在一起的危险爱情，这是一种经受了离别考验的爱情，故事中那些无名的情侣，其欢聚之日便是愁离之时。
在我们熟知的爱情故事中，男女双方往往一见钟情，而后克服种种阻力美满结合。但童话故事却极少袭用这类简单的主线。这一主题偶尔在气氛忧郁的撒丁岛民间故事中出现；在那地方，少女们常在窗口接爱男子的求爱。无数以征服公主或搭救公主为题材的故事，总要涉及某个不出面的人物，某个通过考验或经过一场决定命运的生死搏斗才能获得解救的受害者。故事里的男青年会恋上一张画像或一个芳名，他会从一滴血中看到情人的倩影。这些是充满巫术和符咒象征的浪漫之爱。然而，民间故事里最有益、最动人的却并非这些，而是那些描写情人先是着了魔而后才取得胜利的故事。
普罗坡在其《俄国童话溯源》一书中，对丘比特和普赛克类型的故事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解释。他认为普赛克是一位姑娘，在她居住的房子里，即将举行成年仪式的青年男女都得相互隔离，可是她却乔装成动物，在黑夜里与小伙子们秘密相会。这种幽会必须不被别人察觉，这样，她似乎只跟一个不露面的小伙子相爱。成年仪式举行以后，小伙子们都回了家，并且忘掉了隔离期间跟他们同住过的姑娘。他们结了婚，组织了新的家庭。故事就从这一危机展开。它描述了在举行成年仪式期间发生的，并被封建法规扼杀的爱情，反映了妇女反抗宗教法规，为与心上人结成眷属所进行的斗争。尽管这些故事并不突出描述基督教福音的法规，但故事的情节仍反映了这些宗教法规的实质，描写了被法规、习惯势力和门第观念阻挠和禁止的爱情。这就解释了自古至今隐藏在这种爱情故事之中的肉欲成份为何得以保存。这种因素处经常的变化之中，其表现形式是感情的迸发和夜间的抚爱。
儿童文学里存在性爱描写这个事实证明：口述传说并不反映某个特定时代，它只是为了描绘奇事珍闻，表达处于某个文明时期的人对艺术的需求。
专作儿童读物的民间故事显然存在，但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它遭受到大多数有进取心的讲述人的冷遇，只得以更为粗俗的形式在民间流传。这类故事往往具有以下特点：恐怖残忍的主题，诲淫猥亵的细节，诗与文相互穿插，这些诗仅是些顺口溜（见第三十七篇《彼得斗女巫》）。这种粗浅、残忍的特点与今天的儿童读物完全格格不入。
在民间故事中，描写奇事珍闻的倾向始终占主导地位，即使那些寓意深刻的故事亦是如此。寓意在民间传说中常以正面人物的美德战胜反面人物旳邪恶含蓄地表现出来，它极少采用格言警句或说教的方式。因此，故事的道德教育作用显然不应从主题里去寻找，它只能体现在故事本身及其传播之中。这个事实亦能被解释为一种审慎和切合实际的说教，例如故事《鹦鹉》（见本书第十五篇）就似乎引出了这样的启示。这是一则故事的故事，坎帕雷蒂和皮特里在自己故事集的序言中都引用了这则故事。故事里有一只鹦鹉，它通过讲述一个无休无止的故事，保全了一位少女的贞操。这实质上是对口头文学的一种象征性的声辩，以驳斥那些认为口头文学亵渎神灵和宣扬享乐的人们。故事中的悬念扣人心弦，使听故事的姑娘全神贯注，这样她才没有做出越轨之举。但这只是一种起码的、保守的辩护，而《鹦鹉》本身的叙述结构，却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方面——故事讲述人所表现的艺术技巧，有趣的是，这种技巧在这则故事中，表现为讲述者所编的故事“没完没了”。这里面含有真正的寓意：讲述者以其熟练的技巧突破了民间故事的原有框框，打破了一种不成文的法规——这种法规认为人们只能重复故事，而不允许有任何“创造”；或许，讲述者认为自己只是对原故事做了少许改动，但在实际上，他的讲述却完全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改编民间故事时，尊重原故事和自由创新同样都是必要的。民间故事在确立主题以后，还需要有一定的步骤逐步展开故事，最后使矛盾得以解决；这些步骤就是一些可以互换使用的素材：被鹰带上天空的马皮，通向地下世界的水井，洗澡时被偷掉衣服的白鸽仙女，偷来的魔靴和魔氅，必须敲开的三只坚果，以及给人们报信指路的风神所居住的房子等等。讲述者的任务是将这些素材象砌墙一样组织起来，并尽量避免情节的单调。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天赋和他对故事内容的润色，就好比将泥浆注入砖墙，他要使故事增添地方色彩，个人苦难和期望的东西。
当然，人们进入这个幻想世界的难易程度，与其经历和文化素养有关。例如，我们注意到西西里和托斯卡纳民间故事，在描写国王时就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一般地说，流行故事中的国王的宫廷，往往表现为抽象的概念，只是权力和财富的模糊象征，但是西西里故事中的国王、宫廷和贵族，却十分清楚、具体，有明显的封建等级、礼仪和道德准则——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一套完整的宫廷术语。尽管其中大部分是虚构的，但未受过教育的老妇对这一套却了如指掌。“从前有位西班牙国王，他有一个左侍从和一个右侍从。”西西里民间故事的特点，就是故事里的国王从不独自做出重要决定，他总得先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贤卿，你们有何见解？”有时候他只需简单地喊几声“贤卿们！贤卿们！”他们就会向国王提出建议。
虽然托斯卡纳地区在很多方面都比西西里有更高的文化，但它从未有过真正的国王。“国王”在那里只是个称号，没有任何等级制度的含义。这个称号给人的印象只是富足，讲故事的人说“那位国王”，就象他们说“那位绅士”一样，毫无王室、宫廷和贵族等级概念，甚至也没有真正的国土概念。因此在这些故事里，国王可以隔墙为邻、对窗相望或相互串门，就象两个安分守己的市民。
与国王形成对照的是农民。许多民间故事有“现实主义”基础，常以农民由于极端贫困、饥饿或失业被迫离家作为故事的开端，这在大量的意大利民间传说中颇具代表性。我已经提到过，许多民间故事，特别是南方民间故事的一个重要题材是人们去捡白菜：家里揭不开锅，因此父亲或母亲就带着儿女们，到乡间去寻找可以做汤的蔬菜。他们拔起一棵硕大的白菜，发现了一条进入地下世界的通道，那儿有一位神仙丈夫在等待着什么，或者有一个囚禁少女的女巫，也可能是一个吃人的蓝胡子妖魔。此外，尤其在沿海一带，故事的主人公就不是赤贫的农民，而是不幸的渔夫，一天，他捕到了一条会说话的大鱼。
然而，“现实的”赤贫状态不仅只是民间故事的出发点，它也不是跃入仙境的跳板，或者对王权或神权的陪衬；有些故事从头至尾都讲农民，以一位农业劳动者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他身上所具有的魔力，只是人类本身的力量和坚忍不拔精神的补充。这类民间故事，就象是一部以劳动者为主题的未完成的史诗的片断。这类故事也偶尔从骑士传奇中吸取题材，将骑士传奇中为得到公主而进行的争斗情节，换成了用犁和锄搬开一座座土丘。以这类情节为题材的例子，是著名的西西里故事《外出谋生记》，阿布鲁齐故事《约瑟夫·朱福洛》，托斯卡纳故事《北风的礼物》和马尔凯故事《十四郎》；以妇女劳动和苦难为主题的有西西故事《苦命姑娘》和《两个表姐妹》。
无论是在优秀的诗作或是拙劣的诗作中，要渲染一种幻境而又不回避现实是十分困难的；相比之下，上述那些民间故事表现的自我意识实属难能可贵，它既不与命运的安排相违，又不和闯入幻想的现实冲突。在诗意和寓意方面，民间故事给我们的教益是无与伦比的。
伊泰洛·卡尔维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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