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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在于校长。毋庸置疑，皮博迪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富兰克林父亲的替身。当时，他的父亲已年逾七旬，而且多病。这位杰出的校长似乎用自己的人格在每一个格罗顿学生身上打下了烙印，在年轻的罗斯福身上打下的烙印并不是最少的。
皮博迪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朴实单纯。他有一头金发和运动员的骨架。富兰克林来到格罗顿的时候，皮博迪三十九岁。他讲课单调呆板，布道索然无味；他对于智力活动，不论是宗教性的或者非宗教性的，都不感兴趣。他是一个独断独行的人，有一副令人生畏的“神态”，可以把最傲慢自负的孩子制服。艾夫里尔·哈里曼有一次曾对他的父亲说：“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准是一个大恶霸。”有一次，一个桀骜不驯的学生当着全体同学的面说校长办事不公，他给那个学生记了六个品行不良的罚点并且告诉他，“服从高于一切。”皮博迪相信宗教、品格、体育和学业，而它们的重要性似乎依次排列。按照他的传记作者的说法，“正像同学们一样，他对足球运动员要比对非足球运动员本能地产生更大的信任。”他和他的先辈们一样也反对享乐，禁止学生在星期日溜冰。在格罗顿学校的毕业生离开他的宗教约束以后很久，他还责备他们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失检之处。
但是，皮博迪的极大美德超过他的缺点。他的献身精神和充满热情的性格使全校师生受到了感化。他十分明确他的教育目的所在。那就是他训话中所说的培养出“果断的基督教性格，不但重视智力发展，而且重视道德和体力方面的发展”。他本人就是这些目标的化身。他身着蓝色西服，上浆的领口打着白领结，步履矫健地巡视各个教室，或劲头十足地参加学生的各种比赛。他支配着校园的一切，在他身上体现了他所笃信的光辉的基督教教义。学生对他既爱戴又畏惧，所以不敢放肆。一位校友在其他方面对校长颇有微词，但却说学生从皮博迪身上学到了决心和无畏。
罗斯福需要这样的榜样。尽管他从容地从海德公园的生活过渡到格罗顿的学生生活，但有时仍有不安全感，对自己在格罗顿的生活缺乏信心。他时常担心考试会不及格。他写了一篇故事投给校刊，在家信中写道：“我的稿件几乎没有被接受的希望。”
实际上，富兰克林偶尔产生的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许多方面都感到自己不能胜任。尽管幼年在家中接受过家庭教师的极好的教导，而且口齿伶俐，但在格罗顿学校的最初几年，各科成绩平均为Ｃ（Ｄ为不及格），以后几年他也只把成绩勉强地提高到Ｂ。他积极参加足球、垒球、曲棍球、高尔夫球、网球等各种球类活动——皮博迪要求全体学生参加集体体育活动，而对个人体育活动，只是勉强地予以容忍——但他除了“踢高球”以外，在其他方面都毫不出色。他踢高球在学校创造了记录，其所以引人注意只是因为他成功地跃身踢中离地七英尺多的高球，结果身体落地时摔痛了左半身和左臂。这也说明富兰克林为了在某个方面出人头地，是会全力以赴的。
第一章格罗顿：教育的目的（2）
富兰克林在格罗顿的生活遵循着严格不变的程序：上午是祈祷和上课，下午参加体育活动，晚间又是祈祷和自习，最后学生们换上伊顿公学式的硬领蓝色服装、浅口无带皮鞋，列队从皮博迪身边走过，和他握手，互道晚安。秋季有足球赛，大家高兴极了。随后，圣诞节来临，校长的父亲给学生们朗读狄更斯的《圣诞节颂歌》，这使他们终生难忘。冬季，下午的时光短促，他们乘雪橇滑坡、坐雪橇滑行、穿雪屐滑雪。随着春季的到来，他们便去划船、游泳、打高尔夫球、为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游行而进行操练。格罗顿学校全神贯注地忙于这些日常活动，对外部世界毫不关心。然而，１８９８年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格罗顿。富兰克林因为美西战争而异常激动。他和两名同学确实曾经打算乘卖馅饼的小贩的货车从格罗顿逃走，入伍当兵。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却因患猩红热而不光彩地病倒了。
格罗顿有位校友后来回忆说，一到假期，学生们对学校那种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式的生活作出的反应，就像上岸度假的水手那样。但富兰克林并不如此。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表明他有越轨行为，甚至连调皮的事也没有。在短暂的假期里，他兴高采烈地重新投入海德公园的生活。夏季，他通常是在坎波贝洛度假，最大的乐趣就是驾着他父亲赠给他的那艘二十一英尺长的帆船“新月”号出游。他那时对女孩子还没有露出有多大兴趣。他充分遵守社交礼节，可是又花费许多时间去躲避一些被他叫做“讨厌鬼”或“庞然大物”的女孩子。
罗斯福在格罗顿的四年学业结束了，他显得比以前更加成熟和自信。他从妈妈那儿获得了更多的独立，过去她是经常来学校看他的。他的学业也有所进步，而且当上了宿舍长和九人垒球队干事。有些同学认为他自以为是，好与人争吵，有些同学却很喜欢他；有一位同学记得他有“灰色的眼睛，冷静、沉着、聪明”，脸上挂着“最热情的、最友好的和充分体谅别人的微笑”。但是，有证据表明罗斯福并不认为他在格罗顿一帆风顺。他并未取得高年级级长这个人人想干的职位。对于校长出自“偏爱”而选中了别人，他感到气愤。他在高年级仍然庇护“新来的孩子”，但他自己却是个身材瘦长、戴着夹鼻眼镜、牙齿上装着矫形的钢丝套的小伙子。
校长在很多年以后将他的情况概括如下：“他是个文静的、令人满意的学生，智力高于一般同学，在班上有一定地位，但并非出类拔萃。在体育运动方面，由于身体十分瘦弱，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我们都喜欢他。”
格罗顿学校对罗斯福这位未来的政治家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皮博迪十分重视并渴望把他的学生培养成政治领袖。他本人毕业于切尔特南和剑桥大学。他对英国的公学（即私立学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们成了英国政界领袖的招募站；伊顿公学在１９世纪中叶出过六位首相，而有些内阁会议仿佛是哈罗公学校友的聚会。格罗顿在美国是否能为同一崇高目的服务呢？皮博迪说，“如果格罗顿的某些学生没有进入政界，为国家作出一些贡献，那并不因为他们没有受到督促。”他对学生是进行了劝勉的。
劝勉——但是在劝勉之外没有做过多少其他的努力。格罗顿确实没有向学生们传授任何从事政治活动的专门本领。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不可或缺的政治手腕就是善于同各种类型的人物打交道。一位校友说过，格罗顿的毕业生“在和一位不大熟识的人交谈时抬头凝视前方，眼光比对方头顶高出二英寸”。离开格罗顿十年以后，罗斯福仍然把头仰得高高的，顺着鼻子向下看人。他在格罗顿学到的惟一政治技巧似乎是一种有效的辩论术，但是，这种辩论术对于他以后的政治斗争用处不大。
格罗顿教授的课程也不大可能鼓励学生对他们本国的政治产生兴趣。语言课，特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死的语言，在课程表上占很大的比例。历史则是欧洲史。没有开设任何与美国直接有关的课程。校长和大部分教师都是照本宣科，死记硬背；学生们与其说是接受教育，不如说是接受训练。富兰克林的一位同学说：“我在格罗顿学了六年圣经课。但我从来没有听说雷南和汤姆·佩恩；从来也没有人对我说过《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充满着最尖锐的矛盾。”从富兰克林在格罗顿四年期间所写的几百封信中，丝毫看不出他的智力受到了什么激发。所开的课程都是妨碍智力发展的。
据说，罗斯福对下层社会的关心是在格罗顿形成的。这种说法只是在一种特殊意义上才是正确的。皮博迪带有一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色彩。他为穷困的人们担忧发愁。格罗顿一直为穷苦的孩子们举办夏令营。富兰克林有时也协助工作。但是，这位校长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在剑桥大学的老师查尔斯·金斯利的思想有一些相似之处。金斯利到了后来对于改善卫生条件要比对于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更有兴趣。皮博迪校长的人道主义体现于他对公众的清洁卫生和伦理道德的关心，但从未超出这个范围。富兰克林对穷人的关心主要是给予他们赈济。至于说到一些公众关心的具体问题，罗斯福在辩论中主张扩大海军，反对兼并夏威夷群岛，主张菲律宾实行独立，反对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他偏袒任何一方的立场与其说是他自己选定的，也许不如说是别人给他指定的。当时工业主义正在国内兴起，它造成了日趋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这些情况却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至少从某个方面来说，格罗顿对于这位未来的政治家完全没有尽到责任。政治在皮博迪看来是一种社会改革运动，而格罗顿的游侠骑士们参与其间（也许佩着伊顿式的宽硬衣领），迫不及待地冲向政治舞台，与邪恶势力进行猛烈的斗争。皮博迪对富兰克林和他的同学们说，必须使政治“变得清明”。但是，他的劝勉的话却忽视了一个热衷于猎取成功的美国政治家所面临的各种冷酷的问题。这位校长劝勉他们决不要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