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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可怕的、愚蠢的错误。共和党人大惊小怪地指出这个错误，拉丁美洲人感到受了侮辱，国务院弄得狼狈不堪。而罗斯福则使用了政治家惯用的手法使自己下台——宣称他的话被人错误引用了，应加以“澄清”。
罗斯福这个姓继续发挥它的魅力。人们挤到这位候选人跟前说：“我曾投过你父亲的票。”或者说：“你和你父亲一模一样。”共和党人为了抵消这个恼人的误会所造成的影响，派年轻的小西奥多·罗斯福上校尾随他的堂叔。这位上校在谈到他的远亲时说：“他是一个和我们看法不同的人，他身上没有罗斯福家族的印记。”更重要的是，哈定终于离开他的前廊， 发表了一些树桩演说。
虽然罗斯福知道一个候选人往往会被向他欢呼的听众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弄昏了头脑，但他在选举的前一天仍抱有极大的希望。他的希望很快就成为泡影。共和党以超过三百万票的比数取胜，双方的票数为１６、１５２、２２０对９、１４７、５５３。这是总统选举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共和党人将以三百席位对一百三十二席位的比数控制众议院，以五十九席位对三十七席位的比数控制参议院。在罗斯福的家乡纽约州，哈定所获的票数超过考克斯一倍多。
威尔逊感到非常痛苦。他说：“我们本来有机会可以在世界上取得领导地位。可是我们把它失去了，我们很快就会目睹这一切造成的悲剧。”考克斯以一个竞选老手的风度接受了失败。罗斯福也是这样，但他是向前看的。他对一位朋友说，失败的时刻是为民主党将来取胜制定计划的最好时机。
第四章青云直上的政治家
１９１７年末一个星期日的夜晚，萨拉·德拉诺·罗斯福手里拿着书，坐在起居室里，这是她在海德公园家宅新盖的南面一排房屋增添的一间房。她很喜欢这个布置雅致而又舒适的房间，墙上悬挂着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的詹姆斯的曾祖父画像，它有宽大的窗户、大理石壁炉和高高的书架。但今天晚上，她的心情沉重。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刚在这里度过了周末，并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长谈的结局变成了海德公园罕见的情况——一场家庭争论。这场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意见分歧，其核心问题是一位慈祥的母亲企图不让儿子离家，而要他留在这个家庭庄园的安全怀抱之中。但这个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更重要的是争论的根源在于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人竟然希望和民众打成一片，竟然要同政治生活中那种粗鲁的言行以及种种妥协结下不解之缘。这对年轻夫妇刚刚离去，萨拉想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快回到纽约的家里了。最后，她合上书，走到隔壁舒适的私人房间，坐在写字桌前向她的儿子和媳妇倾诉衷肠。
她写道：“……亲爱的富兰克林，也许你经过进一步考虑或更进一步考虑以后，会认识到我至今也没有错。……人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实行民主化。但如果我们爱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爱我们的邻居，我们就负有树立伟大的榜样的义务。”她说，她对人们不拘形式、作风随便的发展趋势、放弃家庭生活、传统和尊严等旧式美德的做法以及有些人有意成为“符合大众需要的多面手”的倾向感到可叹。“我不能相信我亲爱的富兰克林本人说出的话真正代表他的思想感情。”萨拉·德拉诺·罗斯福认为，贵族的责任就是要使自己胜过别人，为那些不如他们幸运的人们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对于她——以及和她相似的许多其他人——来说，幸福康乐是涉及个人而不是公众的事，而且过去比将来更为珍贵。然而，她的儿子虽然对她体谅而且充满深情，却已经走出了海德公园的圈子。
这封信是一个母亲企图对她的儿子继续保持控制的一种绝望的努力。从更深的意义来说，它甚至是旧日的海德公园向必须成为“符合大众需要的多面手”的这位青云直上的政治家发出的一声无望的呼唤。差不多十二年的时期过去了，罗斯福已经从海德公园、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的狭窄的生活圈子里走了出去，担任了各种责任重大的职务：政治家、议员、行政官吏和战时领袖。这个出身于乡绅家庭、赫得逊河流域的贵族后代以平等的态度同衣着随便的劳工及戴圆顶帽的坦慕尼分子打交道。难怪这位母亲不懂得她的儿子为什么要从海德公园出发，去作这么遥远的旅行。然而这种旅行在许多年前却已经开始了。
这个家庭一直被恰当地称作具体而微的政治王国，在这个王国内，一些与后来的政治生涯有关的习性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在他的童年时代，年轻的富兰克林的个性中显示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对家庭的灵敏的接受能力，以及经过一段感到羞怯的时间后对仆人们的灵敏的接受能力。在一般情况下，他愿意和他周围居于统治地位的势力进行妥协。这不仅是由于他有适应能力，也是由于他有能力找到办法和形形色色的不和谐的集团和个人搞好关系，同时不打乱使他成为今天这样的人物的微妙的平衡。在格罗顿学校，他和教师们相安无事，因此他不得不有意从“老顽固”那里招来一次处罚，借此调整平衡，以便和他的同学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哈佛大学，他设法一方面参加一些限制严格的俱乐部的活动，另一方面又不脱离班级里的政治活动。在奥尔巴尼时，甚至在他和劳工以及对他的政治前途具有重要作用的其他集团建立密切联系的过程中，他也赢得了农业集团的支持并且保持下去。在海军中，他和海军将领、劳工领袖、“主张建立强大海军”的人士、地方政客、威尔逊政府中的领导人物，以及对丹尼尔斯和总统抱敌视态度的人们同时保持良好的关系。
罗斯福交游甚广，而且善于应付。这一点从阶级意义上来说也是如此。他出身贵族，从未放弃他的阶级联系和活动。即便在战时最繁忙的日子里，他也不惜时间和精力推荐朋友参加纽约那些限制极严的俱乐部，同达切斯县的一些望族保持来往并参加华盛顿的社交活动。他的友谊逾越了党派界限。即便在亨利·卡伯特·洛奇、奥古斯塔斯·Ｐ·加德纳等共和党人起劲地攻击威尔逊和丹尼尔斯时，罗斯福仍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他的阶级关系对他起了巨大的作用，使他能够接近形形色色的重要人物。诚然，他的阶级关系超越了政党界限，并具有类似城市机构的权力和影响。所不同的是：这种阶级关系是靠个人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地位结合在一起，而不是靠恩宠和提供饭碗的办法。
那个星期天夜晚，萨拉·罗斯福在海德公园产生的烦恼也许不大必要。因为，从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罗斯福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家庭。不知由于何种原因，他竟然跨过了美国生活中的几乎一个横剖面，不停地参加新的团体和从事新的活动，却没有切断深深埋在海德公园的根。他从父母和皮博迪那里学到的教诲和道德标准始终是他的人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罗斯福的母亲所以看不到在他身上具有海德公园根深蒂固的影响，就是因为他能够以表面上那种十足的自信走出家庭，进入其他社会圈子。
他有表面上的自信——但也有强烈的内在的自信。这种内在的自信是他在性格形成时期的另一产物。他一出生就享有安全感、身份和地位。他具有强烈的亲属感，他“知道他是谁”。当他投身于新的环境时，他没有理由感到自己失去了身份，或同原来的出身切断了关系。他可以轻易地担任不同角色，因为他对自己的出身与归宿从未产生怀疑。在角色变化的过程中，连续性始终存在。因此，罗斯福也不需要精心制作一种社会哲学。他和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创立一种思想，然后为了这种思想所提供的安全感而投身其中；而他却有自己的家庭。他对这个家庭规定的朴素的道德规范、应尽的义务以及仁慈感到满足。
罗斯福后期的政治生涯令人眼花缭乱，往往容易使他早期政治上的成就显得黯然失色。实际上，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以前，他地位的提高就非常引人注目。他在奥尔巴尼和华盛顿时期政绩卓著，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他在三十八岁时就赢得了一个主要政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甚至西奥多·罗斯福在共和党于１９００年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时，年龄还比富兰克林大四岁。
要对这一切进行圆满的解释，并不是难事。人们可以争辩说，他早期在事业上的成就只不过是由于一连串幸运情况造成的。如果达切斯县的民主党人在１９１０年不需要一名候选人，如果１９１０年和１９１２年对于纽约州北部的民主党人来说不是好年头，如果希恩事件没有发生，那么，罗斯福仍将是纽约州一家公司的一位有相当身份的法律顾问。这种“假设”方法的不妥之处在于我们可以把它完全颠倒过来。如果罗斯福在关于希恩的斗争中采取完全不同的手段——譬如说，如果他在坦慕尼协会和造反派之间充当调解人而不是担任后者的领袖的话，那么他在１９１２年、１９１４年或１９１６年很可能成为一位折衷的州长候选人。如果他赢得了州长职位，他就很可能入阁或在战争时期取得军职，这两种身份都会使他在１９２０年成为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一个主要竞争者。
这种“假设”方法毫无益处。恰恰相反，罗斯福早期的事业只能理解为一位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