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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品德高尚而有教养的人和那些粗俗而有人情味的头子之间的斗争还要长期继续下去。但是，关于希恩问题所引起的斗争，罗斯福在多年以后担任总统时对弗朗西斯·帕金斯说出了也许是最后的结论。他说：“你知道，在我初入政界时，我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家伙。”
第二章农民——劳工代表
反对希恩的斗争结束后，参议院便专心致志于立法工作。参议员罗斯福投身于这些活动。多年以后，弗朗西斯·帕金斯回忆起他在参议院里的情景：“……非常活跃而机警，在议会大厅里到处活动，从各委员会的房间进进出出，很少和议员们谈话（他们多少有些想躲开他），并不特别吸引人（后来他才变得比较吸引人了）。他脸上装得一本正经，很少露出笑容，还有把头抬得很高的那个倒霉的习惯——这已成为自然，连他自己都毫不觉察。”罗斯福在州参议院的两年期间，似乎总是顺着鼻子往下看人。但他一直在学习怎样运用议会政治手腕，而且进步神速。
罗斯福早期在议会的活动并不是只有一种行事方式。大部分时间，他都和坦慕尼协会进行着接连不断的斗争。有时，他也会对地方党魁们的某项可疑的方案表示赞同。他大声疾呼地宣传和维护关于实现廉洁的政府的主张。但是，他却运用任免权在许多次要的空缺上安插了私人，这些任命都是他谨慎地和他的选区的民主党领导人经过商量并征得同意的。他私下曾说过，“如果党要建立组织”，用这种方法任命人员“就非常必要”。他特别注意他的选民的利益。但有一次，他提出动议，要求从年度拨款法案中删去一个为他的选区修桥的项目。他坚持维护当地农业的利益，但是，１９１２年１０月纽约州劳联说，罗斯福在他们议案上的记录是“极好的”。作为州参议员，罗斯福的记录是由反叛行动、正统观点、考验与错误这些内容组成的。
当出现“道义”问题时，他仍然能够跃上白色战马，精神抖擞地向敌人冲锋陷阵。这使他的选民们感到高兴。虽然他自己偶尔也进行一些输赢不大的赌博，但他却反对将赛马赌博合法化。他批评职业拳击和星期日棒球。他为“七天中应有一个休息日”的法案竭尽全力，因而从他选区的牧师那里收到了许多表扬信。他用纽约州的政治家们多年使用的手法避开“禁酒令”：宣布支持“当地人民有选择权”，即允许当地的选民投票决定他们这个区是否施行禁酒令。他赞成全国实行统一的离婚法，得到了议会一致的支持，也得到了全国基督教促进纯洁联盟的支持。
在最初几个月，参议员罗斯福的进步主义的含义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或社会性的。他提出议案，敦促纽约州的议员为实现直接选举美国参议员而努力。这个提案得到普遍的支持，因而获得通过，成为决议。他支持市政机构实行地方自治。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踌躇，他宣布支持妇女选举权。关于提名候选人的直接预选是他全力以赴为之奋斗的一种改革。直接预选议案于１９１０年由两党认可，曾经由前几届议会进行讨论但未获通过。这个问题在“希恩事件”后不久又在议会中被提了出来，因而又引起了一场愤怒的争吵。在希恩问题上，罗斯福毫不妥协，这一次却比较愿意和头子们就此事进行谈判。但在反叛者中有些人持反对态度。１９１１年７月，他竭尽全力地支持通过一项强有力的预选法案；两个月后，他又投票支持一项软弱无力的预选法案，其中有许多规定都是对坦慕尼作出的让步。翌年，在帮助发起选民的积极性后，他和一个由两党的进步主义分子组成的集团一起工作，力图实行一些改革，使党组织在预选中的影响有所削弱。但他遭到忠于党魁的分子的反对，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劳工立法——进步主义阴暗和肮脏的一面——却是另一回事了。罗斯福初到奥尔巴尼时，对劳工问题的观点（如果说他有什么观点的话）是家长式的乐善好施观点。他赞成援助进入纽约市的外国海员；他主张给予家境贫困的孩子们以更纯净的牛奶。他坚决反对制定法律使工会的抵制活动取得合法地位；在关于赔偿工人所受损失和采取措施禁止十六岁和二十一岁的男青年每周工作超过五十四小时这两个问题上，他的立场暧昧。但在以后的两年中，他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不但支持五十四小时提案，而且在就这一提案进行辩论时，他占住参议院的讲台就鸟的问题大发议论，直到能把“大个子”蒂姆·沙利文从床上拖起来投了他那关键性的一票才结束了讲话。他不顾部分选民的反对，宣布赞成制定法律使工人获得补偿。到了１９１３年２月，他表示愿意在一次关于立法的意见听取会上发言，赞同由工厂调查委员会起草的全部三十二项提案。
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呢？这不能归因于罗斯福的基本社会观点有所变化，因为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哲学。毋庸置疑，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受了堂叔西奥多的影响。他的这位堂叔在１９１２年年中大张旗鼓地支持以下措施：给予工人以补偿，限制劳资争议的命令，为妇女儿童制定社会福利法规。同时，罗斯福在态度上的变化和当时的气候也有一定关系：在１９１２年的选举中，美国发展的前景是进步的辩论和行动正逐渐达到高潮。这种变化还由于罗斯福认识到，他的那些坦慕尼同事们，尽管有各种弱点，但就社会主义而言，其关心的程度并不亚于他本人。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参议院进行的调查，所作的报告和展开的辩论给了他一次生动的、严厉的教育，使他看到了“另一半人民”的生活状况。
参议院的全部经验对罗斯福来说的确是一次政治教育。他向史密斯和瓦格纳这些奥尔巴尼的政界老手，向报界人士，向院外活动集团的说客，向州政府的官员们学习，而且进步很快。他掌握了耍政治手腕的诀窍：怎样避免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表态以免卷入毁灭性的地方纠纷；怎样和本地的党魁们打交道；怎样处理人员任免权而不树敌过多；怎样引起公众的瞩目；怎样答复对你缠扰不休的信件等。尤其是，他获得了民主的政治家们必须获得的教训：政治斗争不是在两个对立的政党之间、正确与错误之间、忠实于头头的党员和不忠实于头头的党员之间进行的单纯的和双边的斗争，而正像希恩事件一样，它是牵涉到许多方面和触及许多人的利益的一场多边斗争。例如，一项简单的农业提案不仅牵涉到个体农民，而且牵涉到县的农业团体、罐头食品厂、大学教授、商人、铁路和政府官员。在这些集团之间，甚至在它们的内部，都可能在政策问题上产生分歧。
有时，受教育要付出痛苦和代价。坦慕尼如果想要挫败这个年轻的参议员，他们仍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罗斯福在１９１１年末期，在改革派的支持下，攻击由坦慕尼赞助的授予纽约市的一项特许状。参议院内的阵线分明。罗斯福有否决这个提案的能力。但是，坦慕尼从后面包围了罗斯福：威胁说它要重新划分议员选区，把达切斯县划入共和党人占绝对优势的区域。罗斯福在压力之下动摇了。他表示赞同这项提案。后来，由于进步人士的抗议愈来愈强烈，他又对提案持反对立场。罗斯福发生动摇也不仅限于这一次，例如在他试图权衡自己的政治野心的反常的和相互矛盾的因素时，在权衡正确行事的各种不同的原则时，在权衡两党的州领袖之间的复杂关系时，在权衡他的选民的福利时，在权衡区、州乃至全国的各式各样的公众舆论时，也还有过这种情况。
有人认为，沿着政治阶梯爬上总统的宝座，主要是靠运气；在一场不可预测的竞选中获胜的人只不过是掷骰子掷到了好点子。这种理论完全适用于罗斯福：他的财富、名声、家庭关系和仪表都是外界赋予他的；而且他侥幸在两个民主党获胜的年头参加竞选。但他也有倒霉的时候。１９１２年，在重新竞选州参议员的活动达到高潮时，他身患伤寒，无法把竞选进行到底。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他招请路易斯·麦克亨利·豪为他竞选。豪是纽约《先驱报》驻奥尔巴尼的记者，也是在州议会周围活动的一个不大重要的政治掮客。其人身材矮小，像只雪貂，不修边幅，看起来像一个刚从卡茨基尔洞穴里钻出来的侏儒。１９１２年他正失业，因此，对于一个他认为在政治上可能有锦绣前程的人，他乐于为之效劳。埃莉诺·罗斯福一开始就讨厌这个小个子，好多年来仍是如此。然而，她的丈夫却认为这个人可以发挥许多作用。罗斯福患病卧床期间，有时对选举结果失去信心。但是，豪却以他那特殊的才能、丰富的想像力和狡诈的手段，将预选运动进行下去。他拥有大量的经费，便以罗斯福的名义向全区的农民发了几千封“亲启”信。他在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他鼓吹罗斯福为了他的选民的利益曾提议过的——或将要提议的——一切具体措施，其中包括把赫得逊河沿岸捕鲱鱼的渔民们的捕鱼牌照税降低，并制定法律使种苹果的农民使用标准化的水果桶。他出面应付那些忠实的民主党人的种种怨言，如责怪罗斯福处理任免权的做法以及对坦慕尼的态度。
《致果农们》
在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以后，我深信把１７１—８英寸的桶作为法定标准桶的现行法律，对果农们来说，是不公正的，也是难以忍受的。
我保证，我将提议并努力争取通过一项修正案，规定标准水果桶应为１６１—２英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