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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又仔细琢磨了整篇文章，我想，要得A，或选为肯尼迪学院的论文，还须上升到一个抽象的高度，理论上的或哲学上的，所以，我又增写了好几页，作为文章的最后一部分。
给我们上“领导的艺术”这门课的戈根教授，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曾任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四位美国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当拿回考卷时，我们看到这位大牌教授在我们这几个中国学生的劳动结晶上划了一个重重的A。他的评语平实而充满感情“语言是你们最大的困难，尽管其中的一些表达很笨拙，但这是一篇优秀的论文，对邓的领导分析深刻透彻，可考虑将来作为肯尼迪学院的例文，向你们表示祝贺！”我想，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文章写得多么漂亮，也不是我们分析有多么精辟，而是邓小平本人的伟大和卓越的领导艺术折服了我们这位美国教授。
整个哈佛倡导的都是领导精神，从进校起，就开始树立学生的领导意识，明确提出哈佛的目标就是要培养领导人。哈佛商学院的目标就是商界领导人，公司CEO，法学院，政府学院，要出政界，公共领域的领导人，教育学院要培养教育界的带领人，神学院要宗教领袖。虽然，不是每一位哈佛毕业生都会成为什么领导人，但这种领导精神的倡导和培养，这种领导意识灌输和强化，我想，也确实加大了哈佛学生将来成为领导人物的机率。
（作者 赵一力）
二 极限生存：我的哈佛学习生活之一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同学差点儿抱头痛哭
哈佛的心是热的。因为部分校工拿6。5美元的小时工资，哈佛学生挺身而出，发起“生存工资”运动，长达两年之久，屡败屡战，要求校方提高工资，最终取得“阶段性成功”。学生心系校工，教授则放眼全球，所以，有了应日益严峻的发展问题而生的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
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是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新专业，是萨克斯教授倡议设立的，1999年第一次招生。全称是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直译是“以国际发展为专业的公共管理硕士”。我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成为这个专业招收的第二届学生。
以前哈佛肯尼迪学院只有三个硕士专业：公共政策硕士（MPP），公共管理硕士（MPA）和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公共政策硕士（MPP）的门槛最低，有本科学位就可以。公共管理硕士（MPA）学生一般已经有了一个硕士学位和两三年工作经验。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有点像是国内的进修。这个专业要求有7年以上工作经历，不用考其他专业都要求的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等。公共政策硕士和公共管理硕士都要求读两年，公共政策硕士有必修课，公共管理硕士没有。资深公共管理硕士只读一年，也没有必修课。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就是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毕业。公共管理硕士（MPA）要求16个学分（一门课一般一个学分），公共政策硕士要求18个学分，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要求19个学分，而且第一年全是必修课。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要求有经济学和数学基础。这个班的学生，有一半本科学的是经济，有1/3已经有一个经济方面的硕士学位。我不但在那1/3以外，也在那一半之外。我是“混”进来的，因为录取的时候，我还不会数学。现在申请这个专业的人越来越多，想混进来不那么容易了。
全肯尼迪学院都公认的是，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的课最难。旁证之一是第一个班有一个同学跟不上了，转到了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旁证之二是学院图书馆延迟一小时关门，开到夜里一点，因为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 /ID）反映关门太早，没有地方学习；旁证之三是第一个班的一个中国同学，已经在人大拿了一个经济学硕士，又在美国另一个大学拿了一个经济学硕士，照理说经济学和数学都不成问题，但他对我说第一个学期简直像是地狱；旁证之四是在“迎新会”上，老生对我们的鼓舞是：“我们挺过来了（We survived）！”
刘澜在查尔斯河畔的留影
所以，我来之前就做好了跳进火坑的准备，而且也以为自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是，跳进火坑之后才知道火坑的滋味，吃到嘴里的苦比想象的还要苦。早知道如此，我就不来了！有一天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同学差点儿抱头痛哭：一天上了三堂课，有两门一点儿没听懂。向二年级的同学诉苦，他们居然说：“这很正常”。
第一次小测验是《微观经济政策分析》，我进入了班上前1/3。第一次期中考试我最先知道《定量方法》的成绩，满分是75分（满分由老师自己定，从来不是100分）。我得了51分，因为60分及格的中国思维定势没有转过来，所以闷闷不乐。没想到老师发下来一张成绩统计，包括均值、方差等各项统计值（毕竟是《定量分析》课），别的我都记不住了，但是清清楚楚地记得最高分是52分！我知道，经济学和数学我挺过来了。我还知道，原来别的同学也没听懂。
剩下萨克斯教授的《发展的历史与理论》心里没有底。这门课的阅读量特别大，有时一堂课的阅读要求是厚厚的一整本书，没有人能够读完。于是大家分工合作，每人读一部分，然后写总结，其他人读总结。每份阅读都有两个人写两份总结，但是考试之前我连这两份总结都没有读完。不过，我也挺过来了。
跳出火坑看火坑，依然是往事不堪回首。想想今年又有不少中国同学跳进火坑，心里开始幸灾乐祸地笑。
（作者 刘澜）
二 极限生存：我的哈佛学习生活之一拼搏：半年体重下降了20斤
因为攻读两个学院的项目，所以我必须同时选修两个学院的课，而第一学期我的必修课就有三门，两门法学院的，一门肯尼迪学院的。学校有规定，每个学生一学期最少上两门课，最多上六门课，一般辅导员都推荐上四门课。其实，这种课业负担量是很合理的，既考虑到了学生的承受能力，又兼顾了学分要求。
在哈佛要想修好一门课是非常不容易的，作业负担量大，课堂参与要求高，评分等级严格，教授不会轻易让学生过关的。在人数少的班里，“A”只能给头名状元；在人数多的班里，能得“A”的学生不会超过5％。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来到哈佛，就要真正学些东西，绝不能瞎混，浪得虚名。另外，经济账也不能不算，选六门课的单位成本要比选四门课降低33％。我毫不犹豫，在法学院选了会计学、联邦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和税收管理学，在肯尼迪学院选了微观经济学和国际资本市场，共六门课。
真是很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课，最忙的一天从早上八点半上到下午五点，上四门课。有的时候中午没有工夫吃饭，只能在课间喝杯水，吃点儿饼干充饥，一天下来，精疲力尽。回到宿舍，简单吃点儿饭，然后又背着书包到图书馆看书，一看就是半夜12点，等到图书馆关门后再回家。
美国的授课方式以启发式为主，很少有灌输式的。所以必须在课前做好预习，否则到课上很难有所收获。尤其在法学院，课堂上讲的都是复杂的法庭案例分析，中间夹杂着大量的法理、传统习俗和以往惯例。老师的假设是学生们已经熟读了所有背景资料，对课上要讲的案例都有基本理解，因此授课时一般不会重复书本上已经有的内容，而是加入课本上没有的内容，启发学生更深入的思考。所以，如果想偷懒，不事先预习，光凭课上听老师的就想学到知识是不可能的。每门课的作业量很大，有的课平均每两节就有一次习题作业，有的课要求不时地写小论文。两个学院有不同的学期时间安排，法学院没有期中考试，它的大部分课比肯尼迪学院提早半个月结束；而肯尼迪学院有期中考试，但期末考试又比法学院推迟半个月。所以，我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一面要应付这边的考试，一面又不能落下那边的课；刚考完肯尼迪学院的期中考试，又要准备法学院的期末考试，好不容易考完了，又迎来了肯尼迪学院的期末考试。
只有拼搏。我的每一分钟都是掰着手指头计算着过来的。预习、上课、做作业，预习、上课、做作业，预习、上课、做作业……印象最深的感受就是睡眠不足。原来在国内，每天要睡八个小时，中午有时还可以再休息一小会儿。可现在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实在太困了，就在书桌上趴着闭一会儿眼睛，再用凉水洗洗脸，继续看书。虽然宿舍就在校园里，可为了能集中精力，几乎把所有睁着眼睛的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和教室里，宿舍成了地地道道的睡觉的地方。
记得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法学院的学生们放了一个星期的短假，叫做“飞行星期”。因为招聘公司往往要求应聘的学生亲自到公司面试，所以学校专门给学生们放假去应聘，以免耽误学习，而招聘单位也配合，都是在这一时间段安排面试。看着法学院的同学们纷纷拎着黑色的旅行箱走了，我还是背着书包去肯尼迪学院继续正常上课，又要准备期中考试，心里真盼着自己也能有机会喘息一下。实际上，我在学习的两年里（包括一个暑假和两个寒假），没有休息过一个整假，假期也都是在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度过的。
肯尼迪学院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我的两门功课一个得了A＋，一个得了B＋。同时应付六门课，还拿到一个A＋，这是我到哈佛之后拥有的第一个快乐。
法学院期末考试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