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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对伊政策已经被总统改变，但是美国公司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保持了连续性。在确保了小布什在白宫的位置后，詹姆斯·贝克在迪克·切尼的请求下，发布了一份报告，号召通过武器检查，削弱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然后通过“军事介入”获得伊拉克石油的控制权，因为“通过中东流入国际市场的石油，伊拉克仍旧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除非美国在这个游戏新规则下确保成为领导者，这份报告继续说，“美国公司、美国消费者以及美国政府将落在一个更加软弱的位置”。
没有了冷战时的对手，美国的国家利益日益变成了公司利益的同义词。称之为切夫隆/尼日利亚政府方式，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国家能源集团在2001年的报告中指出“国家利益”要求总统和国务院“支持里海石油管道”，将帮助“石油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的运营”，把他们的石油送往市场。
就在布什、鲍威尔和赖斯前往非洲访问的时候，20万美国军队驻扎在伊拉克及其周边，1万人驻扎在阿富汗，新的军事基地安置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整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里海沿岸国家，事实上，都处在向东的油气管线规划中的路线之上。美国已经退出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向世界表明他将发起一场空间核武器竞赛。罗纳德·里根“通过增强实力达到和平”的统治使命已经被认识，至少在增强实力这方面如此。
正如切夫隆公司所知，稳定体现在价格方面。对于美国的各大行业巨头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账单最后都到了美国纳税人的手中。归功于在切夫隆公司的经历，赖斯习惯于认为使用军事力量保卫美国的石油利益是正当的。而在此期间，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变成了尼日尔河三角洲的黑人妇女的近亲。
总统在非洲的时候，副总统切尼通知国会，军队部署的开支将是在入侵前国会立法者们听到的数字的两倍，在未来的9个月，每月39亿美元，这份账单将因为时间不确定而不断延续下去。这还只是基本服务的开支。国家的赤字将通过削减健康、就业以及教育方面的开支以及赖斯宣称非常关心的毕业后项目弥补。在非洲之行前的一周，总统支持了一项法案，给予当局挪用“聪明大脑”这个联邦项目旨在帮助贫困学生项目资金的权力。而该项目1961年在亚拉巴马州开始实施时的第一位协调人就是康多莉萨的父亲，小约翰·威斯利·赖斯。
在2000年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赖斯说她加入共和党的原因与她父亲不同。“我发现一个党把我看作是一个个体，而不是团体的一部分，”她说。这不是事实，党总是不停地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她的种族和性别上。她参与共和党“女赢家”宣传攻势将从2004年开始。那些没有时间看女权主义者的格言“个性就是政治”的人，愿意通过最大化地展现个性，取得最大化的政治效果。“我发现一个党相信和平是从力量开始的，”赖斯说。
至少通过印刷的记录来判断，他父亲判断问题有一个不同的尺度。“那些为了自由的、为了消灭无意义的战争的年轻人”，在丹佛大学担任系副主任的约翰·赖斯是这样形容1970年在肯特和杰克逊遇害的学生的。他发表讲话的场合是一次纪念遇害学生的校园集会。面对人群，他告诫学生要在享有权利的同时承担起义务。
“当我看着你们，我知道你们是明天的教育者，你们是明天的资本家，你们是明天的商人和政治家。当明天来临的时候，你们是为美国带来最后的和平的一代吗？或者你们在肯特和杰克逊的兄弟姐妹会白白死去吗？”
在当时赖斯主任不能想象，有一个人能够同时成为他说的那四种人：教育者、资本家、公司董事和政治家，那个人就是他的女儿。他在女儿就任布什内阁成员后不久就去世了。无论如何，他非常自豪。但是赖斯已经成了战争还是和平的永久保持者？她父亲的问题问对了。看看伯明翰、东帕罗阿托，尼日尔河三角洲、巴士拉、巴格达，再做回答吧。
第二章封面女郎 卡伦·休斯（1）
作为小布什总统竞选班子中最有权势的女人，卡伦·休斯职业生涯的开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OW）。
卡伦·休斯（原名卡伦·帕菲特）的故事，要从她还是一名达拉斯南方卫理大学的法律专业学生时说起。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选择了一门新闻课程，并从此热爱上了新闻事业。她回忆说：“当时我总是爱辩论。”1977年，她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达拉斯—沃斯堡的分支机构——第五频道的一名实习生做起。正如《今日美国》所言，凭借其“有代表性的胆识”，她把这份实习生的工作变成了一份全职工作。休斯自己都说：“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毕业生被直接聘用担纲主要市场新闻栏目。”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休斯毕业的年份正赶上美国女性在新闻界就业最好的那段时间。女性可以凭借当年新颁布的一部联邦法律，轻松进入先前白人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新闻界。而在当年，没有什么能够像进入引人注目的广播和平面新闻媒体行业更能让人激动的。
1972年，在全国妇女组织（NOW）的积极游说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平等就业机会法案》。依靠这个法案，妇女先后起诉《纽约时报》、美联社、《华盛顿邮报》、《新闻日报》、《新闻周刊》以及全国广播公司，并全部胜诉。全国广播公司，当时还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一个下属机构，通过庭外和解方式，支付给2600名前女雇员及现女雇员175万多美元，从而避免了在联邦法院打一场性别歧视官司。公司还答应推行一个肯定性的方案，在各个层次雇用更多女性，并给予更多的培训机会。1977年的达拉斯，卡伦·帕菲特正好来到全国广播公司一个小的分支机构找工作。
《平等就业机会法案》需要政府搜集有关数据。70年代，美国民权委员会开展的一项调查宣称电视行业有就业歧视，在种族和性别方面有种种限制，其咎难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对各大广播公司给予了批评。诉讼以及对于诉讼的恐惧迫使媒体开放了先前只属于男人的圈子，一代女性新闻人进入其中。即使是在10年后的今天，正如1991年苏珊·法伦迪指出的那样，当今新闻界最成功的女性都是当年那些冲破了障碍的人，如简·保利（Jane Pauley）、莱斯利·斯塔尔（Lesley Stahl）、朱迪·伍德芙（Judy Woodruff）、戴安娜·索耶（Diana Sawyer）、宗毓华（Connie Chung）。1977年，美国广播公司（ABC）以100万美元薪金聘请巴巴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担任一档晚间新闻节目的主播，这对于女性来说还是头一次。1977年，全国广播公司第五频道录用了帕菲特。精明、强壮、金发碧眼的她经常加班到很晚，甚至周末也是如此，帕菲特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的女新闻人必须的一切条件。与先前和以后的众多女新闻人不同，帕菲特有女权运动和联邦政府作为其坚强的后盾。
在她工作的第一年，德克萨斯州接待了几位开创女权运动史的重要人物。作为联合国国际妇女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总共有3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参加了在休斯顿举行的美国全国妇女大会。该大会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国际妇女年纪念活动是一个范围广泛，两党都支持的活动。几位美国第一夫人，包括罗萨琳·卡特（Rosalyn Carter）、贝蒂·福特（Betty Ford）、伯德·约翰逊夫人（Lady Bird Johnson）与女权运动活动家柯瑞塔·斯科特·金（Coretta Scott King）、格劳利亚·斯坦纳姆（Gloria Steinem）和贝拉·艾伯萨格（Bella Abzug）碰面。他们讨论的话题包括：政府资助的儿童福利问题、同工同酬问题、生育和性自由问题以及建议一个内阁级的专门负责妇女问题的政府部门问题。
菲利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也来到了休斯顿。施拉夫利是一位右翼律师，是当时反共、反女权主义及亲宗教激进主义的主要鼓吹者。当国际妇女年纪念活动的代表们涌入休斯顿体育场，以示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时（当时正值该法案批准通过的最后期限，还差三个州的投票才能正式成为法律），施拉夫利，作为反平等权利运动“阻止《平等权利修正案》组织”和保守派团体“鹰论坛”两个组织的领导者，召集她的追随者在城市另一端的太空体育馆举行“支持家庭”为主题的集会。
施拉夫利宣称：“我们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国际妇女年活动‘反家庭的’目标。”听众席上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圣经》表示对她讲话的支持。《华盛顿邮报》报道此事的记者注意到有一群手举南部邦联旗帜，打着一边写着“洛杉矶白人女性反对国际妇女年的赤色分子、联邦分子、同性恋和犹太佬”（原文如此）另一边写着“艾伯萨格、弗里丹（Friedan）和斯坦纳姆都是反基督的犹太人”。
休斯顿的喧嚣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响，当然也波及到卡伦·帕菲特的家乡达拉斯。这正是美国政治的一道分水岭，促成了《平等就业机会法案》的通过和“罗伊诉韦德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堕胎合法化的判决）以及1972年《教育修正法案》第9条（关于禁止教育领域的性别歧视条款）通过的力量都震撼了美国，但这些冲击产生的结果仍悬而未决。直到1977年，尽管斯坦纳姆和施拉夫利两方谁将获胜仍不明朗，但很快就要见分晓。1977年后，再没有一个州批准《平等权利法案》。1980年，施拉夫利支持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gan）当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