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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作家把握政治与文学间的转换功夫尚差。政治固然是激动人心的，开会时激动，游行庆祝时激动，但是照搬到文学上，常常要煞风景。如鲁迅所批评的口号式诗歌。正像科普作家要把握科学逻辑思维与文学形象思维间的转换一样，作家也要能把握政治思想与文学审美间的转换，才会达到内容与艺术的统一。这确实是一道难题。它要求作家一要有政治阅历，二要有思想深度，三要有文学技巧。对作家来说首先是不应回避政治题材，要有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高度。这种政治题材的文章可由政治家来写，也可由作家来写，正如科普作品可由科学家写，也可由作家来写。中国文学有一个好传统，特别是散文，常保存有最重要的政治内容。中国古代的官吏先读书后为士，先为士后为官。他们要先过文章写作关。因此一旦为政，阅历激荡于胸，思想酝酿于心，便常发而为好文，是为政治家之文。如古代《过秦论》、《岳阳楼记》、《出师表》，近代林觉民《绝笔书》、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现代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别了，司徒雷登》等许多论文，还有陶铸的《松树的风格》。我们不能要求现在所有的为官为政者都能写一手好文章，但是也不是我们所有的官员就没有一个人能写出好文章。至少我们在创作导向上要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写一点有磅礴正气、党心民情、时代旋律的黄钟大吕式的文章。要注意发现一批这样的作者，选一些这类文章，出点选本。我们不少的业余作者，不弄文学也罢，一弄文学，也回避政治，回避大事大情大理，而追小情小景，求琐细，求惆怅，求朦胧。已故老作家冯牧先生曾批评说，便是换一块尿布也能写它三千字。对一般作家来说，他们深谙文学规律、文学技巧，但是时势所限，环境责任所限，常缺少政治阅历，缺少经大事临大难的生活，亦乏有国运系心、重责在身的煎熬之感。技有余而情不足。所以大文章就凤毛麟角了。但历史，文学史，就是这样残酷，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留下的只有凤毛麟角，余者大都要淹到尘埃里去。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叫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翻天覆地，为中国有史以来之未有，是新中国。邓小平同志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新时期。新中国开创之初，曾出现过一大批好作品，至今为人乐道。新时期又该有再一轮新作品。凡历史变革时期，不但有大政大业，也必有大文章好文章。恩格斯论文艺复兴，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们期盼着新人，期盼着好文章、大文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过去的革命斗争及现在改革开放的业绩不但要流传千古，她还该转化为文学艺术，让这体现了时代精神的艺术也流传千古。
（1998年6月）
《觅渡》 第四部分文章五诀
文章五诀
一篇文章怎样才好看呢？先抛开内容不说，手法必须有变化。最常用的手法有描写、叙事、抒情、说理等。如就单项技巧而言，描写而不单调，叙事而不拖沓，抒情而不做作，说理而不枯燥，文章就算做好了。但更多时候是这些手法的综合使用，如叙中有情，情中有理，理中有形，形中有情，等等。所以文章之法就是杂糅之法，出奇之法，反差映衬之法，反串互换之法。文者，纹也，花纹交错才成文章。古人云：文无定法，行云流水。这是取行云流水总在交错、运动、变化之意。文章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没有人看；形式死板，没有变化，也没有人看。
变化再多，基本的东西只有几样，概括说来就是：形、事、情、理、典五个要素，我们可以称为“文章五诀”。其中形、事、情、理正好是文章中不可少的景物、事件、情感、道理四个内容，又是描写、叙述、抒发、议论四个基本手段。四字中“形”、“事”为实，“情”、“理”为虚。“典”则是作者知识积累的综合运用。就是我们平常与人交流，也总得能向人说清一件景物，说明白一件事，或者说出一种情感、一个道理。所以这四个字是离不开的。因实用功能不同，常常是一种文体以某一种手法为主。比如，说明文主要用“形”字诀，叙述文（新闻亦在此列）主要用“事”字诀，抒情文主要用“情”字诀，论说文主要用“理”字诀。
正如一根单弦也可以弹出一首乐曲，只跑或跳也可以组织一场体育比赛。但毕竟内容丰富、好听、好看的还是多种乐器的交响和各种项目都有的运动会。所以无论哪种文体，单靠一种手法就想动人，实在很难。一般只有五诀并用才能做成斑斓锦绣的五彩文章。试用这个公式来检验一下名家名文，无不灵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一篇“记”，但除用一二句小叙滕子京谪守修楼之事外，其余，“霪雨霏霏”、“春和景明”都是写形，“感极而悲”、“其喜洋洋”是写情，而最后推出一句震彻千年的大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形、事、情、理，四诀都已用到，文章生动而有深意，早已超出记叙的范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一篇讲国家图强的论文，但却以形说理，一连用了“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等九组十八个形象。这就大大强化了说理，使人过目不忘。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从追悼会现场说起，是形；讲张思德烧炭，是事；沉痛哀悼，是情；为人民服务，是理；引司马迁的话，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典。“五诀”俱全，如山立岸，沉稳雄健，生机勃勃。有人说马克思的文章难读，但是你看他在剖析劳动力被作为商品买卖的本质时，何等的生动透彻：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在这里，“形”字诀的运用，已不是一个单形，而是组合形了。可知，好文章是很少单用一诀一法，唱独角戏，奏独弦琴的。我们平常总感到一些名篇名文魅力无穷，原因之一就是它们都暗合了这个“文章五诀”的道理。
常有人抱怨现在好看的文章不多，比如，论说文当然是以理为主，但不少文章也仅止于说理，而且还大多是车轱辘话，成了空洞说教。十八般兵器你只会勉强使用一种，对阵时怎能不捉襟见肘，气喘吁吁。不用说你想“俘虏”读者，读者轻轻吹一口气，就把你的小稿吹到纸篓里去了。前面说过，形、事为实，情、理为虚，“五诀”的运用特别要讲究虚实互借。这样，纪实文才可免其浅，说理文才可避其僵。比如钱钟书《围城》中有这样一句话：“（男女）两个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谣言，正如两根树枝相接近，蜘蛛就要挂网。”这是借有形之物来说无形之理，比单纯说教自然要生动许多。
“文章五诀”说来简单，但它是基于平时对形、事、情、理的观察提炼和对知识典籍的积累运用。如太极拳的、捋、挤、按，京戏的唱、念、做、打，全在临场发挥，综合运用。高手运笔腾挪自如，奇招迭出，文章也就忽如霹雳闪电，忽如桃花流水。
（2003年1月10日）
《觅渡》 第四部分关于写伟人
关于写伟人
近年来我写了几篇记述伟人的文章，引来多种报刊的转载，有的篇目还很快被选入高中课本。不少读者和报刊希望谈点体会。
其实我原来绝无一定要搞这类创作的打算，只是在工作实践中，在读经典著作时认识了这些伟人，而在目前的改革实践中，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中又感到要重新认识他们，于是就拿起思考的笔。这其实就是几篇读书笔记，几乎每篇都可以从日记本中找到原始的片段。古人论文，“不平则鸣”，中医论病，“不通则痛”。这几年社会上，包括我自己，确实常常有对传统的“不通”之惑，于是就有痛苦的求通的思考。文为通而写，打通作者之思，打通读者之思。文章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由不平到平，由不通到通的过程。这是情与理的梳理。伟人在社会上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已经很大很大了，但这主要是靠他们的伟业、理论，靠政治影响。人们接受的是他们的结果，是被舍弃了过程之后的结果，所以往往敬而远之。在许多地方他们与读者并没有通。文学就是要把这个扩大了的距离再拉回来，就是要把这结果之前的过程揭示出来，就是要有血有肉，沟通情理，让读者可亲可信。所以我不想再重复那些结果，而是努力“顺瓜摸藤”去找那些碧绿的叶片和芬芳的花朵，让读者自己去理解果之初、果之前的样子。在这个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我找到了瞿秋白同志的故居，特别是门前的那座已成过去的“觅渡”桥，找到了邓小平同志落难江西时劳动的工厂，找到了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延安窑洞，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指挥了国共战略大决战的最后一个农村战略指挥部——西柏坡，还有召开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的那间旧伙房。甚至远渡重洋，在日本找到了周总理游历过的岚山和岚山诗碑，在德国西部找到了马克思出生的房子。伟人的思想和业绩是一棵大树，我要找的是这树的生长点，是它的年轮。我努力在那个新思想的生长点上做文章，希望能给读者启示出一个过程，开通一个新的思路。伟人是个旧题目，旧题最难作，这是因为它的许多方面都已为人打通，明白如话，纤毫毕现，读者已无惑可释，无知可求。但无中求有，便是大有，便是新路，会别有一番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