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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农民伸出他们的泥手在我们的失误之处重重地按了一记。我们虔诚地接受了这一记指责。就像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听了农民一句尖刻的批评，宽厚地减去公粮4万担。现在我们面对这张血红的手印，自省自责，一下松去农民身上“左”的生产关系之绑。我们这个民族历来有下面犯颜直谏、上面从善如流的好传统。在中国农村这一个“包”字的三起三落中，大至中央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等同志，小到县委书记、公社干部等都有中肯的意见，都有长长的谏书。《起点》一书中就收有数篇，最长的达一万言。但最有力的却是这张印有18个红手印的巴掌大的纸片。古有文谏、武谏，甚至血谏，这是“土谏”。凤阳农民怀抱一块黄土，包定这块黄土，苦呈一种治国兴邦之策。我又想起了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同志那段著名的对话。黄说，一个政权怎么永葆活力？毛说，靠群众，靠民主。其言至真。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想为老百姓办事，有错就改；而一旦我们解开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锁链，停止了在空想社会主义大海中的穷过渡，就立即如有神助，就会到达胜利的彼岸。你看小岗不是一年超过5年、20年吗？你看中国广大城乡这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不是天翻地覆了吗？我们的党、我们的政权又焕发了活力。
我离开凤阳，几天后报上公布了新消息。党中央决定，农村土地承包制再延长30年。
凤阳，真是一个中国农村问题的实验室和博物馆。
（1988年10月记于合肥，1999年4月改于北京）
《觅渡》 第一部分领袖如父
领袖如父
2001年3月11日上午，当我坐在河内友谊宫，面对台上越南党旗、国旗和胡志明的半身塑像时，我脑子里突然跳出这个题目。这里正举行越南《人民报》创刊50周年庆典。
在越南，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和办公室、会客厅，都有胡志明塑像，除清瘦和蔼的半身像外，还有立像、坐像等。西贡机场休息厅内是一尊披着上衣，右手伸起的全身塑像。在我们经历的所有正式会见或一般谈话中，主人常要提起胡志明的功绩。胡志明的确是越南的国父，他缔造了越南党和这个国家。因为在国内已见不到这种场合了，所以每次总引起我思考有关领袖的一些问题。
关于领袖、政党，列宁曾有一段著名论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领袖属于这个群体，群体推举、选择和塑造一个领袖，然后再将群体在实践中所提炼出的思想交付给他，以之为灯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个。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是全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总结。也就是列宁说的，通常是由作为领袖的人来实现的。领袖与党、人民、国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缘，就如父亲与家族的血缘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一个领袖的功过是非，常常也不是他个人就能说得清和担负得了的。
作为旗手、灯塔，人们希望领袖是神，希望他没有一点错，无所不通、无所不对、无所不灵。这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一项大的运动和事业确实需要权威，所以，中国古代有“为名人讳”，维护名人权威。叶剑英在打倒“四人帮”后讲：江青这个坏人早该收拾掉，就是顾及毛主席的形象，投鼠忌器，当时是为维护毛泽东同志的权威。同样，在一个家庭中也要维护父母的形象。这叫维护主流，树立威信，塑造形象。形象是无形的力量，父亲的形象对于家庭，领袖的形象对于团体同样是必不可少和十分重要的。对中国共产党和群众来说，很长时间内毛泽东这个名字就是命令，就是力量，遇事用不着解释、动员，就会照着去做，哪怕赴汤蹈火。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谈到二战时期斯大林的领袖作用说：由于是斯大林下的命令，我们完成了许多平常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这就是领袖的威信、威力。但这威信、威力又需要具体附着在一个形象上，一个内外都完善的形象。记得苏联解体前，我访苏，在博物馆里见到一幅列宁素描像，下巴上没有留胡子。陪同说，这是当时的真实。后来电影、画上的列宁都有胡子，于是也就不改了，有胡子的列宁形象就定格在人的脑子里。形象不能变来变去，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前是一脸大胡子，现在他在人们脑海里的形象没有胡子。胡志明是一缕稀胡子。对这三位领袖来说，胡子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借助胡子定格的形象，又透过这个具体形象在人心中树立的抽象的高大形象。人们为自己的领袖树立、塑造一种形象，这和中世纪造神有一点近似。只是其区别在于，当人们处于一种无知，并对神秘的自然、未来的命运十分惧怕时，就造出一个神来信奉以求保佑；当人们在自己的领袖领导下取得巨大的胜利时，就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个领袖，就希望这个领袖如神一样威力无边，无往不胜，就不自觉地神化了他。教徒对主的神化是被动的、愚昧的、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神化。民众对领袖的神化是主动的、半清醒的并带有理想色彩及从维护团体利益出发的神化。
但领袖是人不是神，是人就可能犯错误。普通人犯错误，不影响事业，领袖犯错误，危及全民，危及整个运动。当然最好是领袖不犯错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同志在庐山会议后就看出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错误，私下难过地说：希望主席百年之后不要被人议论。爱之弥深，言之最切，他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领袖一旦有了错误，不但给事业带来损失，给广大深爱领袖的人们也带来隐隐心痛。这有点像家里做父亲的有错（比如触犯了法律），别人尽可不管，甚至鄙视、斥责，但做子女的再大义灭亲也会陷入一种难言的痛苦。但领袖之错又不只是个人的错，除个人能力、性格因素之外，更多的是时势使然。正如领袖的功绩一样，领袖的错误也常是历史的必然。当这种历史事实不得不加于我们时，我们只好接受，只能客观、辩证地对待。邓小平同志当年针对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的议论，明确指出：这个旗帜不能丢，不能再抹黑。丢了领袖就是丢了事业，自招其败。苏联解体，就是先从诋毁领袖做起，最早可追溯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诋毁。就像父亲有了错，这个家庭必须共同背着，共同负责善后一样，不能把父亲扔出去了事，这里有割不断的血缘。当我在越南访问时，就这一点，我真羡慕越南人民的幸福，他们曾经有一位没有或较少犯错误的胡伯伯，他们也就免去许多难言之痛和许多尴尬。他们对领袖还是爱得那么单纯，那么神圣。而我们因为“文化大革命”，再也无法找到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却深化了许多认识，更加理性。
当然，也有客观原因，胡志明一直是在激烈的战争中领导国家，他未能看到南北统一便去世了。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是洗涤剂。未夺权前，战争中的领袖由于主要矛盾的单一和突出，不大容易犯大的错误，战争期间的斯大林、毛泽东也是这样。到了和平时期，对领袖们又是另外一种考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是辩证唯物主义。
我坐在河内一个大礼堂里，对着胡志明的塑像，感觉着会场的气氛，不觉就有了这一些感慨。
（2001年3月）
《觅渡》 第一部分马列公园赋
马列公园赋
与颐和园只一路之隔，还有一座园子，也极大，极美，且又极静。论风景，在北京西郊也是一个数得上的去处。她的正式名字叫中共中央党校，但这严肃的称谓并不能掩盖她美丽的容颜。我从心里叫她马列公园。
说是公园，是因为她有山、有水、有湖，有亭、有桥、有榭，但最多的是花、草、树。这里的花从春到秋是相连不断的。春寒未尽时便有迎春，灰褐的枝条上还未及吐叶，就先缀上一串黄黄的花瓣。还有玉兰，干硬的枝干还没有被春风吹软，便爆出了一个个拳头大的花朵。让人想到那接力赛中跑第一棒的运动员，人还未到便急着将棒伸出，就抢这一刹那的春光，好个春的使者。接着是紫牡丹、红芍药、丰腴的木槿、恬静的桂花，直到秋霜已降，白色的玉簪花才用她那细嗅又无的寒香一收全年的色味。花之外便是草，一色碧绿铺满除却房和路的各处。草地上有树：杨可参天，柳拂人面，松柏、银杏、古槐及核桃、柿子等果木，或随路延伸，或依山起伏，或在湖畔水边成林。总之是一片海绿的波涛，翻腾着一直溢到园子的外面。
这绿色波涛间屹立着两座岛，就是门前的主楼和广场前的礼堂。主楼是用一色青石起座，直上七层，石条又故意不打磨平整，粗犷凝重，像一个巨人敞露出结实的胸膛和坦荡的襟怀。顶层却用黄色琉璃制成柱檐，夕阳中与对面万寿山上的佛香阁交相辉映。这是一座极富民族特色的建筑，城堡式的厚重，宝塔式的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