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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早晨起来，我看见在院子里蹲了一夜的伯父正在收拾东西，我想去帮忙，伯父摆了摆手，指了指外边，示意不要让门口监视的红卫兵看见，并小声说：“要划清界限。”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恐怕连累我们，多善良的老人呀，我眼眶不由得湿润了。
这时，外边传来一阵嘈杂声，我趴在南屋后面的窗户上，听见有人在互相议论，说南院东屋的表爷爷在南苑自杀了！是用剃刀抹了脖子。
伯父听到消息后脸色非常难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扛起捆好的铺盖卷；爷爷回头看了看贴着封条的北屋门，又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说一句话；随手拿起一根棍子当作拐杖，跟在伯父身后，步履艰难地向远方走去。
我望着爷爷的背影，心中觉得酸溜溜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爸爸妈妈已经三天两夜没有回来了，据说是在单位被造反派批斗，隔离审查了。
我与三个弟弟像离群的小雁，孤零零地不知飞向何方。
姐姐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去了成都。家中就数我大，如果当着弟弟的面哭，他们已经被吓坏了，那样一来，就更不知所措了，我还算什么大哥呢。
我自己暗下决心，不管怎样，目前爸爸妈妈不在家，我就一定要照顾好几个弟弟，好让爸爸妈妈放心。
9月2日，街道主任又带着红卫兵来了，喝令我们立刻把户口迁走，全家离开北京。我不知所措，父母都不在，我只得搪塞说：“我们已经划清界限了，为什么也要让我们迁走？”
第二天下午，爸爸由单位派人送回来了，脸色非常不好，一定吃了许多苦，几天未见，似乎老了许多，鬍子满脸，显得很憔悴。
我把街道主任让迁户口之事对爸爸讲了，爸爸说：“既然如此，回老家也好，有你们兄弟四人，加上你妈妈，六口人都是劳动力，也不会没有饭吃。”这时二弟建民说：“街道主任已经让我把户口迁了。”13岁的二弟，不知何时已经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
9月4日，妈妈也被单位派人送了回来，我们弟兄几个团团围上去，问长问短，妈妈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满不在乎地说：“甭耽心，我没事儿！”
见到我们已经迁了户口，便有些嗔怪地对爸爸说：“这么大事儿，怎么也不商量一下。”
爸爸看了我们一眼，谁也没说话。妈妈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默默地帮助爸爸去整理东西。
学海生涯
我打开抽屉，里面放着我珍藏的宝贝——我和弟弟的一百多张奖状。
看着这些奖状，我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上四年级时的第二学期，我被怀疑患了肝炎，被隔离了42天。上学后，老师对我说：“已经临近考试了，这次试题相当难，你如果没把握，不如放弃考试，再重上一年，你考虑一下。”
我上学时，天天盼望着考试。私下里老师对别人说，这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怕考试，他却盼着考试。为什么我爱考试呢？因为我觉得考试是与别的同学比赛的一个机会。这次虽然我有一个半月没有上学，但是我怎肯放弃与同学们比赛的一次机会呢！
期末考试结束了，我五门功课共得了499分，名列第一名。老师觉得很意外，班会上对我进行了表扬。弟弟也与我一样，考了个第一名。爸爸妈妈高兴的合不拢嘴。我们每人捧回来一张大奖状。爸爸找来一个大镜框，把两张奖状都放进去，然后把它高高地挂在墙上。
挂了没有几天，我就把镜框摘了下来，并对爸爸说：“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却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眼望着它就会自满，就不会进步。”
我上了八年学，每学期各种奖状都要获得十来张，但是这些奖状我从来不给别人看，一直珍藏在我的抽屉里。现在我要走了，这张桌子却不能带走，奖状也不能带走了。我含着眼泪一动不动，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堆奖状，在爸爸的一再催促下，才从奖状中间拿出一张北京市颁发的“三好学生”奖状，放进我的书包中。
我知道，从这一天起，我将永远告别了我的学生时代。我再也不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了！我被夺走了学习的权利！
写到这里，鼻子一酸，眼泪却涌了出来，要知道，我是多么爱上学呀！我喜欢所学的每一门课程，无论是音乐、体育，还是地理或数学，我都觉得津津有味。在这里，我学到了各种知识，而且每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记得由于我爱唱歌，那年“六一”儿童节时，我还在北京市少年宫的联欢会上唱了两首歌呢。
我上了八年学，从来没有买过铅笔盒，只有二表哥给的一个旧的，铁锈斑斑的，盒盖却早已掉了。书包是妈妈用一小块一小块的三角布头拼成的，小得只能放书却无地方放本；后来，姐夫带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个绿书包，因为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买的书包只是染成绿色的麻袋片儿，没用几天便烂了，但我用布把它缝上，凑合用。我用的作业本利用率更高，先用铅笔或钢笔写，然后再使它练毛笔字。我用的钢笔是7角5分钱在小铺买的，在当时，是价格最便宜的。
就这样，虽然学习条件比较艰苦，但我却一定要争口气，争取每门功课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学好知识和本领，将来做个好医生，成为祖国栋梁之材，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爸爸妈妈
妈妈似乎一夜未睡，很早就起来，把要带的东西准备好。
我的妈妈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天下最好最好的人。她不仅聪明漂亮，而且心胸宽广，待人善良和气。不仅能吃苦耐劳，对我们也非常疼爱。
妈妈名常尊杰字敬贤，生于1920年旧历十月初十，早年就读于女子师范，虽然己经40多岁了，但你看她卷发披肩，像瀑布般倾泻下来，依然英姿不减当年。
妈妈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看看这儿，摸摸那儿，依依难舍的样子。
是啊，我们这一走，也许永远不会回来，房子虽然很破很旧，但毕竟是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呀！
２０年后我才知道，走那天为了不招惹杀身之祸，妈妈把自己唯一的一枚定婚金戒指藏在了窗台下面的墙缝里。但多年后归来时，这里早已面目全非，金戒指早已不见踪影了。
我们住的这南屋，只有一间半房子，没有一扇玻璃窗，只有一些旧式窗户，上面糊着窗户纸。平时屋里黑乎乎的，由于年久失修，经常漏雨。
记得那是1963年夏天，北京的雨水特别大，我们住的房子到处漏水；一下雨，我们就拿着小盆、大碗到处接雨，床上地上都摆满了，最多那次漏了13处。等到雨停了，外面不下了，可屋中却还在滴水。
我把珍爱的象棋和乒乓球拍藏到顶棚里，幻想着有朝一日回来时，再拿出来玩儿。
爸爸的脸色非常不好，像是一夜未睡。昨天晚上与妈妈念叨了半夜，我记得朦胧中，爸爸把我推醒，手里拿着一些钱对我说：“这是我和你妈的全部工资，一共72元钱，你快把它藏在衣服里，别人谁问你也别说，这可是咱家的活命钱啊！”
我拿起针线，妈妈帮助我把钱缝进里边的衣服里。我用手摸着发硬的衣角，心里觉得沉甸甸的，第一次领会到爸爸妈妈对我的信任。虽然我只有15岁，但是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应当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爸爸名纪敏曾字孝先，生于1918年，在商务专科学校毕业。每年旧历三月初三是爸爸的生日。
爸爸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长得很帅气；我身高一米八，但是爸爸个子比我还要高，肩膀还要宽，身体很结实。
爸爸在前门外一个旅馆上班，每月工资只有62元钱，而妈妈在童装厂每月只有26元钱，两个人一共才88元，就靠这点儿钱，一家六口人要生活，每月还要给爷爷一些生活费；而且我们几个上学还要交学杂费、书本费；爸爸每月精打细算，勉强维持度日。
记得每当学校组织看电影，我去向爸爸要那五分钱的电影票钱时，爸爸便对我说：“等你长大了，挣钱了，自己再买票看吧！”
我知道爸爸没有多余的钱，以后学校再组织看电影时，我便找个借口不去看，也不再让爸爸为难了。
有一次，中山公园对面的大院里放映露天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不能进去看，便用力爬上院子墙外边的一棵树，摽在树上看。虽然累得胳膊酸疼，但是我仍然坚持着全看完了，心满意足的回到家里，爸爸立刻问我干什么去了，搞得那么脏。
原来那是一棵桑树，成熟的黑桑椹把我的白衣服全染脏了，而且很不容易洗净，结果挨了爸爸一顿骂，以后我再也不敢去爬树了。
由于生活的磨炼，我很小就学会了蒸米饭、蒸馒头，而且学会了使用缝纫机，我补的裤子和袜子都很工整，妈妈还教我怎样打毛衣。
我们穿的衣服很多都是别人送的旧衣服，穿破了还要打补丁。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上四年级的时候，妈妈为我和弟弟建民两人各做了一件棕色的灯芯绒夹克，但是我和弟弟谁也舍不得穿，只有过节的时候才拿出来穿，没想到衣服已经小得不能穿了。我和弟弟都觉得非常惋惜，所以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许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这件事。
妈妈为了能省下几个钱，上班从来都不打月票，都是走着去走着回来。我们家住在南长街的最北边，工厂却在西单南面的头发胡同内，走着上班需要几十分钟才能赶到。一年三百六十天，风雨无阻，既使怀孕也不例外，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呀！
在我1２岁那年的９月２３日，妈妈生下了最小的弟弟晓民。当时是秋天，不久天气变冷了，每天妈妈仍然用被子把小弟弟裹得严严的，抱着步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