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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总政治部６月２５日在两河口发布《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政策界限还是很严格的。其中规定：“甲、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的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所有的粮食拿一部分出来卖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去收集粮食。乙、收买粮食时一定要给足价钱。丙、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的同意不应强迫购买。……戊、群众逃跑不在家时，购买他的粮食一定要找得邻近的群众同去，并将价付给邻近的群众，留信给逃跑的群众。”一个星期过后，总政治部发现原订的政策根本行不通。藏民不但全部逃跑，而且坚壁清野。如果还按老政策办，红军很快就会绝粮，乃至饿死。严重的情况来得如此之快，迫使总政治部在７月３日下达严厉的训令。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战斗关头，为着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克服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粮食困难，是具有严重的战略意义的任务。估计到前进路上粮食的更形困难，和胡敌在松潘附近已经把粮食完全收集，和番人的坚壁清野，更必须决心用大力来克服粮食困难。各部队政治部必须发动连队用一切办法，如没收、搜山、收买等收集粮食。”
在这片广阔荒凉的土地上，一场为粮食、为生存而战的斗争开始了。
红军在藏区搜集粮食的具体过程，一、四方面军都没有留下完整的记载。红二方面军长征结束后，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给中央写了一个详细的《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谈到在藏区筹粮时的情况和对策，他说：
在番区解决给养，我们感觉番区粮食的缺乏，和群众的藏匿粮食，以及群众的逃匿山中，使我们在给养上感觉很大的威胁。搜索粮食我们所采取的办法如下：
——搜山：群众和土司头人喇嘛的粮食，大部早已匿藏山上，牛羊亦早已迁避。我们为着解决给养问题，不能不实行搜山。自然我们在搜山原则上是要调查土司头人的粮食或牛场，而征发其一部分，尽量不侵犯群众的利益。但实际上在山上是万难见到群众，无从调查与分别清楚，有时番民武装掩护这些粮食或牛场，经我们射击，即已逃散一空，也弄不清是谁的，所以实际上在搜山时是侵犯了群众利益的。
——挖窖：番区粮食有许多是埋在房子里、土里、夹墙中与偏僻的地方，我们因粮食困难，一到宿营地即实行挖窖，搜得了不少粮食。
——借贷券：我们在搜山、挖窖所得的粮食是完全不知是谁人的，给钱无法交给谁手。我们才入番区时，如群众未在家吃了他的粮食，有的将钱放在经堂内，写一个条子给该主人，有的交给当地某一喇嘛。结果部队先行后进，有的番民乘前梯队走后，即乘机乱搜。事实上这些钱不知落在该家主人没有，因此我们由供给部印发一种借贷券（内容是：因取粮食时主人已逃，钱不便交与谁人，特按所吃粮食定出价格，说明以后如遇任何红军，即可持此券去接钱），在搜山与挖窖获得粮食如无主人时留下此券。
——购买：如群众或喇嘛在家，我们对他们的粮食一般的是用钱购买的。我们在噶多寺首先得守家喇嘛的许可，在寺内进行清查，并召集喇嘛开会，经过通事说明向他们购买的理由，取得其同意，动员他们帮助集中，按价给钱。
——乐捐：经过通事向喇嘛寺鼓动，结果喇嘛寺有自动乐捐的。（如中甸、白玉、噶多寺）
——赔偿价格：收集粮食后有些群众，有自动回来的，有因宣传回来的。群众回来后即召集茶话会，经通事向之宣传鼓动，并赔偿其一部分钱，这样群众是欢喜的。（如在党村、中咱）
——要求赔偿：我们在仁波寺时该寺喇嘛的顽强抵抗，我们死伤数人要求其赔偿（多少粮食），结果他送来了一些。
第一部分第４章：陷入困境（2）
应该指出，红二方面军是最后经过藏区的，此时藏民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对红军的态度已经有所缓和。在此之前一、四方面军在藏区筹粮时，采取的方式与二方面军大体相似。但是他们与藏民的冲突却要激烈得多。从当年各方面的记录和回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四方面军在那里的遭遇。
林伯渠，当时的红军总供给部长，负责着全军的粮食征集、发放工作。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８日到达懋功后，立即领导开展筹粮。第一天，６月１９日筹集１７万斤。第二天筹到４１万斤。然而好景犹如昙花一现，这一带有限的存粮很快被收光。６月２４日林老的账上仅收麦３０斤、猪１只；２５日收粮２８０斤、大米８斤。此后整整一个月，林老的日记上居然没有粮食的入账！（有可能是各部队都在自行筹粮）在７月３１日的日记上，林老焦虑地写道：“筹粮与分粮，到极紧张时。”
粮食筹不够，但人是要天天吃饭的。十万红军面临严重的饥饿威胁。谁也不愿坐以待毙，各部队都行动起来，投入搜索粮食的战斗。
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是先头部队，萧锋是军团直属队的党总支书记，６月２６日他们刚开始北进，部队就缺粮了。“战士、干部都吃不饱，腿没有劲。”６月２９日，部队行军到了梭磨。“这里的村子较大，有二百多户居民，青稞麦的长势较好。部队原地休息、筹粮。”但是“藏民躲的躲，逃的逃，把粮食都藏起来了。为此，大家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搞粮食。炮兵连司务长率战士挖到一个地窖，找到了上百斤腊肉和许多粮食。主人不在，留了借条”。消息传开，各连队纷纷仿效。７月２日到康猫寺宿营后，“各单位分头筹粮。工兵连挖地窖，搞到一千多斤粮食”。
村庄里的粮食很快被搜罗一尽，红军战士又分头四下活动，寻找藏匿在野外的藏民和粮食。在婆罗子，一天，萧锋带着警卫连到几十里外的青山找粮。“途中，在半山坡，忽然看到山洞里跑出四个大人一个小孩，黑乎乎的拼命往山下跑。我们走到洞里一看，留下四袋青稞麦。我们打了张借条：你藏的四袋青稞麦，红军借用一下，等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借走了人民的粮食，心里真难过，可是又没有别的法子。”
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亦念住了十几天，藏民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很有限，不够红军几天吃的。当时任１１团团长的王平回忆：“部队没有吃的，不得不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德怀）军团长说：‘一听到这些牲畜的叫声，我的心就跳。不宰吧，部队又没有吃的，实在是叫人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驻地外边喊：‘红军，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了，我们就得饿死！’听着这些喊叫声，更是叫人揪心。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违心地这样作。”
德国顾问李德当时随红一方面军行动。他在回忆录中描述道：“至于我们和当地民众的关系，比起从泸定到懋功的行军途中还要恶劣。严格地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我们在懋功以南还偶尔能遇到一些居民，虽然几乎都是川西人，那么在懋功北面就根本不见人迹了。村落和院宅被遗弃了，贮存的粮食被收藏和搬走了，牲口也被赶走了，周围根本没有可以买到或者可以从地主那里没收到的东西。不论人家愿意与否，我们不得不拿走所搜出的一切，甚至最后一粒粮食，并且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派征粮队进山，去逐猎散游的牲畜。我们越往北走，给养情况就越发严重。”
红四方面军战士们的眼睛盯着藏族土司的碉楼和喇嘛庙。这些金碧辉煌的巨大建筑物与荒野中贫民的破烂小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藏民眼里，土司宫和喇嘛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而在红军战士看来，那里的财富都是剥削来的，都属于该打的土豪。一路上，这些土司宫和喇嘛庙给红军带来了两大好处：一是房子大，可以给几千红军当宿营地；二是粮食财产多，可以补充给养。
萧永正，当年的红３０军供给部粮秣科长，曾有过一次传奇经历。部队快要到达毛儿盖时，总供给部长林伯渠开了一张６０万斤的领粮条，让他带一个运输队去某地领粮。他带着各师的运粮队共２０００人马，兴冲冲地到了指定地点，没想到粮食已经被先头部队领完了。萧永正顿时着急上火，这关系到一个军的生存，责任重大啊。他们被一方面军的同志领到一座巨大的土司住宅里休息，这座依山建造的高大石楼，足够容纳几千人。萧永正还在为粮食发愁，突然，奇迹出现了。他回忆：“正当我上楼的时候，给我管马的小鬼急急忙忙从楼下跑上来对我说：楼下发现了一个洞，黑乎乎的，一眼望不到底，好象是个无底洞。我跟小鬼下楼一看，原来是石头砌的墙壁和石板地之间塌了一个口，一眼看去，漆黑一片，深不见底。我点着火把，踩着梯子朝下走，走下去几丈深的地方，我很敏感地嗅到谷物气味。心里猜想，这里准是个很大的粮窖。倒是小鬼眼尖，看清了里边的东西，他惊呼起来：‘粮食！粮食！这么多粮食！’我们将火把举起一照，果然是金黄一片，都是上好的青稞麦。小鬼高兴地在‘麦海’上翻身打滚。穿过‘麦海’又出现了一间地窖，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整只整只的腊猪、腊羊及整块整块的腌猪肉和牛油，而且还有不少布匹。”当时大家激动的心情，如同阿里巴巴发现了四十大盗的宝藏。于是，土司的全部储藏，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