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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理，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陈昌浩一错再错，不但没有为西路军挽回名誉，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陈昌浩在会上作检讨。毛泽东在发言中基本重复了３月批判张国焘的那些话，指出张国焘路线实质上是逃跑主义、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因“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山西抗日前线，批判张国焘路线告一段落。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陈昌浩则继续反省。１９３９年８月周恩来去苏联治疗右臂，陈昌浩随行离开延安，去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审查。
第五部分第２４章：张国焘出走（1）
张国焘家人团聚——陈云组织西路军干部学习军事技术——邓发在新疆主持批判张国焘路线——李特、黄超之死——张国焘出走——周恩来等对张国焘进行最后挽救——张国焘叛变——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
“七七”事变后，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国共合作新局面的形成，使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１９３７年８月，根据国共双方谈判的协议，决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分三个师奔赴抗日前线。后方组成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因林老去西安搞统战工作，张国焘又做了代主席。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张国焘在边区政府主管一些后方工作。如征收公粮，抚恤军烈属、残废军人和管理边区财政事务。张国焘情绪低落，很少管事。日子过得很无聊。虽然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很多会议他也不去。应该指出的是，他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边区政府所在地是延安最好的房子——当年传教士修建的。张国焘住的房间有地板、弹簧床。而当时延安街道只有一些破旧的小房子。绝大多数人上至毛泽东，下至老百姓都住窑洞、睡土炕。张国焘的隔壁住着秘书长伍修权，张国焘总疑心伍修权是中央派来监视他的。后来伍修权在回忆录中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说：“这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分配我去的，其中也确有这么个含义，看张国焘是否搞鬼。……当时我还是尽力之所及放手工作的，对张国焘也保持一定的警惕。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怀戒备，心照不宣。”
在政治上，张国焘是一个失败者，但在个人生活上却得到了补偿。１９３７年９月，与他分离七年的夫人杨子烈得知张国焘的消息后，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延安，与张国焘团聚。杨子烈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张国焘去鄂豫皖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上海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杨子烈没有生活来源，靠劳动自食其力，学会了产科护理。几年来，她一直躲避国民党的搜捕，历尽千辛万苦。但她一直在等着张国焘，没有改嫁他人。她的到来无疑对张国焘是极大的安慰，也使张国焘过上了一段安定的家庭生活。不久，他们９岁的儿子也从家乡来到延安，一家人得以团聚。
在延安，张国焘一家共享天伦之乐。毛泽东忙着指挥八路军抗日斗争。张国焘以为暴风骤雨已经过去，在公开场合，他们相互之间还比较客气。张国焘在党内还坐在前几位上。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５日，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特别指出：“党之所以不可战胜，再一条原因在于有人才，有一批革命的干部。他们才能非凡，智勇双全。朱德、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罗迈、邓发、项英、徐海东、陈云、林彪、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萧克同志，还有许许多多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优秀同志，通过所有这些同志的通力合作，创造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这些同志以及正在成长的一代新人，将领导我们走向最终胜利。”斯诺解释说：“由于这些提名似乎同长征的主要提法唱的是反调，以前我没有使用它们。但今天看来，这些话语也许具有某些历史价值。毋须提请读者注意毛排列这些人名的次序，也毋须提请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其中包括那些毛不久之前刚刚与之作过斗争，并将再次与之斗争的人，更不用说那些被删掉的人名了。”
斯诺所指这里被毛泽东赞扬而后打倒的人，包括张国焘。这也表明，毛泽东当时对张国焘的处理是慎重的。还没有把他归入敌人之列。
１９３７年底，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又在遥远的新疆开展起来。这是在中央代表邓发的主持下，在原西路军驻新疆人员中进行的。
１９３７年５月，西路军工委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西路军幸存的干部战士４００余人到达新疆后，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热烈的欢迎和妥善的照顾。他们到了迪化（乌鲁木齐），进行休整。陈云同志非常关心西路军同志，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还为他们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为了在新疆安心住下去，陈云与新疆督办盛世才商量，将西路军人员编为“盛督办新兵营”。盛世才与苏联关系密切，并得到苏联的大量援助，此时对红军的态度还是不错的。有了编制和称号后，陈云把大家组织起来，进行学习。他亲自给大家讲课，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政治时事。这些经历多年战斗的红四方面军同志，大多文化水平较低。陈云的课使他们感到很新奇，很多道理还是头一次听说。如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有人只会说：“无产阶级是穷人，资产阶级是有钱人。”陈云同志运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给大家解释阶级学说。至于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路线是什么，就更搞不清楚了。当讲到两条路线斗争时，很多人误解为敌人在这边是一条路线，我们在另一边打仗就是两条路线。陈云感到，张国焘的愚民政策真是害人，只有把这些同志教育好，才能提高他们对错误路线的认识。陈云对政治学习抓得很紧，但他掌握着一个界线：不谈张国焘路线，也不指责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犯了错误。因此，他与西路军同志的关系相当融洽，大家对陈云都很尊敬。
在学习政治理论的同时，陈云还组织大家学文化。原来在四方面军中，有文化被看成是危险的事。张国焘对知识分子一贯是怀疑和不信任的，对有不同意见的往往是残酷打击，甚至安上“改组派”、“第三党”的罪名杀掉。因此，在广大指战员中形成这么一种观念：“没文化比有文化好”，“没文化一样打胜仗”。陈云耐心教育大家，学文化是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只有学好文化，才能掌握军事技术。大家思想通了，学习很卖力。他们自选教员，自编教材。官教兵，兵教官。李先念政委尽自己的能力，为战士解答疑难问题。后来延安来了几位干部，有几位从苏联回国的干部，也来给大家上文化课。为了将来上抗日前线，他们还学了一些战场上实用的日语，如“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学文化在“新兵营”中形成了一股热潮。
１９３７年秋天，陈云同志向大家宣读党中央电报指示：“严守纪律，安心学习。”根据陈云与盛世才协商的结果，红军战士分成几部分，学习军事技术。据１９３９年的统计，学汽车的６７人，学装甲车的５０人，炮兵８７人，无线电２４人，空军４２人，兽医１０人。还有派往苏联学情报工作的２０多人。他们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克服种种困难，掌握了一门军事技术。回到延安以后，他们多数被派往东北，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第一批炮兵、坦克兵、航空兵的创建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了特种部队，真是如虎添翼。这些成就还要归功于西路军同志在新疆刻苦学习的结果。
遗憾的是，陈云和西路军的同志相处了不到半年就分开了。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４日，一架来自苏联的飞机到达迪化。上面坐着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康生。王明接见了西路军同志，简单讲了统一战线，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话，便叫陈云和他们一起上飞机回延安。大家与陈云依依惜别。
过了不久，中共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来到迪化，接替陈云的工作。邓发来新疆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在西路军人员中开展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他向大家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和主要精神，在大家心里造成了很大震动。虽然他们知道张国焘在延安已经受到批判，但没想到会如此严重。张国焘毕竟是他们多年的领导，他的影响不是一下就能消除的。西路军工委的负责人遵照中央的决议，进行了学习讨论。张国焘平日的错误行为和作风，他们是了解的。１１月２７日西路军工委通过了一个决议，对张国焘路线作了第一次批判。
《决议》指出：两年来一切政治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党中央路线的正确。同时证明了国焘同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机会主义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