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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第２３章：批判张国焘（2）
凯丰的文章旁征博引，使用了大量红四方面军的内部文件。从卓木碉会议记录，到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在《干部必读》上发表的文章，以及红四方面军内部的电报、指示等。说明中央已经比较完整地掌握了张国焘与中央分裂期间的言论和活动情况。这篇文章是全面批判张国焘路线的序曲，高潮还在后面。但是凯丰的文章中把四方面军贬得一无是处，把这个人数众多、有光辉战绩的红军队伍丑化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是极左的，带有强烈宗派主义倾向的。这也为批判张国焘路线中的扩大化倾向开了先例。
张国焘虽然离开了部队，但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影响不可低估。此时，西路军还在河西走廊血战，陕北的４军和３１军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部队，在红四方面军中批判张国焘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是否会因此而引起部队的混乱和失控。毛泽东感到没有把握。他需要掌握第一手资料，切实了解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思想情况。１９３７年２～３月间，他派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以考察部队的名义，到二、四方面军走了一圈。
罗瑞卿认真地执行了毛的使命。名义上是考察二、四方面军，但重点在四方面军。从２月下旬起，罗瑞卿白天察看部队的训练、生活和政务思想情况，晚上听取各部队首长的汇报，还找一些主要负责人单独谈话。紧张地走了一个月，３月２２日，他在庆阳步校给毛泽东、张闻天和林彪（红军大学校长）写了一个长篇报告。
关于四方面军的基本情况，罗瑞卿指出：会师后“在干部中，在领导干部中，在一般党员中，在战士中，并没有了解党的路线的正确与过去四方面军领导上路线上的错误”。罗瑞卿强调：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具体的例子是，当与大家谈到“南下北上”的问题时，大多数人认为“南下北上”都是对的。
罗瑞卿承认：四方面军部队的成分是极好的。来自鄂豫皖和通南巴的占全军百分之八十，连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鄂豫皖的老红军。战士体力强，天资聪明活泼。若有好的教育，可以出大批的干部。但是政治水平很低，有的人对揭发过去的错误不满，因为他们对（张国焘）个人的迷信超过了对党的认识很远。政治工作虽然建立了一些制度与组织形式，然而工作的具体内容还很差，有的甚至没有。
罗瑞卿的报告最后说：“有些干部目前不负责任，甚至烦闷。我想大约也有以下几个原因：１． 过去的积极，一般强制的成分多，而自觉的成分少；２． 旧的强迫管理的方式去掉了，还没有新的方式代替；３． 对于过去的艰苦发生恐惧与厌倦；４． 过去只认识个人，一切寄托之于个人身上，现在还没有以党的观念代替对个人的迷信。”
罗瑞卿的报告反映出四方面军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关键是张国焘的影响依然存在，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还没有认识到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与张国焘划清界限，真正站到中央的立场上来。因此，必须对张国焘进行彻底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仅是张国焘个人，各级的干部也都有自我检查的必要。
此时，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也感觉到沉重的压力。从上级派人来考察部队，４军和３１军领导人的变动，以及中央转发张国焘的检查和凯丰的文章，都是一场党内重大斗争即将开始的前兆。西路军的坏消息不断传来，当３月中旬，援西军政委张浩宣布西路军失败的消息，４军和３１军的干部战士都痛哭起来。有的人终日情绪低沉，打不起精神，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
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极为痛心，他感到：“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了一副骨头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脊梁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西路军的失败在陕北引起强烈反应。自１９３５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西路军的失败是红军遭受的最严重的损失。中央当然要追究责任。在陈昌浩电告中央西路军失败的十余天之后，１９３７年３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２３日到２６日的议题是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从２７日到３１日则是以批判张国焘路线为中心议题。
出席会议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博古、张国焘。候补委员凯丰。
红一方面军负责干部彭德怀、林彪、萧劲光、罗荣桓、林伯渠、陈赓、董必武、刘亚楼、蔡树藩、莫文骅。
红二方面军负责人贺龙、任弼时。
红四方面军干部周纯全、何畏、傅钟、倪志亮、王维舟、何长工、邵式平、廖承志、朱光、罗世文、谢富治。
原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干部郭潜、李中权、罗华民。
原陕北红军负责人高岗、郭洪涛、戴季英。
四位红军女干部：康克清（朱德夫人）、刘群仙（博古夫人）、金维映（李维汉夫人）和李坚贞。
列席会议的还有：吴亮平、冯文彬、刘长胜、杜理卿、徐特立、周兴、王林、王观澜、齐华、胡耀邦、曾希圣、刘胜连、张振坤、谭家述、谭玉林、杨秀山、余黛生等。
有几位重要人物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当时在杭州与国民党谈判；刘少奇在天津领导中共北方局的工作；邓发去了苏联。林育英在会议召开前不久，被派往外地搞职工运动。张国焘几次找张闻天，要求让林育英出席会议。因为林育英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调解人，也是最重要的知情人。如果没有他在场，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但是张闻天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
３月２７日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张国焘作检查。他承认自己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犯了路线错误、退却逃跑错误、反党反中央错误，承认自己对民族革命运动、中央红军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因而悲观失望，主张退却。对北上问题，承认自己对中央的方针发生怀疑，承认后来由于朱德拥护中央，广大干部拥护中央，促使他有了转变。但是北上以后，又改为西进，仍是对民族革命运动估计不足。他表示要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还没有认识的问题，也要很好地检查一下。
朱德总司令发言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并叙述了他在南下时期同张国焘进行的斗争。他说：张国焘从鄂豫皖时期开始，就完全成为个人指挥党。他不相信党，不相信阶级，只需要个人的党，不需要布尔什维克的党。因为党和红军都是有组织原则的，而国焘不要这些原则。在会合时，他对中央极不尊重，自以为是列宁主义。这是他反党反中央的来源之一。自从宣布中央逃跑后，他更蔑视中央。后来召集会议反对中央，我说：“我是总司令，我便不好参加。”国焘骂中央，当然我也是在被骂之列。从阿坝会议到松岗（卓木碉）会议，反党反中央的罪恶他做了不少。在松岗会议我指出：“不要与中央对立。”当与二方面军会合时，他们要向二方面军去宣传中央的“错误”。我说：“不要宣传。无论如何，弼时是宣传不到的。”他不信，而且发火，说我向他进攻。
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朱德最后说：“国焘同志是老党员，但是他的思想是机械唯物论，只看形式不看内容。我希望国焘同志承认错误，应该以列宁主义为中心，以党放在前面，不要忘记了党。只有相信党才能领导革命，脱离了党的立场是没有出路的。”
朱总司令的话有理有节。对张国焘过去的所作所为，朱德是见证人。他所揭露的完全是事实，张国焘抵赖不了。但是朱德以宽厚的胸怀，向张国焘伸出挽救之手，耐心帮助他认识错误，以改正错误。比起南下时张国焘对朱德的侮辱迫害，更显示了朱总司令的高尚品德。张国焘对朱德是口服心服，即使在几十年后写回忆录时也没有否认这一点。
任弼时同志在发言中批判了张国焘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分裂行为。他指出：张国焘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前就召集会议作布置，只准大家说一方面军坏，不准说四方面军的缺点。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就派人送来攻击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文字材料，还派了一个“委员会”到二方面军做反中央的宣传。后来张国焘还下令要把六军团交给他指挥，并准备调换二、六军团的领导。还坚持要召集二方面军的干部会来求取一致。二方面军领导对张国焘进行了抵制，向张国焘指出他不承认中央领导的错误。任弼时说：张国焘是不想和一方面军会合的，到哈达铺后，张国焘提出由齐哈玛过黄河。经二方面军领导反对，他才放弃了原来的企图。但是张国焘还是想用主力出夏、洮，基本企图是过黄河以西，拒绝与一方面军的会合，又遭到大家反对。任弼时回顾历史说：“八七”会议前后，张国焘不同意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斗争；南昌起义时，他想阻止起义；“六大”时张国焘是“右”的代表；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国焘认为是幻想，一点可能也没有。任弼时认为，张国焘长期以来看不到革命的形势，看不到阶级力量的变动。由于他在党内有很深的派别成见，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便发展到了最高峰。他坚持南下，使四方面军力量消耗很大。瓦窑堡会议后，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转变。
几天会议中，发言十分热烈。彭德怀、林彪、贺龙等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康克清揭露了阿坝会议期间张国焘反对中央的罪恶和对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迫害。原四方面军的傅钟、王维舟、罗世文等同志揭发了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