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骶さ亍５绷醪兴玖钤薄⒄藕普辞浊锌赐蠹沂保庑├∏镣蚩嗟募崆空绞棵嵌挤派罂蕖！ �
营救了兰州的西路军被俘人员后，周恩来委派谢觉哉、朱良才在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专门负责收容和查访西路军流散人员。在张掖马家军韩起功旅，也关押着一批西路军人员。其中有红军新剧团的女战士王定国、孙桂英、徐世淑等，还有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刘瑞龙等干部。一天，国民党张掖县长马鹤年来到韩起功部的剧团，见到王定国等人。说：“红军打高台时，我是高台县长。你们董军长、杨主任待我很好，把我放回来。现在我要优待你们。”女红军们谁也不敢相信他，马鹤年解释说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失去联系脱党，但对红军是同情的。根据王定国提供的消息，马鹤年到监狱看望了刘瑞龙等人。他还受中共委托寻找陈昌浩的下落，并将情况都报告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朱德总司令向国民党当局指名道姓地要刘瑞龙等人。国民党瞒不住，只好通知马步芳放人。一位同情革命的进步医生高金城也来到张掖，借看病机会收容流散红军。王定国等几个女红军被他要到医院当护士，脱离了韩起功的控制。西路军在张掖的地下党支部就在高金城的医院里活动。在高金城掩护下，许多西路军战士和伤员都从这里转往兰州，回归革命队伍。而高金城本人则被韩起功派去的杀手暗害了。１９５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在张掖为高金城先生修建纪念塔，追认高为革命烈士。谢觉哉同志给高金城夫人的信中说：“金城先生往年负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使命去甘州做收容工作，由于热情奔放，严肃认真，负伤战士赖以获得安全。但他因此为匪帮所捕而光荣牺牲了。他对人民事业的忠诚是值得尊敬的！”凡是在红军危难时期为他们做过好事的人，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西路军失败后的一年内，陆续通过各种途径回到陕北根据地的约有６０００人。流落在青海和河西走廊，活到解放后的约有１０００人。西路军过河时的２１０００人，至少有一多半长眠在祁连山下的荒原上，这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遭受的最大损失。但是，西路军到底没有全军覆没，以李先念、李卓然等同志为领导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把西路军剩余的４２０人带到了新疆。
第五部分第２２章：历尽磨难与艰辛（3）
石窝会议后，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成员李卓然、李先念、李特、黄超、程世才、曾日三、曾传六、李天焕带着总部机关和３０军剩下的１０００余人也开始行动。程世才回忆：“上级与我们脱离时，只简单告诉我们的任务是自找出路打游击。但在惨败后既无饭吃又无向导，做起来很困难。而且任务也不明确，究竟打到哪里，将来怎么办？另一方面敌情仍很严重，敌人离我们很近，如果不迅速行动脱离敌人，就有被敌人最后消灭的可能。我们决定首先第一步摆脱敌人，便马上从石窝南下，钻进大山。经过极端艰苦的两三天行军，到白大坂后，就将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部队天天要行军，伤病员走不动。８８师师长熊厚发左臂被打断后，因为缺少药品，伤势恶化。胳膊肿得老粗，伤口化脓，动一动就痛得钻心。他对李先念、程世才说：“我要是再走，就得死在路上，个人死了没什么，给部队增加多少累赘。首长，部队要赶快前进，把我放在这里吧。”身负重伤的“夜老虎”团长邹丰明和政委黄英祥也要求留下。李先念等一听，眼泪就禁不住往下流。他们都是朝夕相处的战友，打了多少硬仗，今天却到了生离死别的地步。大家在一起抱头痛哭。但是熊厚发坚持要求留下，他要把生存的希望留给战友。他对李先念说：“我留在这里，你们去打游击。只要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将来回到延安，我还是共产党员。”李先念只好给他留下一些药和吃的，派一个排留下保卫他。把他们安排在一个石崖底下，挥泪告别。果然如同大家预料，不久，马家军搜山时发现了熊师长。一排战士都牺牲了，熊师长不幸落入敌手。马步芳下令将熊师长押到西宁，残忍地把他杀害了。熊厚发牺牲时，年仅２４岁。
３月２３日，西路军工委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当天，西路军工委用仅有的一架电台给援西军和中央发出电报：“据悉树声、张荣所率之队均已被马敌击散，详情不明。先念、世才所部为游击纵队，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多宿雪，无粮食，仅觅一部牛羊肉充饥，势被困。但我们决不灰心，执行中央指示，在自动独立与依靠自力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我们今已到青海之巡堡以北约三日行程处，明晨决继续设法越过祁连山西面，相机到敦煌。因为沿途少数番人先跑，找不到向导，只能用指北针前进。请常给我们指示及情报。最好能由援西军出一部威胁与吸引马敌而便我西进。”
尽管人数越来越少，但大家还是坚持向西走。行军是极其艰苦的。程世才回忆：为了减轻负担，工委只留下一部电台，每个连配备两挺机枪和若干步枪，将多余的电台和枪支都毁掉了。部队“循着高耸入云的祁连山迤逦前进，两边都是白雪茫茫的雪山。我们就在中间崎岖小路上行进。沟内的风很大，虽然那时已是春天，气候仍很寒冷。沿途人烟稀少，只有一些稀疏的蒙古包。行军找不到向导，靠指北针走。吃饭找不到炊具粮食，就用牛羊屎烧牛羊肉。刺刀做菜刀，洗脸盆做锅，探条穿牛羊肉。既无盐吃，有时又无水吃。夜晚在山沟内露营，用枪托作枕头。大家冻的睡不着，有的竟至冻死。战士常不洗脸，浑身生满虱子，有的脸上死过七层皮。还有的伤病员无药可上。加之大家脑子里时刻顾虑敌人追击上来，那时困苦真是达于极点。战士中有悲观情绪，我们就抓紧政治工作，加强部队团结，不断向战士做解释工作。行军时干部都不骑马，让伤病员骑。又找骆驼骑，有的一个骆驼骑五个人”。就这样，他们以超人的坚强意志和忍耐力克服了严寒、饥饿和疲劳，在１９３７年４月５日走出了祁连山，到达酒泉南山中。
在走出祁连山之前，宋侃夫等利用唯一的一部电台，终于和援西军总部负责人刘伯承、张浩联系上了，并要他们转告中央，西路军部队准备向敦煌进发：“估计现有力量，如无外援，绝难在敦煌立足，以因人员饿疲至极，武器弹药已太少，以及地形与敌骑的限性，实无与较强敌人作战的可能。我们慎重考虑前途，只有在敦煌少休息，迅速到新疆，赴远方学习。请转中央，速向国际和新疆交涉。”毛泽东、朱德请刘伯承回电转告西路军工委：“远方对西路军进入新疆赴远方求学问题已经决定了。为此，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在该地迎候你们。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
中央的电报在部队中引起一片欢呼。大家争相转告，四十多天的困苦和迷惑，现在终于有了希望，有了前进的目标。大家的士气重新高涨起来。经过１１天艰苦行军，他们于４月１６日到达甘肃安西东南的石堡城。这时，全支队尚存８５０人。西路军工委致电刘伯承、张浩转中央军委：“为争取先机，我起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调整，即向星星峡进。请设法与新疆交涉并电请远方派人到星星峡接我们，最好由汽车带粮到该地。”
出祁连山进入了平原，考虑到部队太疲劳，需要休息一下。西路军参谋长李特主张打开安西城。工委同意了他的提议，部队向安西城进发。在距安西１４０里的蘑菇台，一位善良的万佛峡道士郭元亨支援红军粮、油、盐和牛、马、骡子。真是雪中送炭，解决了红军的急需。４月２４日，西路军到了安西城边。红军向安西城发起攻击后，遭到了敌人强大火力的反抗。经验告诉他们，城里的敌人比原来想象的要多得多。西路军领导放弃了攻打安西的计划，迅速向西北撤退。
走到红柳园子，敌人又赶上来了。西路军首长命令３０军余部在沙丘上组织抵抗，掩护首长突围。西路军工委成员在警卫人员保护下，一行８０多人骑着马进了大沙漠。担任掩护的原９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与几个战士坚持战斗，把敌人都引过来。当他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曾日三不愿被敌人俘虏，举起手枪自尽了。可叹这位从江西苏区出来的红军老战士，在历尽千辛万苦，只差一步就迈到生存的门口时，就这样牺牲了。令人何等痛心！
红柳园子战斗后，西路军剩下的人更少了。队伍打散了，大家零零星星地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转来转去，互相寻找着。沿路的电线杆子成了他们的向导，向西走，到星星峡去。他们顶着沙漠的狂风，在漆黑的夜里艰难地行进着。走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下午，刘青南、饶子健带着一些战士到达星星峡。山口上有两个哨兵，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当他们回答是红军，一位盛世才部队的军官走上来，对他们表示欢迎。
饶子健回忆说：“此时此刻，我们像是长久在外的孩子回到了家。大家互相对视了一下，人人的衣服破烂不堪，露出皮肉和斑斑血迹。走近一点，看见虱子一团团的蠕动。新疆友军端上水给我们洗脸，每人洗过，盆里的水浑的像酱油一样。”比饶子健他们先走的西路军首长们此时尚未到达。新疆友军派出侦察兵前去寻找，在离星星峡３０多里的戈壁滩中找到了他们。原来他们这支队伍走进戈壁滩后就遇上了大风沙，迷失了方向，只能依靠指北针。在新疆友军的引导下，李先念一行在星星峡与先期到达的西路军战士会合了。清点人数，一共还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