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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的表态十分诚恳，也合情合理，任弼时听了非常高兴，表示一定要在团结方面做出努力。张国焘对任弼时的行动很不舒服，他回忆说：“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觉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但是与徐向前等人的态度不一样，听了任弼时的告诫，张国焘“对于他这种热忱，极为感动。至于他的意见，我当时未置可否”。实际上是拒绝接受。
为了求得党内团结一致，任弼时于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０日向中央发出第一封电报，详细汇报了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况，并就党内团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电报中说：“我到甘肃应得知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争论问题。”“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形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他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１９３６年８月９日，在走出草地后，为了准备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任弼时又向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一电。电报中说：“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昌浩、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的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此外，我已向总政治部提出并已得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军中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在四方面军中应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的印象。须有良好的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准备，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完全兄弟的亲密的团结一致。同时我已向陕北建议，在一方面军中也进行同样的动员和准备。”
任弼时在促成党内团结的同时，还做了许多好事。解救了一批被张国焘长时间关押迫害的同志，其中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廖承志。廖在川陕苏区肃反中被张国焘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加以逮捕。在四方面军极左的环境下，廖承志甚至不敢暴露他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化名何礼华。仅仅因为他会刻蜡版，会画画，张国焘才没杀他，把他一直关在保卫局，当犯人押解着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虽然知道廖承志在张国焘手中，却没有机会见到他。直到１９３６年２月８日才由林育英给张国焘发去一电：“廖承志、曾钟圣（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然而，曾中生已经死了几个月，廖承志还活着。这封电报并未改善他的处境。
第四部分第１６章：再次北上（3）
１９３６年７月，任弼时来到炉霍四方面军总部，与廖承志不期而遇。廖承志回忆说：“那时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以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跟着队伍向炉霍前进，谁也不敢和我打一个招呼。我也不愿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一打招呼就会连累别人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任弼时同志会合了。那是在一个草地的小坡上。我远远看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时同志。我们队伍正从他们面前通过，弼时同志远远看见我走近了，他笑着站起来，走向我这边，和我握手。他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同志吗？我是任弼时。’我那个时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张国焘也很狼狈，他装起笑脸虎似的笑脸，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怎么，你认识他吗？’弼时同志笑着说：‘老早认得。’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这之后我到了炉霍。我、罗世文、朱光、徐以新立即恢复了局部的自由。”
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四方面军立即开始了北上的行军。１９３６年７月３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和４军、３０军为左纵队，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前进。徐向前率方面军总部和９军、３１军为中纵队，由炉霍经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董振堂率５军及３１军一部为右纵队，７月１０日由绥靖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这一次，徐向前、陈昌浩和４军、３０军已经是第三次穿越草地了。
二方面军没有和四方面军一起走。他们在甘孜休息了几天，才跟在后边上路。由于是第一次在川西北高原行军，没有经验，也不适应这里的气候。７月１１日，二方面军由东谷进入草地行军，走了十七天到达阿坝。在阿坝筹粮六天即向包座前进，８月１３日才走出草地到达包座。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称：“这一时期是我们长征中最艰苦的时期。”主要表现在：
一、除阿坝及三数地方有房屋外，其余总是终日走于荒凉的原野，有时还彷徨于深草泥坑。
二、十余天只见先头部队足迹蹄痕，见不到一个人影，向导也没有，总是跟到先头部队宿营地宿营。
三、天气是随时变化的，常常早晨起来天朗气清，忽然阴霾满布，忽然大雨淋淋，忽然下雪雹，忽然白雪纷纷，草地中的雪山是更难过的，又冷又出气不得赢，突然冷冻中，确实死亡不少的红色战士。有时也终日太阳，但虽在夏天也不见如何和煦，不过阳光下行军总算是比较舒服的。
四、沿途死人很多，虽军、师、团的先头部队组织了掩埋队，总是未埋完。有的地方一堆几个，去年的遗骸还有到处横竖于路旁的。
长征中最大的问题还是粮食。尽管二方面军想尽办法筹粮，但是由于前面部队已经把粮食搜集得差不多了，很难再找到足够的粮食。二方面军很快陷入了无粮的困境。
１９３６年６月下旬，为了准备北上粮食，４军军长王宏坤、参谋长陈伯钧指挥陈锡联的１０师去拦截藏族人的牧群。在激烈战斗之后，红军以１０人牺牲的代价，截获了５００头牦牛，１００多只羊。一部分补充了红六军团。但是二方面军同志没有赶牛的经验，十余天后行军到日庆时，因士兵看管不严，疏于检查，致使牛羊全部跑光。战士们慌乱之中只管打枪，浪费了几十发子弹，不但没把牛羊吓住，反而跑得更快。这对六军团真是天大的灾难。全军的粮食很快吃完了，半个月之后到达阿坝，陈伯钧清点人数，死亡近３００人。真是不应有的牺牲。还有一些意外的损失，二军团６师行军到绒玉的山下，没有及早宿营，继续朝山上走。到山上突然下起暴雨，天黑找不到下山路，又没有火烤，一夜冻死了１７０人。
二方面军到达阿坝后，本打算在这里筹集过草地的粮食。但先头部队几乎已经把粮食搜寻一尽，当地藏民也跑光了。正在绝望中，他们忽然发现噶曲河边有四方面军同志看守着一批牛羊，在等待他们。原来这是四方面军设立的兵站，由红３０军一个营看守，负责人是总部四局的杨以山同志。他向贺龙总指挥报告：这些牛羊是朱德总司令下令留给二方面军的，几天前遭到藏民武装袭击，被抢走了一些牛羊，现在所剩不多了。贺龙下令给部队每个人分五六斤肉，作为草地行军的食物。自己却不肯要。原来他是靠钓鱼维持生活。
二方面军过草地，真是困难到极点。甘泗淇说：“后卫部队到阿坝后，还饿死了十余人。沿途饿死的很不少，死尸的口里不少是含起草的。特别是掉队失了联络的战士，受饿的更多。虽然动员了一点粮食临时救济他们，但终于未得到圆满的解决。沿途烧牛羊骨头、牛皮吃的常可见到。”
从阿坝到包座的草地行军中，二方面军多数绝粮。贺龙发现河塘里有鱼，便拿出鱼钩到河边钓鱼。藏民不吃鱼，所以鱼还不少。贺龙不一会儿就钓了满满一桶鱼，虽然没油没盐，煮起来很腥，但毕竟比饿肚子强多了。贺龙通知全军宿营时，尽量去找鱼钓，居然成了他们在草地中谋生的主要手段。
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０日，红六军团到达包座和巴西，终于走出了草地，与四方面军的３０军、５军会合。至此，红军全部通过了川西北藏民区和无人地带，进入甘南汉族农业区。红军又看到了村庄，吃上了饱饭，那些苦不堪言的日子令人终生难忘。唯一值得大家欣慰的是：这次是真正的北上，再也不会走回头路了。大家都怀着一个愿望：和中央红军会师去！
第四部分第１７章：会宁会师前后（1）
国民党军包围陕北——中央筹划战略转移——岷州会议的争论——张国焘准备向西进——朱德的抗争——中央命令四方面军北上会合——四方面军渡洮不成转而北上——红二方面军抢渡渭河——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
１９３６年５月，毛泽东率领红军结束东征回到陕北。没过多久，在蒋介石指挥下，国民党军各路兵马又对陕北根据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