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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光，厉声问他：“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枪顶在彭绍辉胸口上，进行恐吓。朱德坐在旁边气愤地站起来，上前把枪夺下来，对众人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对彭绍辉说：“你回去吧。”示意他赶紧离开。张国焘见朱德干预，便不好再整下去，彭绍辉才幸免于难。后来彭绍辉上将每逢回忆起这件事，都要感激朱老总的救命之恩。
像陈伯钧、彭绍辉这样的高级干部都受到如此打击，其余的中下层干部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张国焘认为中央自己跑了，分裂的责任在中央。他想了想，这似乎是件好事。中央只带走了一、三军团，不过万把人。红军的大多数人马都在他的掌握之下，现在没人能管他了，他就是红军的最高领袖。所以，他一边向四方面军的老部下灌输对中央的仇恨，煽动他们反对中央。另一方面对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歧视打击，有不从命者，就用肃反手段处置。
那几天，朱德和刘伯承忧心如焚，每天都有捕人和冲突发生。总司令部的侦察科长胡底，因为骂张国焘是“军阀”、“法西斯”，被张国焘安上一个“日本天津驻屯军德田派来的侦探”罪名而逮捕了。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罪名呢？原来，胡底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３０年代初，周恩来主持上海中央时，为了建立党的情报系统，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李在上海，钱在南京，胡底在天津。有了这三条内线，国民党的一举一动，都被共产党知道得一清二楚。１９３１年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电报被钱壮飞截获。他迅速赶往上海通知了周恩来，当顾顺章带着国民党特务到上海捕人时，一个个地点都人去楼空。在那次突发事件中，地下工作者为保护中央立了大功。由于顾的叛变，李、钱、胡三人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转入中央苏区。长征初期，钱壮飞在行军途中遭飞机轰炸掉队，在息峰被地方民团杀害。李克农随中央北上，胡底随总部行动，如今这位功臣居然被张国焘打成了“特务”和“反革命”，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尽管刘伯承一再交涉，说胡底没有问题，张国焘就是不理。就这样，一个曾出生入死为党工作的好同志，未曾被国民党捕获，却被张国焘的亲信毒死了。
那几天，阿坝充满了紧张气氛，一点小事就可能引起一场乱子，甚至要人的命。９月１１日，四方面军侦察科的几个兵在房子下面烧火，卫生部长贺诚在楼上被烟熏得受不了，跑出来训人。这些兵就说贺诚捆了他们的指导员，报告了张国焘。夜里来了一群人，要贺诚出来。贺诚怕遭不幸，关着门不出去，他们就在外面鸣枪恐吓。第二天，张国焘召开大会，名为“解决贺诚捆人问题”，实为向朱德、刘伯承施加压力。朱、刘、贺三人走进会场时，张国焘预先布置的警卫就端起枪，把枪栓拉来拉去。斗争会一开始，黄超就喊打。会场秩序大乱，不像开会，倒像打群架。也许因为贺诚是医生，张国焘还要用他，才免遭监禁和进一步的迫害。
第三部分第１１章：张国焘另立中央（2）
９月１５日，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工农红军中党员紧急活动分子会议”（历史上简称“阿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四方面军总部和９军、３１军、３３军的党员干部近千人，红五军团的部分干部参加了会议。３２军（原红九军团）因驻地较远，没人参加。会场上悬挂着“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的标语。由于事先层层作了动员，会议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反中央倾向。
张国焘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一、四方面军关系的报告，指责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率一、三军团继续北上是“向北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自己的南下方针说成是正确的“进攻路线”。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张国焘讲完后，在秘书长黄超主持下，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先后发言表态，拥护张总政委讲话，痛骂中央。
参加会议的有红五军团的人，他们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在这个严重关头，内部出现了分化。军团长董振堂、保卫局长欧阳毅等坚决拥护中央，没有出席会议。也有一些干部认为中央不该把五军团扔下，心里不满，也有人对中央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有意见，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张国焘一边。他们在发言中把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的“左倾”错误夸张扩大，甚至传播了一些小道消息。中央红军内部的倒戈给阿坝会议火上浇油，更激起了四方面军中对中央的反对情绪。
五军团部分干部的转向，使朱德、刘伯承的处境更加困难。斗争的矛头集中在他们身上。许多人在会场上你一言、我一语地乱喊。有的说：“中央北上是错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有的说：“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气势汹汹地问朱德：“你同意中央，把红军搞剩了多少，要交代！”有的要他当众表态反对中央。朱德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面色严峻。张国焘对他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面对这些叫喊和辱骂，朱德十分冷静沉着。他知道这些红军干部都是张国焘给挑动起来的。红军内部出现这样的分裂，令他十分痛心。但他不能责怪这些不明真相的部下，要耐心说服，等待他们觉悟。朱德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中央的决议，我是举了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决议。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讲“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
朱德说到这里，转身问坐在一边的张国焘：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央曾电告你和四方面军，你是清楚的嘛！
张国焘不回答朱德的问题，仍然要朱德表态说“毛、周向北是逃跑”。朱德严肃地说：我再重复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我绝不能反对毛泽东同志，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朱德的话刚说完，会场上就爆发出一片叫骂声。有人冲到朱德面前，骂朱德是“老右倾”、“老乌龟”。（１９３７年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克清提及此事，还是满腔怒火）刘伯承实在看不下去，高声说道：“你们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这下又引来一片叫骂：“好！你把党的会议说成是审案子！”斗争矛头又转向刘伯承。刘伯承看他们不讲理，干脆不说话。有人又对朱德高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吧！”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你们既然坚持南下，那我就只好跟你们去。”这些人赶不走朱德，又跳着骂：“你又赞成北上，又要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有人喊：“不让他当总司令了！”
张国焘眼看部下闹得差不多了，才出来缓和气氛。他没忘掉自己的身份，只要把底下的人鼓动起来，用不着他在前台骂人。他对今天的会议相当满意，更无所顾忌了。
朱德和刘伯承从会场出来，心情十分沉重。党和红军中发生了这样的分裂，又是在长征途中，实在令人痛心。朱德对刘伯承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跟毛主席革命嘛。事情总会搞清楚的。”他们丝毫没有埋怨中央抛下他们，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火冲冲地说：“搞几棵枪打起走！”刘伯承说：“你晓得什么，不准吭声！”在这样情况下，除了忍耐，慢慢做工作，等待四方面军同志觉悟，不能采取任何火拼的办法，否则，那只能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最后通过了决议。以张国焘的报告为主题，谴责中央“右倾逃跑”，决定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重返四川建立根据地。在通过《阿坝会议决议》的同时，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还拟订了《大举南进的政治保障计划》，与《决议》同时下达到各部队。几天之内，各部队中召集了不同形式的会议，传达贯彻张国焘的报告和《决议》。
阿坝会议，是张国焘公开与中央决裂的会议。他把中央内部的分歧完全向红军战士公开，利用红军战士的淳朴无知，挑动红军反对中央的政治路线，这种做法是很恶毒的。虽然中央在俄界会议上声讨了张国焘，但范围仅限于中央委员和军队首长。张国焘则是一下就把范围扩大到全军，严重破坏中央的威望，这显然是为他日后宣布另立中央打基础，造舆论。
此时，朱德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如何在困难的处境下，保持和维护红军的团结，保护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不受损害。在阿坝会议的那天夜里，刘伯承得到消息，张国焘和他的军长们开了一夜会，讨论如何对付朱、刘和五、九军团。到天亮才决定不杀刘伯承，软禁起来。五军团要根本改造，让黄超去当政委。九军团要撤换一批干部。
那些日子里，朱德四处奔走，和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谈话，做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全大局，在与张国焘作斗争时，注意斗争策略和方式，避免红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尽最大努力保存革命力量。
他对总部３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说：“现在党内发生不幸，出现了暂时分裂现象。”嘱咐伍云甫转告同志们“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最要紧的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