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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的西北军杨虎城、孙蔚如与蒋介石有矛盾。在西北军内的地下党员劝杨、孙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于是孙蔚如派人来联系谈判。红军派徐以新前往汉中，孙热情款待，与红军约定：以巴山为界。你不过来，我不过去。大家一起对付胡宗南。协议达成后，孙蔚如很高兴，给红军提供了不少方便。例如给红军送去无线电通讯器材、四川省地图，为红军在汉中建立交通站运送物资。孙蔚如的合作，使红军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四川军阀的进攻。但是１９３５年２月，红四方面军准备西渡嘉陵江，与中央红军会合时，为了出其不意，红军突然攻击陕南的宁强、阳平关。尽管徐向前说这次战役是有节制的，“不过是虚晃一枪罢了”。但是红军战士们打起来却是真刀真枪，一家伙干掉孙蔚如六个团，叫孙吃了大亏。直到解放后，做了民主人士的孙蔚如还对此耿耿于怀，向周恩来总理告状。说张国焘不守信用，打了他。周总理说：张国焘的事，当时我们也管不了。陈昌浩回忆此事，也承认陕南这一仗从军事上说是达到了迷惑敌人的目的，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好是坏，值得研究。
四川军阀更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军阀信奉的第一原则是：只要你不侵犯我的地盘，一切都好商量。对蒋介石，他们是不相信的，很怕蒋把他们一个个收拾掉。因此，红军入川后，杨森、刘存厚、刘湘都派人来联系过，希望与红军和睦相处。陈昌浩回忆，１９３３年９月，张国焘对他说杨森派人来谈判，叫他去一趟。张对陈说：杨森要保存实力打刘湘，他想利用我们。我们也要利用他打刘湘，利用矛盾是第一。这时，张国焘的头脑倒是很清醒的。
陈昌浩奉命来到巴中县境内的一个小村镇，这里是红军与杨森的川军对阵的地方。黄昏时，杨森的代表夏炯应约来到。他们谈了一夜。夏炯三杯酒下肚，就骂起了老蒋。他说：蒋把你们（红军）整走，还不是要整我们。夏还提出要和红军平分四川，成都、重庆等好地方归他们，川北归红军。陈昌浩乘夏炯谈得起劲，便向他了解了许多刘存厚、刘湘方面的军事情报，夏炯有问必答，毫无保留。
陈昌浩说：“正谈的高兴时，夏的一个团长派人送来一份电报，字不多纸不大。夏炯把电报还拿给我看，这份电报是用夏给我们的密码本译出的。一般说在敌我谈判中，这样的电报是应对对方保守秘密的，他给我看是有一定诚意的。到天将破晓，会谈才圆满结束。当天我就赶到巴中，我回来后和张研究，张国焘一下就变了，态度很冷。感到我的估计太乐观了，他要趁我们和杨森正在谈判期间不及防备的情况下打杨森，来一个声东击西。我提出这样做会树敌过多，在统一战线上失策，使各小军阀不相信我们。这也会影响到和孙蔚如的关系，应该利用敌人的矛盾中立某些敌人等道理和张国焘争。张说，军事上的胜利是主要的胜利，我们胜利了他们就相信我们了。我执行了他的决定。后来我们打下了营山，杨森还不相信他前方部队的电报，及至弄清了我们确实向他进攻了之后，非常气愤（解放后陈锡联同志当重庆市长时，邓锡侯还向他谈过这个问题，邓也有意见）。后经证明，杨森供给我们的情报大多是真实的。后来打刘湘前或是打刘湘时，杨森还派人来过。我们打得很苦的时候，杨始终没有打我巴州。”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杨森当时对红军是有过帮助的。他把川军通讯密码交给了红军，使刘湘军队的一举一动都为红军总部所掌握，在反六路围攻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底下的红军战士当然不了解其中奥秘，他们把张主席当成活神仙，张说敌人几时到哪里，果然敌人到那时就来了。但是张国焘用政客手段对待杨森，究竟是聪明还是愚蠢？从四川军阀后来齐心协力进攻川陕苏区，与红军死拼，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陈昌浩当时是忠实追随张国焘的，明知不对也坚决执行。但是红军中有头脑清醒的干部，例如总部的参谋主任舒玉章同志就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政策。徐向前回忆：“打完杨森，发生过一场争论。我们的参谋主任舒玉章，与陈昌浩吵起来了。舒玉章不同意打杨森，认为红军和人家的代表谈判过，无论如何不该进攻人家。争来争去，陈昌浩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消灭了杨森那么多部队，缴了那么多枪，取得了那么大的胜利，不对吗？舒玉章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和人家代表说的是互不侵犯，你们打杨森，犯了错误，是‘立三路线’，官司打到中央去，我也保留意见。这下陈昌浩可炸了，拍着桌子说，你是个‘日本特务’，在这里搞煽动，反政治委员！下令：‘马上给我把他捆起来！’结果硬是把舒玉章关进了班房。政治委员决定一切，能随便抓人、杀人，搬的是苏联那一套，害死人哪！后来听说是以‘反革命’的罪名，把舒玉章杀掉了。这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令人惋惜。”
张国焘在通南巴苏区，对内对外都是在执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过两三年时间，把苏区搞得民穷财尽，又受到四川军阀的多方围攻。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也无力再坚持下去了。当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转移时，收到中央来电。张国焘决定放弃通南巴苏区，到川西北去。这时，他的左倾达到了偏执狂的地步。他下令“坚壁清野”，所过之处无论村庄城镇，房子统统烧光。当时的红４军政委王建安回忆：“突围时我在后边掩护，烧了不少房子。因张国焘说一方面军有三十万人，与一方面军会合就是胜利，要把房子都烧掉。敌人来了让他们没地方住，睡不好，赶不上我们。我担任后卫，烧了一些，不忍心，又留了一些。”
张国焘的这种野蛮行为，是完全地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苏区，断绝后路的行为。广大红军战士对烧老百姓的房子是极不赞成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失掉了民心，也伤了红军战士的心。原四方面军干部柯常青悔恨地说：“过岷江我负责烧的茂州，过江后把桥撤掉，红军家属、孩子、地方干部都隔在江对岸，我的爱人也在那次被扔掉了。”
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苏区，虽然是为了与中央红军会合而进行的转移。但张国焘在政治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己的干部；在军事上搞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其结果是早晚要被迫退出苏区根据地。而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是为了与中央会合才放弃通南巴的，责任在中央。芦花会议在没有决议的情况下结束了，中央领导人与张国焘之间不但没有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反而矛盾更加激化。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中央争夺权力的行动日趋升级。
第二部分第６章：沙窝会议前后（1）
红军毛儿盖筹粮——一、四方面军解决粮食纠纷——一方面军干部警惕张国焘的拉拢——夏洮战役计划的制订——沙窝会议——决议强调团结——政治路线之争——张国焘向中央摊牌——中央政治局和红军总部的人事调整——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的担忧
１９３５年７月，除了前方的红一军团和后卫的五军团有些战事，红军大部分处于休息状态。据童小鹏日记的统计，本月行军９天，休息了２２天。对一支连续行军一万多里疲劳不堪的大军来说，确是难得的喘息机会。
休整期间的主要任务是筹粮。田野里的青稞已到收获季节，７月１８日，红军总政治部下令收割藏民田里的麦子。并作下列规定：
（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
（四）只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命令一下，各部队纷纷行动起来。田野里一片繁忙景象。由于上级规定每人要完成三十斤的任务，也就顾不得是谁家的麦子，麦子成熟与否，只管先收了再说。为此林伯渠部长特别规定：“湿麦三斤抵一斤。”第一阶段筹粮（７月５日—８月１５日），收麦连同搜索，共得７３万斤。这已是尽力而为，但对十万大军来说，仍是杯水车薪，不够几天吃的。
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不错了。蔬菜简直谈不上，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警卫员弄来一些从一面破鼓上剪下来的牛皮煮着吃，还开玩笑说，颇有点象海参的味道哩！部队到了毛儿盖，粮食情况才比较缓和了。因为毛儿盖周围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青稞比较多，蚕豆长得很高，藏民养的牛羊也不少。当然，对当时那么多部队来说，仍然只能救一时之急。”
原红四方面军战士宗国治回忆：“毛儿盖本来是一个很小的番区，数百人家，地方很小，拥挤了无数的部队，当时准备干粮是我们全军的中心紧急工作。但该地粮食缺少的很，又值春禾未熟之期，任务是这样的艰巨迫切，怎么办呢？后来就决定采集未熟的青稞麦穗，每天早上八点钟部队全体出动，到麦地里采集麦穗。我们没有任何工具，只得用手指甲将麦穗掐下来，用火将麦芒烧掉，用手搓出少得可怜的麦粒来，再用锅炒干，作行军的唯一食粮。采来的麦穗是作为行军用的，所以我们当时不敢吃，只有采能吃的野菜充饥。记得我连在马塘山担任警戒时，打了一只野牛。全连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