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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样做看来不会有风险。西格尔不直接交易，所有的交易记录都不会追查到他。布斯基也不会被抓住，他是本埠最大、最成功的套利人。他什么交易都做，无论西格尔给他提供什么信息，都可以掺混在各种交易里而将其冲淡。政府有关部门永远难以证实专业套利人在利用内幕信息做交易，当然也难以证实布斯基这样做。布斯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不会冒任何风险。
西格尔没有马上按布斯基的邀请行事。1982年8月26日，即与布斯基哈佛俱乐部之约几天后，本迪克斯公司在老谋深算的威廉·阿基率领下，出价15亿美元对大型军火承包商马丁·马利塔公司发起恶意兼并。西格尔受马丁·马利塔公司之聘组织应对。
这起收购案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阿基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他与玛丽·坎宁安的办公室恋爱和婚姻事件曾被炒得沸沸扬扬，从此他的名字便家喻户晓），而更重要的是，这起较量一开始就很快变成了一场最变化莫测、最艰苦卓绝的收购与反收购之战，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格尔在拯救马丁·马利塔公司过程中采取了积极大胆的策略。在这场战斗中，西格尔被媒体和收购界叹为天才。他在兼并收购俱乐部里的地位止跌回升，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下子窜升到利普顿和弗洛姆的收购事务推荐名单的榜首。
在这次反收购战中，西格尔采取了一种创新性的应对方法，名叫“派克曼”法，这个名字是根据一度非常流行的电视游戏得来的。这是一套最为果敢的应对策略。在“派克曼”应对法中，收购目标公司奋起反击，易守为攻，反身力图把收购者吃掉。虽然“派克曼”法实际上并非西格尔所发明，但在此之前华尔街上很少有人听说过它，其他有关人士也鲜有所闻，而且，这种方法此前从未在如此大规模的收购案中试用过。
西格尔警告阿基，除非本迪克斯公司偃旗息鼓退出收购，否则马丁·马利塔公司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把本迪克斯公司收归帐下。西格尔知道，为了使这种计策有效发挥作用，他必须要向阿基和业界表明，他发出的威胁并不是虚张声势。
一天下午，西格尔正在准备反击策略，突然想起了他和布斯基在哈佛俱乐部所谈的话。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现在需要布斯基助他一臂之力。一般来讲，在收购案中，被收购方的股票价格急升，而对收购方来说，由于预计其资金消耗大增，股票价格会下降。所以，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若出现上升现象，将会传递出一个有力的信息：有非常情况发生。西格尔需要有人对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展开购买行动，推高其股价和交易量。要使阿基尽快感到西格尔的威胁并非虚张声势，最好的方法就是发出这样的信息，即有套利人——特别是布斯基——在恶意囤积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与此同时，西格尔可以为布斯基做些什么。
西格尔拨通了布斯基的电话。他清了清嗓子，以神秘的语气说：“告诉你，我们准备采取“派克曼”应对法。买进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打完电话，他忧虑了片刻，觉得自己不应该在电话里说这种事，如果布斯基的电话被窃听怎么办？但他很快就沉浸到这场战斗的激动里。他看了看股市行情自动收录纸带，看到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立即现出大量套购的迹象，价格正如他预期的那样不断上升。不久，华尔街和媒体都议论纷纷，认为马丁·马利塔公司真地要以牙还牙地进行反击。
几乎每个人都被相信了，除了阿基。他拒不退却，并逼迫马丁·马利塔公司以自己的15亿美元的发盘对发出的威胁做出补偿，同时迫使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升得更高。这场较量使双方都元气大伤。伤痕累累的本迪克斯公司最终成为其他公司的收购目标，联盟公司和联合技术公司竞相对它发起收购，最后联盟公司获胜。在这场收购与反收购之战中，如果说有胜利者，那就是马丁·马利塔公司，它虽然在财政上受到严重削弱，但最终冲破重重困难，粉碎了收购者的美梦，维护了自己的独立。为此，西格尔受到该公司的感谢和公众的赞誉。
布斯基在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上赚了12万美元，按照他的交易规模，这是微不足道的一笔钱。但是，他买进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是根据西格尔的吩咐做的，所以，这笔钱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笔没有风险的收益。
那年年底，西格尔给布斯基打电话，索要15万美元的“红利”，布斯基表示同意。西格尔算了一下，他每年的日常开支（包括孩子的保姆费、管家费等）为8．5万美元。本迪克斯公司一案后，他没有再给布斯基提供内幕信息，他也不知道布斯基在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上赚了多少。但是，他认为，这一年他给布斯基的贡献值15万美元，其中包括他给布斯基提供的所有合法建议的价值。西格尔觉得，跟布斯基商议他的“红利”就如同跟德农齐奥商量他的奖金。
“这钱你想以什么方式要？”布斯基问。
“现金。”西格尔回答。
“这有点不好办。”布斯基说，“别的方式不行吗？能不能我替你做投资，比如投资在房地产上？”
西格尔坚持要现金。他不想有任何麻烦，不想要日后能追查到的东西。
布斯基勉强同意了：“给我些时间把它理一理，过些天给你。”
过了几个星期，圣诞假期结束了，时间进入了1983年1月。一天下午，西格尔乘出租车赶往广场饭店。他下了出租车，从饭店东侧的一个旋转门进去，来到华美的丽人大厅。按照布斯基的安排，西格尔在这里等一个给他送钱的人。他们没敢把约见地点安排在邻近的棕榈厅，过一会儿一个四重奏弦乐队要在那里给品茶的女士们演奏沙龙音乐。西格尔四处把望一下，发现了那个布斯基派来送钱的人，这时西格尔突然打了一个寒战。
那个人就像间谍小说里的人物。他黝黑的皮肤，身材结实、有力。布斯基说他在伊朗时知道间谍是什么样的，他还说过他就是一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西格尔能信任他吗？
大厅里人不多，那个人很容易就认出了西格尔，并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
“红灯。”那人走到西格尔旁边时低声说。
“绿灯。”西格尔说。他是按照布斯基的安排说的。于是，那个人把拎着的手提箱递给西格尔。
西格尔径直回到他在东72街的公寓。他关上门，放下手提箱，急忙把它打开。在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一捆捆的百元钞票，用恺撒宫的卡西诺带子扎着。
西格尔直盯盯地看着这些钞票。一切都顺顺利利地过去了。这些钱现在是他的了，是他挣的。他应该感到心花怒放才是，但他没有，反倒觉得有点不舒服。他坐在那里，两手托腮，等着这阵不适过去。
第二章
掠食者的集会（1）
“给我叫米尔肯。”米尔肯的秘书苏·科克兰在电话里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命令她。她回答说米尔肯正在忙。“少对我撒谎，”对方厉声道，“不要给我胡说！快叫他接电话。”
又是布斯基，又嚷又骂。科克兰和同事珍妮特·常都讨厌接他的电话。每次他的电话因米尔肯忙而不能马上接通，他就指责她们撒谎。米尔肯通常都很忙，如果赶上这时候，布斯基就每隔两三分钟一打，简直像发疯一样。当秘书们被骂得受不住时，沃伦·特莱普或其他人可能过来帮助，想先替米尔肯接一下，但布斯基只跟米尔肯说话。
到1983年年底时，布斯基和米尔肯一天要通两三次电话。他们的时间安排配合得很好，当布斯基上午七点到纽约的办公室时，米尔肯在凌晨四点（美国西部时间）到达贝弗利山的办公室。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到办公室后第一件事就是互相通个电话。他们知道，当他们的对手们还在床上酣睡时，他们已在忙着研究对付他们的策略，他们似乎从中获得一种满意感。他们两人互相吹嘘自己睡眠少，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米尔肯助长了布斯基的远大梦想——一个可能借助米尔肯的力量来实现的梦想。
布斯基与许多人的密切关系都是从电话里开始的，与米尔肯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两人是通过斯蒂芬·Ｊ·康威认识的，康威以前是纽约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的一位投资业务员。1981年，一家猎头公司给当时还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工作的康威打电话，说有一位著名套利人想雇一个投资业务员，他看上了康威。“这个套利人是谁？”康威问。猎头公司说暂时保密。“如果是布斯基，或许我有兴趣。”康威说，“如果不是，就件事就算了。”这个套利人正是布斯基。
随后，布斯基和康威进行了多次面谈。“在套利行业我已经成功了。”布斯基解释说，“今后大的机会将出现在股权买入和抢占战略位置方面。”布斯基已经获取了一些这样的机会，他是融资买断（LBO）基金的主要投资商，该基金的管理人西奥多·福斯特曼也在布斯基股份公司有投资。布斯基还与亨利·克拉维斯走得很近，克拉维斯是科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公司的领头人，该公司一个是成立不久的融资买断公司。布斯基解释道，做融资买断业务有助于“投资多样化”，使他“不用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布斯基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商业银行家”。商业银行家是英国叫法，指在其他商业公司里拥有股份的投资银行家，布斯基认为这个叫法体面。布斯基称他对“绿票讹诈”的做法不感兴趣。“绿票讹诈”是一种反收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