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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陈水扁等人显然面临了政治生涯上的危机，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他们？
■今天我在《民众日报》读到陈水扁在美国发表的谈话。显然，陈水扁在美国也遭受到和在台湾同样的压力——要求他坐牢而不是上诉。他说，在上诉的法庭上他将以沉默表示抗议。无论如何，我很高兴知道他已经明白他做错了事情。他还年轻，不到四十岁，希望他经过这件事情后更加成熟，而不是从此放弃政治生涯。我对他充满了信心。我希望大家仍然全力、热情地支持他，帮助他渡过这难关。（二月六日）
第三部分附录：“蓬莱岛案”的讨论（3）
三、给国民党再一次政治迫害的机会（陈锡福）
“蓬莱岛案”再度暴露了党外的脆弱。
“美丽岛事件”，党外折将损兵，但是国民党得对人民以及历史负责。这一次“蓬莱岛案”，却是党外要面对人民以及历史，虽然国民党仍然是罪魁祸首。
三位被告陈水扁、黄天福以及李逸洋的配偶提出独立上诉，事实上一点都不独立，不必在法律形式上自欺欺人。
为了抗议政治迫害而拒绝上诉，不管任何自由，都不应该自取其辱地给国民党再一次机会，这是最起码的政治智慧！
更何况还有整体党外公信力的问题！
党外有人高叫支持三位被告去上诉，但是事实上，三位被告上诉后，整个党外已像泄了气的皮球。
有人退出支持三位被告的后援会，有人收回义助民事赔偿的捐款，更有人对党外彻底的失望！
党外的反应会这么激烈，最主要的是因为一向最被看好是党外明日之星、一向最具抗议精神的陈水扁竟然也软弱了。
要站在第一线和国民党斗争，就真的要有背负十字架的能力，就要能摆脱自私、害怕坐牢，以及亲情纠缠的能力，否则就应该退出第一线！
党外有人主张现在不要批判三位被告，以后再说；有人则表示不忍心批。
为什么要等到以后再说？不管将来官司结果如何，国民党早已是大赢家，党外出现一次政治大走调已是事实、已是结果，有被强烈指责的必要。
为什么不忍心批？政治人物做错事本来就是应该被批判，更何况有时候政治人物不容犯第二次错。
再不痛定思痛，党外的前途在哪里？党外还会有让人民以及国民党尊敬及害怕的起码政治格调吗？
（二月七日）
第三部分附录：“蓬莱岛案”的讨论（4）
四、我对邓维桢、陈锡福文章的读后感（李敖）
“蓬莱岛案”判决后，当事人黄天福、李逸洋、陈水扁都先后到我家，我站在道义与大义立场上维护，已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事后演变，令我想起黄遵宪的那首《台湾行》。我为王荣文“远流出版公司”编《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三十册中收有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特别选入《台湾行》这首诗，是有深意的。《台湾行》中写台湾人争取自由，总是虎头蛇尾，到头来弄得灰头土脸。《台湾行》最后一段是：
噫吁！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万事反复随转睫。平时战守无豫备，曰忠曰义何所恃？
台湾人在转眼之间反复、转眼之间使你不可捉摸，的确是他们平时根性的问题、“预备”不足的问题。
根性的问题与“预备”不足的问题，在这次“蓬莱岛案”的表现中，已经暴露无遗。
“刑事诉讼法”第三四五条固然明定：“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为被告之利益独立上诉。”但在法理上，这种上诉，是当事人身陷不自由情况下（包括丧失行为能力等），才有余地。但陈水扁他们的人身都好好的，这样子的由配偶上诉，就说不通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四六条明定：“原审之代理人或辩护人，得为被告之利益而上诉。但不得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为什么“不得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这一规定，只规定在律师之类的身上，而不规定在配偶之类的身上呢？因为律师之类不是亲人，难免为了其他原因上下其手，所以特为规定；但配偶之类是亲人，理应不会“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所以不在话下，不特为规定。如今亲人却爆出冷门，公开“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这不是荒唐吗？
一月二十八日“蓬莱岛三位被告家属独立上诉敬告各界声明”中说：
虽然，我们的丈夫在一审宣判之后，坚持拒绝上诉，宣布当初我们并不知情，事后我们也深知他们的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义，因此吾等内心之忧虑与不平，也就一直隐忍未发。但他们可曾体会到，这种牺牲，对我们三位与他们分忧分劳的女性来说，痛苦是何等的深、代价是何等的大！
犹记得方素敏女士在林义雄先生被捕之后，写了一首题名《盼望》的诗，起头就说：“人家说你是好汉，我就哭了，我宁愿你，只是孩子的父亲！”诗的结尾还是说：“人家说你是好汉，我就哭了，我宁愿你，只是孩子的父亲！”素敏姊当年的心境，如今我们更加感受得到。
何况，我们今天以配偶的身份“依法”提起“独立上诉”，虽然与我们丈夫的意思相反，但与他们追求民主、人权的立场与原则，并不相悖；我们今天的决定，不过是在行使我们家庭内部的民主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所赋予被告配偶的基本人权而已。相信，我们的丈夫自会尊重我们的抉择，同时也期盼社会各界，继续给予密切的关注与支持。
三位被告家属说她们“深知”她们的丈夫不上诉，“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义”，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她们根本就不“深知”。因为她们如果“深知”，她们怎么可以在丈夫们走上前去的崇高时刻，不紧追上前，走在丈夫身边，反倒停下来扯后腿？这种荒唐的“独立上诉”，是十足扯后腿的行为，怎么巧辩都没用、怎么美化也没用，神智清明的人，是绝不相信的（当然神智清明的人，也绝不相信这种行为她们丈夫事先不知情、也绝不相信事先不能控制，因为这些丈夫都是有能力左右“家庭内部的民主原则”的）！
三位被告家属还引出方素敏的“好汉”与“只是孩子的父亲”对立论，更十足显出她们的妇人之见，她们真是不识大体也不明大义的！她们这种“心境”，十足会给有“崇高意义”的丈夫一种背腹受敌的感觉——前有老K，后有“哭哭啼啼的妻子”，这种困境下，再要陈水扁他们不三心两意，又岂可得乎？
当然，从根性的问题与“预备”不足的问题观点看，我们不会全怪三位被告家属，她们还需要再教育。邓维桢说“甘地很幸运没有哭哭啼啼的妻子”，这话是错误的。因为在甘地抛弃律师职位、义无反顾的参与独立革命的时候，他的妻子实在也哭哭啼啼过，要他“只是孩子的父亲”而不做他妈的“好汉”。但甘地深识大体也深明大义，他的坚决，感化了妻子，最后他的妻子且死在狱中，成了最伟大的印度女性。这样看来，三位被告家属的错误，其实与三位被告本身的不够坚决有关，需要再教育的，显然不止三位家属了。
最不可原谅的，是“蓬莱岛案”上诉不上诉的纠缠中，一些党外人士的一些混蛋话。什么“尊重家属的意愿”啦、什么“尊重家属本身的选择”啦、什么“家属们上诉，实际是开辟第二战场”啦、什么“见仁见智”啦、什么“拒绝固然是抗议，上诉却也未见得是妥协，端看今后如何走法”啦……真是混蛋得别有居心、混蛋得气人！邓维桢说这是“短视和无知”，是最客气的说法。因为希望上诉这一事实出现，根本是完全符合国民党利益的。二月二日国民党同路人《雷声》周刊透露：
正当家属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有关情治单位也感到事态的严重，除了海外舆论的重大压力外，陈水扁“人权行军”的计划一旦付诸实施，盛况可期，难免不发生或多或少的社会秩序问题。于是，许多情治机构纷纷派出人马，通过各种管道，进行“沟通协调”的疏导工作，希望劝说家属们独立提出上诉。
这一报道，十足说明了上诉究竟符合了谁的利益。“刑事诉讼法”明定配偶“得为被告之利益独立上诉”，但上诉、上诉，上诉到头来，得为的利益却是国民党的，这一上诉的不识大体与不明大义，还不清楚吗？一些党外人士说的那些话，岂不全是混蛋话吗？
写到这里，我要重新引喻“曾子易箦”的故事。曾子临死的时候，他的学生乐正子春、儿子曾元、曾申，都环绕在床边，一个童子在墙角举着蜡烛，忽然说：“华而！大夫之箦与！”（“好漂亮啊！是大夫用的席子嘛！”）乐正子春申诉他，说：“止！”（“你不要多嘴！”）可是曾子吃了一惊，问说什么，童子又说：“华而！大夫之箦与！”曾子听清楚了，说：“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是大夫的席子！是鲁国大夫季孙送给我的，我没来得及换〔我不是大夫，依礼不得用大夫的席子〕。曾元！扶起我来换席子！”）曾元说：“爸爸现在病成这样子，不可以移动，明天再说吧。”可是曾子不肯，曾子说：“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你们爱我，实在比不上这小孩子！君子是用大义爱人；小人却不讲大义，只会用姑息手段爱得人去做错事。我现在还求什么呢？我只求守原则而死，就好了！”）曾子说过以后，就来换席子，刚换过去，还没躺好，就死了！
这个伟大的“曾子易箦”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君子之爱”与“细人之爱”的分际何在。“蓬莱岛案”的前前后后，都牵涉到“君子之爱”与“细人之爱”的分际（“细人之爱”中包含“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