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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8）
我和琼在巴黎的司法宫离了婚，穿过公寓旁的亨利四世广场，就来到了司法宫。巴黎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的查理•；托勒姆极不情愿的我办理此事。他早就认识琼，而且很喜欢她。在1955年的一个下午，我和琼出席以履行法国离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离婚调解”。在司法宫阁楼上的那间破败的屋子里，当地的司法长官按照法律程序，将我们两个当事人聚在了一起，想要说服我们放弃离婚。“先生，”他饶有兴致地用法语问我，“请问您和夫人有多久没有同床共枕过了？”实际上，就是问你有多久没和妻子发生过性关系了？我记不清确切时间了，尽管这根本不关他的事，我还是按照别人的教导说“至少一年的时间”，这其实真的是个比较准确的时间。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几天后，我和琼离了婚。十三年的婚姻，在一片外国的土地上彼此心存隔阂的感情，终于被我们束之高阁。两颗彼此不再相爱的心，我们俩个人可能从来没有真的陷入爱河，那四年分离的时光在我们的情感中留下了无法治愈的无形伤痛。一个七岁的孩子，还爱着并需要自己的父亲，却要独自面对自己不确信、不想要或是不因他而改变的未来。这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吗？一个男人的快乐能比造成这种折磨更重要吗？即使知道，或至少相信，在你的妻子进行更好、更明智的寻觅后，她会找到别的人，更投入地与新欢分享生活、享受人生，你还会离婚吗？即使在想，可是当时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还会不会是自己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或者还会不会成为自己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你还会离婚吗？你惟一能确信的就是，比起在自己父母身边原来的不快乐不稳定的生活，孩子将会从他的父母全新的快乐而稳定的生活中获得更多。
我觉得遵循自己的本性去追随快乐本身就是正确的。不管你是决定改变还是决定再次尝试都是如此，尤其当不改变会带来口是心非，不忠和欺骗时，这样做就尤为必要了。
这个答案永远会是未知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每一条未踏足的道路都不知道会将你引向何方。琼真的找到了她的真命天子——波士顿的律师比尔•；豪斯曼。他对我的儿子本也十分耐心和善，这使得我对他很尊重，也很感激。倘若比尔在我和琼离婚之前没有来往的话，那么他在我心中的荣誉榜中肯定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本觉得这些都是我的错误，他也因此受了苦。后来他子承父业，也进入了新闻界。在阿富汗的维和部队里过了两年节衣缩食的日子之后，他在《喀布尔时报》工作了三个月，从那儿开始记者生涯可不是一个好选择。他回到了波士顿，那里才是他深爱的世界，他作为《波士顿环球报》编辑的表现让我引以为豪。
和平常我感受到压力时的情况一样，我低头俯身，将自己沉浸到为完成下一个目标而努力拼搏。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和汤尼结婚，我为了1956年7月6日的那场婚礼费尽了心力。我们的婚礼在华丽的巴黎市政厅宾馆大厅举行。从那儿延塞纳河而上几个街区，就是协和广场、杜乐丽宫和卢浮宫。我们的婚礼是由一位身材魁梧、满面红光的副市长主持的，他在雷诺汽车的工厂里工作过，他的法语里有很重的俄国腔。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岔开话题开始恭喜我，因为我明显对巴黎的美丽就有很深的感情。我觉得所谓美丽不仅指的是汤尼的名字，汤尼从前的名字安托瓦内特•；平肖，还有我在孚日广场旁无价的住房。
参加婚宴的来宾包括他的妹妹玛丽、妹夫科德•；迈耶，尽管他们已经不常见面，但他们毕竟还没有分手。还有莱昂内尔和托托•；杜兰夫妇、布赫瓦尔德夫妇、托勒姆夫妇、琼•；戴克斯以及《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伯纳德•；瓦雷里。莱昂内尔•；杜兰是我所见过最不同凡响的人，他是我的“助手”，这个头衔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公平，因为在绝大多数事情上，他都要比我聪明得多，而在有关法国的事情上更是如此。《新闻周刊》罕见的提出要增加人手，他们让我去做选择，是要一名秘书还是一个助手都行，但得是法国人（因此他们就能用法郎支付，而且可以少付点钱。）我就选择了莱昂内尔，他明显是我们所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他的父亲是一位海地外交家，他母亲是法国人，他自己娶了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犹太女孩。他又黑又高，长得很帅，人缘极广，尤其对法国文化了解甚多，这正是我孜孜以求的。他原来操着一口带有巴黎口音的法语，这在艺术家中颇为时髦，后来慢慢纠正了过来，口音变得恨纯正。他认识法国新兴电影工业的领导人，和大大小小的电影制片人。对于我和《新闻周刊》来说，他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布赫瓦尔德出任了我的伴郎，还负责了庆典现场的安排。他一直抱怨瓦雷里来迟了。我们从市政厅宾馆到了孚日广场，汽车后面丁丁当当地拖着一长串易拉罐，这是莱昂内尔•；杜兰的好意，虽然他明明清楚在法国没有这种风俗。我们一瓶接一瓶地喝香槟，为我们遇到的奇迹和即将开始的新探险而互相祝酒。
在1956年的9月，苏联总理尼科莱•；布尔加宁和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难得的越过“铁幕”，对南斯拉夫进行访问，自由世界的编辑们各自使出了无穷无尽的智能，派了一堆记者来近距离观察那些人会长得什么样子，包括我在内。问题是我的海外编辑刚刚把我派到了土耳其，去报道一个没有什么人出席的“北大西洋组织南方”会议，这种报道也不会有什么人想看。我在雅典飞机场被羁绊住了，被迫从萨洛尼卡转机到达贝尔格莱德。因为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搭乘的来自莫斯科的飞机和我来的飞机同时到达贝尔格莱德，这给我添了不少麻烦。在苏联领导人的车队威风凛凛地进入市区时，猜猜看谁被迫停留在距离南斯拉夫首都三公里以外的地方吧！
这就意味着，在我通讯记者生涯里，我第一次要写出一份关于没有亲眼所见的事件，而且要把报道写得有声有色。这篇报道还得赶在电视上把这件事给炒得沸沸扬扬前出炉。当时我已经足够老道，能够找到自己足以信赖的“线人”了。“线人”就是临时填补空缺的人。对于那些经常被对手超过的新闻机构来说，这些线人是不可或缺的。我的信息来源是洛斯比•；诺伊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阿历克斯•；肯德里克和那时为《科里尔》杂志工作的塞•；费里丁。在我当场只花了几个小时就弄清楚了情况后，我要面对的麻烦就是住宿问题，因为当时所有的宾馆房间都已经爆满了。当时的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名叫罗伯特•；胡克。他和妻子多莉都是我父母的朋友，但和我并不熟。他们之前拒绝了自己新闻界朋友的要求，包括《纽约时报》的亚瑟•；苏兹伯格，他们极不情愿接纳我，但是最后多莉还是同意了。第二天早上，她还开车将我送到贝尔格莱德，我们在车上担心的是万一大使夫人遇到车祸，会发生什么让人害怕的事。想想吧，万一大使夫人遇到了交通意外，而且只穿着拖鞋，睡袍外面只披了件外套，别人看到这番场景该作何感想。
苏联人终于前往戒备森严的布里俄尼岛，和铁托元帅会见，但是在他们去那儿之前，先访问了萨格勒布，然后往北到了布雷得，那是位于原奥匈帝国腹地的一处风景名胜。从萨格勒布到布雷得的驾车旅行的一路欢声笑语不断，每四名外国通讯记者分乘一辆汽车，汽车由南斯拉夫情报人员驾驶。这些情报人员至少都懂点英语，我们在说到各种反共的俏皮话时，他们也会在一边陪笑。我和诺伊斯、美联社的爱德•；科里和《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比尔•；斯通曼共乘一辆车。我们老是被南斯拉夫的士兵拦下，没有我们司机的帮助，每遇到一个路卡，我们必须自己解释清楚才能继续前进。我们最后推举斯通曼作为我们的首席谈判代表，直到有一次他大发脾气才作罢。他如果是担任首席谈判代表的时候，脸上会带着孩子气的笑容，在一个士兵的眼前晃着他的身份证明，绅士气派地笑着说：“我料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吧？你们怎么可能会知道呢？”我们的司机几乎无法压住自己的笑声，但是我们永远都被挥手放行。
1956年10月28日的清晨，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丹•；阿佛尼打来的，他是以色列大使馆的新闻随员（可能职位比这还要高），他是我做美国使馆新闻随员时认识的朋友和同行。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9）
我能从他短促有力的语调中感受到紧张的气氛。（和很多以色列人一样，他年轻时，曾在英国陆军里服过役。）这种紧张是有理由的。头条新闻都很不祥。在埃及，当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时，在沙漠中划了一条不可侵犯的疆界线。而英国、法国和以色列都准备做出反应，也就是侵略。在匈牙利，民众反苏的情绪已经演发成了反苏的革命。在美国，艾森豪威尔在为自己的连选连任进行最后一个礼拜的宣传。
没有人会猜到10月24日会发生什么：一支包括重型坦克在内的苏联军队占领了匈牙利，肃清了反苏的革命。
在10月29日，以色列打算通过入侵埃及来“清洗埃及游击队员在西奈的据点”。
11月5日，在经过差不多一周的炮击和空中轰炸后，英法入侵了埃及，伞兵分别降落到了在苏伊士河口的塞得港和福阿德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