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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经常旅行。（第一次旅行将是陪杜鲁门总统和佩斯去威克岛，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会面。6个月后，麦克阿瑟将军因为固执坚持扩大在中国的战争而被解职，因为这样做有悖于美国和联合国的立场。当然，那时候我对这些还是一无所知。）
这份工作的报酬很高，几乎是相当于我当记者薪水的两倍。经常旅行对我是有吸引力的（我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期间，最远的一次出差也不过是去了趟匹茨堡，报道了一桩火车抢劫案）。但是我不想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所以我还是拒绝了这份工作。
一天晚上，我被送到斯塔特勒饭店，听乔•；麦卡锡向皈依者布道。我去那里不是为了报道他的演讲，而只需要问他一个具体问题，但那个问题是什么，我早就忘了。麦卡锡的回答可能成为其他记者头版新闻中的一部分。我感觉从麦卡锡那里得到的回答，似乎让自己觉得身处特权阶层。不管怎样，我问完了那个问题。他回答时，还问我是否介意透露我来自哪家报社。我告诉了他。在这位议员暗笑的引领下，屋子里的所有人都窃笑起来。我感到完全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无力维护自己报社和我自己。我是如此渺小，根本不能改变任何事。
就在那之后，我在巴黎的老朋友埃利阿斯•；麦奎德给我写了封信。《新罕布什尔星期日新闻报》已经被卖给里博了，而伯尼•；麦奎德受聘在那里做编辑。埃利阿斯退出了，在波士顿的另一家报社短暂工作了一段，就到政府的外交部门工作了。神奇的是，他已经成为美国驻巴黎使馆的新闻随员，离他朝思暮想的巴黎林荫道距离很近。半年后，他将调任。他写信给我是要询问，如果他和美国国务院的人能够安排妥其他细节的话，我有没有兴趣先做他的助手，再接他的班。
我对成为职业外交官毫无兴趣。对外交部门不多的了解告诉我，那里并不鼓励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低级职员尤其如此，但美国国务院正在尝试让外语不错的记者担任新闻随员。我不愿离开《华盛顿邮报》，因为那里给了我一切想要的东西，我接触到了大事件，有机会了解重要事件。为此，我饱受困扰。琼原来就不想去新罕布什尔，也不想来华盛顿，虽然她能讲一点法语，但她根本不想去巴黎。
没通过美国新闻处的口试，使整个问题变得毫无意义。新闻随员是为外交部门准备的，但在行政上隶属于美国新闻处。当我被问及是否准备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担任新闻随员时，我的回答是已准备好了在巴黎担任新闻随员。那是个错误的回答，但是让我从《华盛顿邮报》辞职，然后去南极洲当新闻随员是绝对不可能。在使馆负责行政事务的官员、麦奎德的顾问格雷厄姆•；马丁的帮助下，我在口试中涉险过关了。格雷厄姆•；马丁日后成为了美国驻泰国和越南大使，1975年4月，他从使馆房顶上逃离西贡，成为自由党派的克星。我已经准备好回答说我无比期待去南极洲做新闻随员，但这次我没有被问到这个问题。
美国新闻处给了我这份工作，我得做个决定了。如果接受这一任命，年薪将达到5400美元，还有一定的住房津贴。最终，我说服了琼和自己，这是我们尝试改变，尝试用进取的襟怀对待生活。倘若拒绝这个机会，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我们才能得到在国外生活的机会？我们可能再也不会得到在巴黎这么好的地方生活的机会了。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我的新闻随员生涯（1）
1951年6月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们带上全副家当，在纽约登上了美国号轮船。我再过两个月就要步入而立之年了，而我的儿子本还不到三岁。我一想到自己即将在历史的这样一个富有意义的时刻，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度开始人生新的篇章，就激动不已，同时又感到忧心忡忡。我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是谁，开始洞悉自己人生的意义，忽然我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得好听点，我对自己成为一名出色外交家可没多少信心，我也不认为能有多少外交家会欣赏我。
琼不愿意告别我们在美国日渐安逸起来的日子，尽管生活中也常有些不顺心的事。我们离开美国主要是因为我。我们口袋里没几个钱，还要租间公寓，给本找所学校，请保姆、交新朋友，我们还不会说法语。这些麻烦让琼倒抽了口冷气，问题是这些麻烦真的不好对付。
我的儿子本倒是无所谓。他对前往法国的这段旅程的惟一记忆就是，我硬把他拉到了船上的游泳池里去游泳。一直过了很多年，他才原谅我了用这种“拔苗助长”的方法教会他游泳。
在出海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时，我们在餐厅遇到了玛丽亚和欧文•；肖夫妇，还有他们的小儿子亚当。这次旅途中和他们的单独相处让我受益匪浅。欧文写的第一本小说叫《幼狮》（1949），这可以称得上是关于二战首部真正优秀的作品。他新近又刚出版了第二本小说《烦恼的空气》（1951），是关于“赤色分子”如何影响局势的。在五十年代，肖一家支持流落在欧洲的所有美国人。不管这些美国人是住在巴黎的勃卡多街（同泰迪和南希•；怀特、安和阿尔特•；布赫瓦尔德夫妇都住在同在一栋房子里），或是在巴斯克乡间巴比里兹附近的小镇圣强德禄兹，抑或在或瑞士的克罗斯德，肖一家都会热情地欢迎你。跟他们进行体育比赛总是会令人出乎意料的紧张，他们家的食物十分可口，好像还有饮之不尽的美酒，大家聊天时总是欢声笑语不断。欧文是我所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经常在网球场上厮杀的健将之一。在他劝说我和他一起从克罗斯德的雪山上滑下来的时候，我总是怀疑他想要了我这条小命。他从来不和你玩像是高尔夫或是壁球之类的游戏，因为他在这些运动上面没有多少胜算。而我一直都很喜欢克罗斯德，肖一家热心、风趣而且还很聪明。
我们仿佛永远也没有可能找到一所公寓，我们一直得和一个小男孩呆在一间狭小的宾馆房间里，房间里的那间浴室就更小了。直到我们在大学街171号找到了一间在巴黎算得上现代化的公寓。那儿离塞纳河左岸只有一个街区，离埃菲尔铁塔也很近。我们搬家没多久，儿子本的身上就出了很多红疹子。我也因此认识了在巴黎为本诊断的“伟大”医生琼•；戴克斯。他喝了两杯马丁尼后，就一口咬定本发了水痘。实际上那些只是蚊子咬的包，因为当时窗子上并没有装窗纱。但自此，琼•；戴克斯和我之间的友谊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他是个不错的朋友，热情而敏锐，精通医术（蚊子包的笑话当然是例外），善于为人处世。
在大使馆里，我作为新闻随员助手的职务一开始，只是向大使馆官员和美国的国务院提供法国每日新闻摘要。埃利阿斯•；麦奎德变成了个花花公子，他穿着萨维尔街量身定制的西服，满怀着对巴黎的深爱。他一顿午饭要耗上半天的时间，有时去打打网球，有时就是大吃大喝，留下我和记者们倾心细谈。美国记者们通常没什么问题要问。那些资深记者同大使和他身边高级助手的关系，比起我来还要铁得多。底层的记者们又问不出什么好问题。英国的记者往往很难打发，他们喜欢炫耀自己的速记技术，并且威胁说要将你脱口而出的每一句话都登到报纸上去。因为我一开始不了解法国人和他们的政治背景，所以给我找了不少麻烦。而且我当时的法语水平还不够好，尽管我得知了一些政策制定者立场的微妙之处，但却无法通过准确的语言表述来让别人理解。
我的秘书是美艳动人的玛丽•；泰蕾莎•；巴罗，她是来自凡尔赛的一名法国陆军军官的女儿，聪明、敏锐、时髦而且幽默。我第一次踏上法国这片大陆是在十五年前，玛丽•；泰蕾莎•；巴罗很乐意向我介绍法国的风土人情。她告诉我和别人交谈时不要用英语，遇到麻烦时永远要面带微笑。我本可以事事都依赖她，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开始掌握一些记者和政治中的行话和术语了。
埃利阿斯•；麦奎德几个月后就离开了法国，后来成为了美国驻爱丁堡的总领事。我接任了美国大使馆的新闻随员一职，也立刻遇到了麻烦。当时的大使是詹姆斯•；克莱门特•；邓恩，他是当时美国国务院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职业外交家之一。他曾经但任过国务院礼宾司司长，还任过驻意大利大使。几年前，当他女儿辛西娅嫁给我波士顿的朋友亚历山大•；布迪斯•；科克伦时，我在婚礼上帮忙招待过宾客，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当时的国务卿是冷酷无情而且不苟言笑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来法国参加过几个会议，我终于说服了邓恩，让邓恩劝说杜勒斯，在举办鸡尾酒会的时候，向美国的记者做一些有关背景情况的介绍。这些记者包括《纽约时报》的哈罗德•；凯伦德、《先驱论坛报》的沃尔特•；克尔、《时代周刊》的弗兰克•；怀特、《新闻周刊》的阿尔诺•；德博什格拉夫、《美国新闻》的鲍勃•；克雷曼、美联社的普雷斯顿•；格佛、美国合众社的约瑟夫•；金斯伯里•；史密斯以及国际新闻社的埃德•；克里等人。在新闻吹风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邓恩突然火冒三丈，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说：“那个老管我叫吉米的恶心男人叫什么名字？我这辈子才头一次见他。”我告诉他，那个“恶心男人”是来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戴维•；斯切布隆。戴维是当时美国的通讯记者中最精明能干的一个，但是他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