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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船上的医生，来自北卡罗拉那州西部托马斯•；乌尔夫镇的拉尔夫•；摩根大夫给我检查身体时，我已经痊愈了。他坚持我们一起去病房（驱逐舰上的病房闲置时，一般是用做军官们会面和用餐的地方。在战斗时，它就被改成了临时医院）。他让我屁股朝上，躺在病房的桌子上，把我的裤子扒了下来，开始检查我的“伤口”。其实只是一点轻微的擦伤，血都没出，只是周围留下了一点红色的印子。他手里挥舞着解剖刀，向我宣布，既然没出血，我就没机会拿一枚紫心勋章。但是，要是我让他在我的屁股上轻轻地划上一道，挤出一滴血的话，我就有机会去申请紫心勋章了。不用说，我当然没有牺牲自己的屁股。但是几个月之后，当我们返回美国进行检修时，船员获得了休整期。当一场特别的舰上舞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鼓手打了一阵鼓点，我们的新舰长王尔德•；比尔•；加夫蒙特让我向前走，在他面前俯下身，他将一枚很大的紫心勋章带在了我的屁股上，这次可把我的血给扎了出来。
有一次，我们的前线侦察员不得不离开阵地休息几个小时，我们在炮火纷飞的条件下，通过无线电和他取得了联系，确定了见面的细节。我乘坐菲利普号上的尖尾小艇登上了海岸。我全副武装，腰间还插了一把全新的柯尔特式点四五口径手枪，去把他接回来。我结果发现他和我年纪相仿，看上去可能比我还年轻一点。他一直在做着滑稽的手势，眼睛也鼓溜溜地直转。水手们都庆祝他登船，让他洗了一个在22驱逐舰中队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热水澡。我们给了他一大堆冰淇淋，他吃到最后都吐了。晚上，他在我们船上美美地睡了一觉。我可不是惟一一个第二天给他送行时哭出来声的人。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这个男人，在这些日子里我爱他，我是真的爱着他。
他看上去是那么脆弱，他的生死都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
塞班岛西部的几个武装小队一直在那里坚守，他们在等待对潜伏在小岛南端岩洞里的日本士兵发动最后的总攻，他们那时会很快到位。管辖步兵部队的一位将军，因为行军速度不够快，而被撤了职。只要前线侦察员需要，菲利普号就会决不吝惜自己的弹药。我们发现打了那么多发5英寸口径的炮弹，连炮管都受到了损害。在我“受伤”的那一次，我们受到了日本海岸上炮兵部队的炮击。我们在距离塞班岛东侧大约1400米的地方进行炮击。当地使用人粪便来肥田，结果引来了很多苍蝇。我们离岸太近，差点被那些苍蝇给吞没了。那股恶臭简直是太可怕了。一日落，驱逐舰都肯定会要求以最大速度向上风处驶去。每艘船上的舷窗和防水门都大开着，试图把那些该死的苍蝇都从船上赶走。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海军旅程（6）
最后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为了攻占蒂尼安岛，菲利普号承担了运送高级军官的使命。通常在一艘驱逐舰上，你要是能够每月看见一次上校军衔的舰长就算很了不起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任何海军上将，更别说五星上将了。驱逐舰一直以它们的不拘一格而自豪，可是海军的高级将领们都一本正经。现在，所有的高级将领们都在我们的舱房里，就连伟大的雷蒙德•；斯普鲁昂斯五星上将也不例外。当时，雷蒙德•；斯普鲁昂斯既是中太平洋战区的海军指挥官，又是第五舰队的指挥官。富有传奇色彩的海军陆战队上将、绰号为“疯狂哀嚎”的荷兰人史密斯也在我们舰上。总之我们一船都是些大人物。我们的舰长和这些高官们一起呆在舱房里，一门心思都想着照顾长官。我当时作为舰上执勤军官在舰桥上指挥。我接到的惟一命令就是“驶往蒂尼安岛”。没人跟我说该走什么航道，用什么样的速度，什么都没交代。就只是“驶往”两个字。
这时的热带景致十分迷人，如果是在和平时期，你要想欣赏这一风景可要花上不小的一笔钱。万里无云，蓝绿色的海水美得让你无法想象。所以，我想我们的那些将官们应该见识一下驱逐舰的真实速度，所以我就把船速调到了30节，差不多相当于53公里/每小时。海水是如此平静，我们在驶往蒂尼安岛的途中，你只能听见大浪拍过船头的声音。
突然军需官啪的一声立正，（我以前从来没见他这么做过），高声说道：“舰桥上的人立正！五星上将来接见我们了。”我向上将致敬（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好过），我询问将军有没有什么他想看的东西。他不易察觉地诡秘一笑，和我握了握手，说他只是想到处看看。我们就看着他开始在海军部下发的文件袋里四处翻找，这些文件都是上级直接发到海军的所有船只上，以及在太平洋上的其他船只上的（对于菲利普号而言，就是由斯普鲁昂斯将军下发指令）。突然，他停了下来，好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已离开，我就立刻跑过去看，是不是有什么条款我没有注意到，果然就有一条要求所有的船只，除非另有规定，否则航行速度不得超过15节。
我给在船舱里的吉米•；拉特打了个电话报告了这件事，我们想了个简单易行的鬼点子，每隔几分钟，我们就把菲利普号的速度减慢一节。神不知鬼不觉地，当我们一个小时后到达蒂尼安岛时，我们的速度已经降到15节了。
马里亚纳群岛刚被拿下，我们中队的大多数舰艇就奉命回到了美国。船员获得了修整的机会，船只也进行了彻底的检修。在我两年前乘菲利普号离开伊斯特瑞夫时，我还只有二十一岁，看着船只经过我们的公寓时，心中充满了忧虑。我们驶过金门大桥下，泊入奥克兰海军基地时，我已经二十三岁了，我担心的东西也不同了。我会怎样接纳自己当年娶的那个人呢？更为重要的是，在她的眼中，她的丈夫又会变成是怎样的呢？
在从塞班岛前往旧金山的旅途上，我们舰长收到了哈佛大学发来的一封公函，指名由停泊于加利福利亚州旧金山的美国军舰菲利普号的指挥官钧启。在这封信里夹着一份英语、希腊语和有关莎士比亚的考试卷。这是我本该参加却没参加的那次考试。信中要求，指挥官在方便的时候，将我完全隔离，并接受这一次考试。我倒不是太惊讶，因为我爸爸写信告诉我，他说服了哈佛给我这次考试的机会，这样我就能拿到学位证书了（尽管在哈佛大学里，这种人人憎恶的考试制度都已经在一年前被取消了）。因此，我在空闲时间还读了些圣经，看了几个希腊剧本，还翻了几本莎士比亚。菲利普号上的所有船员们都密切关注着这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在我被舰长押送进头等客舱接受考试时，他们发出了阵阵欢呼。而那时，我们的军舰正向家驶去。
半个小时后，有人敲了敲门，有个一等兵进来说：“舰艇执勤军官让我向您致意，《圣经》里最短的诗句是《圣约翰书》里第二章第35节——‘耶稣殒泪’。”那天的舰艇执勤军官是个来自安纳波利斯的工程师，名叫乔治•；汉密尔顿，而那个一等兵的话，当然是什么忙都没帮上我的。我总算把这份破卷子给写完了，一到美国我就把它给寄了出去。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爸爸的信，告诉我通过了这场考试，虽然是拿了个B，但分数已经相当不错了。
回到了美国，安全地站在宏伟的金门大桥之下，我和李决定回家，但我们一开头就碰上了衰事。我们误了那班将要把我们送到爱人身边去的飞机。我们当时使尽了所有能量，才搞到一架DC…4飞机，第二天把我们送回纽约。在海军基地耽搁后，我们将会在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离开。我们在圣弗朗西斯宾馆开了一个房间，然后我们就去参加派对了。我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李对我说：“天哪，毕波，已经六点半了，我们误了飞机了。”在五十年之后，我再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自己不再记得担心误了飞机，而是担心怎么向琼解释这件事。我得想个别的办法回到家乡。战时的火车横穿美国要花上两天半的时间，让我感觉要坐上一辈子似的。无赖的很，可这就是我的漫漫归家途。
当我和琼再一次拥抱的时候，我们都因为自己所肩负的责任而显得如此匆忙敷衍。对于琼来说，她的家庭生活十分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伤痕累累的，为了解决没有丈夫的婚姻的问题，她投向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
这个横刀夺爱的人就是爱德华•；斯宾塞•；考沃斯医生。他是公园大街上的一个白发苍苍的江湖庸医。他向那些经受着各种精神上折磨得老实患者们提供他配制的药剂，充其量也就只能给他们一点精神安慰的作用（根据内行人的推断，他卖得可能只不过是甲基安非他明而已）。我后来才知道考沃斯还经营着一家身心基金会，违背医疗界的法律进行投资。
要是琼没有在我到纽约后的第一天带我去见他就好了，要是我没有那么乖乖答应跟她一起去就好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带我去见他，我也不知道他向我的妻子提供了怎样的安慰。我去那里能干吗呢？他除了跟我这个迷人的战争英雄寒暄以外，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们三人谈了大概五分钟，考沃斯跟我说，我应该把军装烫平熨好，按照他的说法，“因为有可能过不了多久，我们和俄国人打仗时，这军装还用得上。”他递给了琼一个纸杯装的下三滥“鸡尾酒”，后来我们就离开了那里。
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了温暖的家中，只要有家在，我们就不会感到孤单。我们两个人不论在身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