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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任课三年。（每年七个月，旧历二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余时他往。）明春始业。经费等皆已就绪。自今以后预备功课，甚为忙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之《弘一大师全集八·杂著卷、书信卷》将此信注释为“1931年10月12日，慈溪五磊寺”（此指农历）。其实此信应该写于1930年农历十月十二日才对。因为后来弘一大师赴五磊寺任课，因故与五磊寺主不欢而散。后五磊寺主又因故请弘一大师复还五磊寺，弘一大师遂与之于1931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12月27日）订下契约。弘一大师在此信中说得很清楚：“明春始业。”如果此信写于1931年，那么“明春始业”当是1932年春始业，后来的变故亦应是此后的事，而签订契约必不会是1931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了。故此信应写于1930年，写信地点应在金仙寺。因为此时他还在听静权法师讲经。根据前述弘一大师于1930年农历十一月廿六日致性愿法师信，静权法师讲经“近已圆满”，他决定于农历十一月廿七日往温州。而弘一大师致蔡冠洛信中称“半月之后”往温州，当是他在写信之时的预计。目前在一些有关弘一大师的书中，一般未说明弘一大师于此年到过五磊寺，如果以上对弘一大师致蔡冠洛书信的时间鉴定成立，那么他也有可能在这一年就已到过五磊寺，或在金仙寺与五磊寺方面谈妥了讲律事宜。
1931年初夏，弘一大师到了五磊寺。他这一次来，自然是为了办南山律学院。然而，他的这次尝试没有能够成功。关于此事，目前文献记载说法不一。亦幻法师在《弘一大师在白湖》中说：“在‘九一八’那年的秋天，弘师想在距离白湖十五里路的五磊寺创办南山律学院，我应主持桂芳和尚之约，同赴上海寻找安心头陀，到一品香找朱子桥将军筹募开办费，当得一千元由桂芳和尚携甬。因为这大和尚识见浅，容易利令智昏，树不起坚决的教育信念，使弘师订立章程殊多棘手……故等我回白湖，事情莫名其妙地老早失败了，弘一法师亦已乔迁宁波佛教孤儿院。”可以肯定，弘一大师这次离开五磊寺是与寺方在如何办学方面意见不合，遂飘然离去。
弘一大师对于此事显然十分气愤，他说：“我从出家以来，对于佛教向来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这回使我能有弘律的因缘，心头委实很欢喜的。不料第一次便受了这样的打击。一月未睡，精神上受了很大的不安，看经念佛，都是不能。照这情形看来，恐非静养一二年不可。”他又在给胡宅梵的信中说：“余近二月来，因律学院事牵制逼迫，神经已十分错乱不宁。披阅书籍，往往不能了解其义（昔已解者，今亦不解），几同废人。现拟静养治疗，未知能复元否。”
第二部分慈溪之行（3）
但是困难并不能使他后退，他又说了：“虽然，从今以后，我的一切都可以放下，而对于讲律之事，当复益精进，尽形寿不退。”
确实，他在五磊寺讲律未成，但仍撰了《南山律苑杂录·征办学律义》八则，对近代传戒不如法的情况，以问答体裁，辨明传戒本义。大师的撰述，由以下两则可见诸一斑：
问：“百丈清规，颇与戒律相似，今学律者，亦宜参阅否？”
答：“百丈于唐时编纂此书，其后屡经他人增删，至元代改变尤多，本来面目，殆不可见。故莲池、蕅益诸大师之说，今未及检录，唯录蕅益大师之说如下文云：‘正法灭坏，全由律学不明。百丈清规久失原作本意，并是元朝流俗僧官住持，杜撰增饰，文理不通。今人有奉行者，皆因未谙律学故也。’”
问：“今世传戒，皆聚集数百人，并以一月为期，是佛制否？”
答：“佛世，凡受戒者，由剃法和尚为请九僧，即可授之，是一人别受也。唐代虽有多人共受戒者，亦止一二十人耳。至于近代，唯欲热闹门庭，遂乃聚集多众。故蕅益大师尝斥之云：‘随时皆可入道，何须腊八及四月八？难缘方许三人，岂容多众至百千众也。’至于受戒之时，不足半月即可受了，何须多日。且近代一月聚集多众者，只亦令受戒者，助作水陆经忏及其他佛事等，终日忙迫，罕有余暇。受戒不须多日，所最要者，和尚于受前受后应负教导之责任……。”
弘一大师在写了“清凉歌”后曾接到厦门广洽法师的来信，邀请他到闽南去。这时候大师也念及在闽的诸位法侣，就决定由上海乘海轮南下。但在上海的时候，弘一大师的朋友们都觉得目前时局不定，日本人的动作，大小都是有可能的，于是再三劝阻，建议静观一些时日。弘一大师赴闽不成，来到宁波白衣寺。这时，五磊寺主又找上门来。岫庐在《南山律学院昙花一现记》中说：“栖莲和尚见事情弄糟，情急智生，又往宁波白衣寺恳求法师。果然……欲到厦门去过冬的法师，在上海住了一星期，又只身回五磊寺来了。他大概是想到：既不能从心办学，不免对不起良心和素志，徒然拘束，不如走回来与栖莲和尚作彻底的解决。”这便有了一份契约的诞生。这份契约由弘一大师提出口头问话，栖莲和尚根据自己的答复写成，并请亦幻、永睿两法师作见证人。
他们的约定有十项：
一、于五磊寺团结僧伽，恭请弘一法师讲毗尼，不立律学院名目；
二、造出僧材之后，任彼等分方说法，建立道场，以弘法为宗旨；
三、暂结律团，在法师讲律期内，无有院长、院董名称；
四、大约几年可以造出讲律僧材，随法师自为斟酌；
五、倘法师告假出外者，任法师自由；
六、一旦造出讲律僧材之后，任法师远往他方，随处自在，并与律学院一切事务脱离关系，不闻不问；
七、凡在学期内一切大小事务，总任法师设法布置，听师指挥，无不承顺；
八、凡在学期内，倘有与法师不如意之处，任法师随时自由辞职，决不挽留；
九、以上所定各条件，完全出于栖莲本意，绝无法师意见；倘以后于以上条件有一件不能遵守时，任法师自由辞职，决不挽留；
十、聘请律师二人，担保以上各条件，各不负约。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五磊寺住持栖莲
见证人亦幻、永睿
缘已尽，立约又有何用？栖莲要在众人面前保住一点面子，弘一大师成全他便是。他在五磊寺小住后，即下山而去。
大约是为了弥补五磊寺讲律未成的缺憾，弘一大师于1932年春从伏龙寺又至白湖。在那里，他发心讲律。亦幻法师欣喜得居然手舞足蹈。他以为机会难得，就召集了寺僧雪亮、良定、华云、惠知、崇德、纪源、显真等人在寺里听讲半月。
第二部分慈溪之行（4）
弘一大师讲律是谈话式的。他把诸法师邀请至房中，大家散坐在椅子上，他自己坐在床沿上。他先讲律学传至中国的盛衰派支状况，再讲他自己学律的经过。然后，大师提出问题来考核大家学律的志愿：谁愿学旧律（南山律）、谁愿学新律（一切有部律）、谁愿学新旧融贯通律？结果有三人愿学旧律，大师认为他们的根性可学南山律，就满意地录取他们为正式学生，其他人则作为旁听。
有多少人愿学旧律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弘一大师作为现代研究南山律的一代高僧，他的行为、精神已感染了一些同道人。哪怕薪尽，亦能火传。对于这次讲律，亦幻法师说：“听说只讲到‘四波罗夷、十三僧伽娑尸沙、二不定’就中辍了，时间计共十五日。中辍的原因是什么？和他为什么要自动发心讲律？原因我一点不明白。据我的推测，他是为一时的热情所冲动，在还他的宿愿而已。”后来，弘一大师曾给亦幻法师写过一封长信。此信未被收入《弘一大师全集八·杂著卷、书信卷》，只是亦幻法师在《弘一大师在白湖》中有所透露：“弘一法师究竟为什么又来一次退心律学教育呢？不久的后来，他寄给我一封很长的信，大意是要我彻底地来谅解他的过犯，他现在已感到无尽的惭愧和冒失云。并且说他在白湖讲律未穿大袖的海青，完全荒谬举动，违反习惯，承炳瑞长老慈悲纠正，甚感戴之。”看来，弘一大师还是一个时时反省自己的人。
有关弘一大师研律治律的因缘，具体地说，他由“新律家”转为“旧律家”的因缘，这在前述中已有阐述。那么，弘一大师对《南山律》的理解，亦或称大师的“南山律”思想和行持又是怎样的呢？就其思想而论，弘一大师在《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中说：“所云《南山律》者，唐道宣律师居终南山，后世称其撰述曰《南山律》。《南山》以《法华》《涅槃》诸义而释通《四分律》，贯摄两乘，囊包三藏，遗编杂集，攒聚成宗……”《南山律》融入大乘佛法思想，是一种中国式的律学思想体系。当弘一大师明了此意义之后，即知即行，这又直接导致了他在白马湖畔于佛前发下大誓愿。弘一大师早年是学贯中西的大艺术家大学者，出家后又一心研佛，如今五磊寺以谛闲大师和弘一大师为荣，此为殿内并
陈之谛闲大师和弘一大师像。
他自己无论是著述还是行持，无不表现着一种高僧的形象。
就弘一大师的总体佛学思想而论，他的佛学体系是以《华严》为境——体现了他研究佛法、探索佛境的品位，以《四分律》为行——形成了他佛学思想的特色，导归净土为果——表现出他把握教理的悟性。既以《四分律》为行，那么他认为正法能否久住，全在于《四分律》能否实践，故大师修持弘扬律学。为了修持弘扬律学，他自然就有了诸多的律学著作，诸如：《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含注戒本随讲别录》《删补随机羯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