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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书对美伊关系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明确提出并阐述了美伊两国的“依附”关系。但遗憾的是，作者在论述时有时过于强调他所限定的“依附”关系，对伊朗在两国关系中的主动性重视不足。在巴列维国王长达30多年的统治时期，美伊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伊朗石油收入的激增和自己统治的稳定，很难说巴列维国王还是执行50年代他孱弱不堪时的对美政策。这一点特别需要注意。
事实上，在巴列维国王时期，美伊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器就是冷战。如果说二战把美国带到了伊朗，那么冷战就使得美国在二战后留在了伊朗。对于冷战在美伊关系中的分量，理查德·克塔姆在《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中给予了比较透彻的剖析。克塔姆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伊朗问题专家，其所著的《伊朗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in Iran；Pittsburgh；1964）是研究新型国家民族主义的重要著作。他是哈佛大学博士，匹兹堡大学政治系教授，期间曾到伊朗做研究一年，后来转到美国外交界，被派往美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了两年。他是美国少有的曾在伊朗长期停留过的学者之一，他的外交官经历对其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在《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这部著作中，克塔姆牢牢地抓住了二战后美伊关系发展的主线——冷战，把美伊关系紧密地束缚在美苏冷战的全球背景下，围绕这一主题对两国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论证。克塔姆认为，虽然美国卷入伊朗事务仅有三十多年，在时间上远远赶不上英、俄（苏）两国，但是它对伊朗的影响却是上述两个国家无法比拟的。这主要是因为二战后美国卷入伊朗事务时期恰恰是伊朗历史发生巨变的时刻，美国的对伊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伊朗的历史进程，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美国出于自己的冷战需要，在1953年策划推翻了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这在伊朗当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它使得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伊朗民族主义力量挨了当头一棒，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憎恨也由此而生。《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还认为，二战后美国在伊朗的存在是伊朗历史上西方统治、压迫的延续，美国在1978～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所受到的伊朗民众的憎恶实际上也是在为其他曾经侵略、剥削过伊朗的国家还债。Richard WCottam，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old War Case Study，Introductio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8克塔姆的这一观点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更像是在为美国开脱责任。事实上，单单美国对巴列维政权的强力支持这一点就足以引发伊朗革命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美国外交档案材料，主要是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还有就是他利用自己在美国外交界的联系，对涉及美伊关系发展的一些亲历者进行了采访，并把这些成果融入到论著中，这对一般的著者来讲是相当难以做到的。
在巴列维国王时期，美国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经济、安全等多方面的援助，这在一些美国人看来是美国对伊朗的“友好”之举。但是“好心”未必有好的结果，巴里·拉宾的《出自好意：美国经历和伊朗》就详细说明了这一问题。为了完成这一著作，巴里·拉宾采访了100多位相关人士，广泛运用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逊、肯尼迪等美国历届总统的图书馆原始材料和来自英国公共档案局、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处的档案和美国政府文件，还有一些美伊关系发展的参与者的日记等材料，并参考了多达近200种相关的著作和论文。该书的特色之一是论述非常详细，对两国在二战时期的接近、1953年伊朗政变后特殊关系的建立及之后美国对巴列维政权全方位的尤其是武器方面的支持和美国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政策的混乱等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论述。此外该书的主题十分集中，就是着重于美伊两国的交往，而对伊朗内部问题关注不多，这与《美国外交政策和国王：在伊朗建立一个附庸国》、《伊朗和美国：冷战案例研究》有所不同，后两本书都对伊朗的内政给予了相当多的论述。《出自好意：美国经历和伊朗》的另一特色是对美伊关系中的军事层面特别是美国对伊朗的武装出售给予了特别关注，这在同类著作中是比较突出的。该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两个很有价值的附录，一个是媒体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Media），针对美国媒体在报道伊朗时的一边倒现象巴里·拉宾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美国新闻界没有看清伊朗内部的实质问题，而只注意了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的虚假繁荣。拉宾认为美国媒体对伊朗的不实报道误导了美国民众，使得他们在面对本可以轻易理解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洪流时显得迷惘无知。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337～364该书的另一个附录是1978~1980年美伊关系的事件表，列举得非常详细。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前引书；pp365～380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该书虽然对了解美伊关系的脉络帮助较大，但是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其深度稍有欠缺，论证的力度显得较为单薄。
1953年美国策划的伊朗政变是当代美伊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直到今天，它的影响仍然存在。詹姆斯·古德的《美国和伊朗：在摩萨台的阴影下》就论述了美伊关系中的这一重要事件以及它对此后两国关系的影响。该书阐述了二战后美国对伊朗外交政策的转变以及美英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深入剖析了美国和伊朗1953年政变的关系，着重探讨了1953年政变对美伊长远关系的不利影响，而且还论述了政变后巴列维获得美国大额援助的具体过程。古德最后意味深长地感叹道：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的情报部门联手策划的伊朗1953年政变，才给了霍梅尼在伊朗显山露水的机会和空间。古德曾在伊朗工作多年，对伊朗的情况有些亲身的体会，因此在他的书中不仅仅反映了美国方面的观点，对伊朗方面的观点也有所提及。该书的不足之处是他有时把个人的经历和性格对政策的影响力看得太重，例如在对艾森豪威尔的伊朗政策分析上就有这样的显现。《美国和伊朗：在摩萨台的阴影下》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专门论述了伊朗1953年政变对美伊关系发展的不利影响，它的这一特点在同类著作中比较突出。
题记导言（6）
（2）个案类。关于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研究，也有一些个案需要学者们的探讨，比如说美伊亲密关系的建立、美国与伊朗的1953年政变、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等等。可喜的是，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目前已经出现了一批相当有价值的成果。
二战后美国和伊朗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呢？里特尔的《伊朗美国联盟的起源：1941～1953》（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New York；1987）回答了这个问题。该书详细论证了美伊关系由二战前的淡漠到1953年形成事实上联盟的复杂历程。里特尔依次从二战、石油和冷战的角度，层层推进地阐述了美国对伊朗事务涉入的不断深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在伊朗的利己因素也逐渐增多。该书对从二战后期就开始的英、苏、美在伊朗的冲突给予了特别关注。起初盟国在那里冲突的根源是石油，随着二战的结束，冷战遂成为大国在伊朗竞争的主要因素。在激烈的竞争中，美国先是联手英国把苏联赶出伊朗，然后又借助伊朗民族主义势力发起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把英国推向了尴尬境地，虽然英国也参与了伊朗1953年政变的策划，但是政变后收获果实的外部国家却是美国，1953年政变的成功标志着美伊特殊关系的最终建立。《伊朗美国联盟的起源：1941～1953》是在各种档案材料的支持下完成的，FRUS、FO（Foreign Office）以及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档案文件和联合国文献等都被里特尔广泛采用，此外还有他对众多当事人的采访。由于有丰富的档案、文献等一手资料的支持，使得该书在论证各种问题时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它还提供了二战时及其后盟国在伊朗的错综复杂关系的较为全面的阐述，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过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该书有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那就是个人的主观色彩在论述历史时有时显得过于浓重，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比如在评价从1940年12月到1943年12月担任美国驻伊公使的德莱福斯（Louis GDreyfus）时，里特尔就比较刻薄地说：“德莱福斯的外交官生涯中没有值得显耀的地方，也可以说是相当平庸的，因此他并不能被委以重任。”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 New York，1987，p11再比如他对1943年以总统特使身份到伊朗的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的评价：“尽管他曾在赫尔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政府中担任过陆军部长，但是不管是作为外交官还是战略家，他都不具备条件。”Mark Hamilton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941～1953，前引书；p48对于该书还须注意的一点是，或许是因为可用材料众多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