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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不能等待》
在旋飞的社会中学会选择（1）
――《中国式ED》序言
潘绥铭
ED是一个英文医学术语的缩写，说的是男性的“勃起障碍”。
如果讨论这个问题，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马上想到医学与医生，会想到求医问药；或者会觉得与我无关、不屑一顾；尤其是女性，更会如此。
可是，也许我们需要认真地想一想了：每当我们沾沾自喜地认为“我根本没有ED”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把“勃起”想象成什么样呢？又觉得什么样就算是“障碍”呢？
恐怕没有多少人真的知道医学上的判断标准，更不要说真的按照这个标准来评判自己了。结果，我们通常所说的“我没病”，其实只不过是 “我的性生活还行”的意思。
真的如此吗？
恐怕不是的。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现在正在对中国的18岁到60岁的总人口，进行随机抽样的性生活与性关系的调查。根据目前已经得到的数据 ，我们发现几个有意思的情况：
第一个情况：真正的ED（勃起障碍超过两个月），在男性总体中其实并不多，只有4。8％，但是偶然有过的男人却不少，达到41。9％。两者相加，就将近男人的一半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8－29岁的年轻男人里面，也有4。3％的真正的ED与27。3％的偶尔有过者，两者相加接近三分之一。
第二个情况：男人在清晨刚刚睡醒的时候，阴茎应该出现不自觉的勃起。可是在所有的中国男性中，有13。3％的人没有出现过“清晨勃起”；再加上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人，达到22。2％。即使是在18－29岁的年轻男人里，也有9。4％的人没有“清晨勃起”，加上说不清楚的人，就达到14。5％。也就是说，那些看起来生龙活虎、性欲旺盛的小伙子们，其实每七个里面就有一个在这方面有着难言之隐。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虽然原因会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在于：我们对于性的欲望与兴趣都极度地减少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所有男性中，有8。1％的人“从来不想性方面的事情”；再加上超过一个月才想一次的男人，则是20％（五分之一）。即使是在18－29岁的年轻男性里，“从来不想”的人也占到8。2％，加上一个月以上才想一次的人，就是17。6％（六分之一强）。
其二，在男性总体中，有15。4％的人一直或者超过两个月对性没有兴趣，偶尔有过这种情况但是不到两个月的人更多，达到31。4％。即使是在18－29岁的年轻男人里，这两个比例也分别占到14。6％与22。5％。也就是说，虽然许多人都认为年轻男人个个是“色狼”，其实他们里面有七分之一的人没什么“贼心”，还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贼心”没那么持久。两者相加，占到小伙子的三分之一还多。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情况，许多男人寄希望于“补养”。结果我们的调查发现：吃过各种各样的“壮阳药”、“滋补品”的男人有12。3％，即使是在18－29岁的小伙子里也有7。2％。
其实，性问题的原因往往在“性”以外。我们的“欲念衰减”很可能并不是来自于生理问题，而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来源于社会的变化太快、太复杂，使我们很容易迷失方向、丧失自我。
难道不是吗？看看我们天天耳闻目睹的、铺天盖地的、无孔不入的那些青春广告、时尚刊物、各种“秀”、网上信息，哪一个不是在拼命地传播着各式各样的“性暗示”？最常见的就是：在宣讲“性福”（这没错）的时候，却非要展示“美女”与“帅哥”不可，而且往往是大富大贵之人的形象。这其实就是警告世人：如果你不够美、不够帅，尤其是你如果不够阔，那么“性福”就没你的份儿！
从细节上来看，许许多多赞扬“性福”的信息，其实恰恰是在摧残着我们去追求它的勇气与信心。例如，究竟怎么样才是“没有勃起障碍”呢？按照一些传媒与互联网所宣扬的流行信息的说法，男人简直就应该是“金枪不倒、百战不殆”、“发扬英勇作战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与X女做爱X小时”等等，不一而足。再例如，一些流行信息恨不得把人大卸八块，把人体的每一个部位都给“性化”了，还不厌其详地教导你：应该先摸XX，再刺激XX，时间要达到XXX分钟，强度要达到XXX公斤，等等，等等。
结果，我们的胃口被吊高了；判断标准被扭曲了；我们似乎已经不再满足于做一个人，而是妄想成为“性的永动机”。可怜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男人，在这种“性息”的狂轰滥炸之下，不是憋气就是自惭形秽。我们的自信心潜移默化地、一点一滴地溜走了；而前述的那些“兴趣贫乏”与“欲念衰减”却悄悄地钻入了我们的心底。
尤其是，流行信息中的“超自然标准”使得我们产生了一种“表演的焦虑”。结果，我们开始非常在乎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表现好不好。在男性总体中，“担心自己的表现”超过两个月的人虽然只有4。8％，但是偶尔这样的人却多达47。9％，将近一半！即使是在18－29岁的年轻男人中间，也是大体相同。
在旋飞的社会中学会选择（2）
刨根问底，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的表现好或者不好呢？我们究竟在使用什么样的判断标准？它真的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实践总结吗？它为什么对我是合适的？它就没有副作用吗？
可惜，考虑这些问题的男人并不多，甚至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被异化了，我们的性生活不再是一种相互服务与共同享受，而是开始变成一种“做秀”。我们的灵魂跑到身心之外，在冷眼旁观着那个“我”做出种种“标准动作”。我成了“我”的“评委”，然后我又因为“我”这个“评委”的胡说八道而心痛如绞、甚至痛不欲生。
这是何苦呢？就像“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脚丫子知道”一样，每一个自我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干嘛非要拿那些既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流行信息”来生搬硬套自己的世界呢？
这是生活在当下的最起码的“生存技能”。中国社会之剧变，只会越来越快；中国性文化的多元化也只会越来越繁杂。许许多多我们迷信的东西都行将逝去，我们所不习惯甚至不接受的现象则会日益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强化自我，那么无数或真或假的“性知识”、“性准则”、“性指南”、“性技巧”、“性窍门”就会把我们搞得昏头转向、徒生烦恼。
我们的“性”只属于我们自己，既不属于别人，也不属于“流行信息”。
我们的生命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因此我们的“性”也必定是这样的。
我们活着是为了自己的幸福与“性福”；不是为了“标准化”，更不是为了“做秀”。
我们拥有一切权利来对“流行信息”评头品足，而它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力来干涉我们的“性”。
我们无法封住那些妖言惑众的“流行信息”，但是我们却完全可以把它拒之门外。
舍此，我们还能在这个旋飞的社会里生活下去吗？
这本书，就是描绘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性”方面的社会现象。它不是为了把您说得更晕，而是为了让您书面地实习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从中做出自己的虚拟选择。因此我推荐它。
当然了，有的读者也许会问：那你倒是给我们一个答案啊，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
您看，您确实需要实习了：如果我又给您一个“标准答案”，那我成了什么人啦？再说，就算我想给，有吗？
中国式发现
有婚姻就应该有性，所以“无性婚姻”才值得讨论。
也许，婚姻的物质意义，就是让人类合理合法拥有性行为的权利和繁衍后代的平台，那么当这一物质意义无法实现而只剩下精神躯壳时，生活也就必然从幸福的轨道上偏离开来，像所有的“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事情一样，最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有婚无性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但过程大多无奈，结局无外痛苦。所以，我们又得肯定，几乎没有当事人喜欢这种残缺的“亲密”。蒋先生的无奈，小米老板的淫笑，文清独对铁窗的怅然，都是这一命题最典型的诠释。
凝视着那一张张或痛苦，或木然的面孔，我们不由得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无性了，为什么还要痛苦地婚姻着，甚至带给别人痛苦？
没错，性不等同于爱，没有性生活，但是感情还在，所以，我们虽然无性，但仍然要婚姻着。我想，这大概是大多数当事人的心理底线。但，当灵与肉这一对爱情的双翼变得孤掌难鸣的时候，却还要它能继续翱翔在幸福的天空里，这无疑是奢求，甚至是残忍。所有中国人都奉行的“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的良好愿望法则，在无性婚姻的面前，也会呈现出一幅狰狞的嘴脸。也许这正是中国式的悲哀。
当然，我们并非宣扬只要无性，就立即不婚姻了，而是希望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双方首先要想办法解决，而不是眼瞅着自己和爱人的幸福气若游丝而袖手旁观，甚至还借此自怜自哀，博取同情，甚至另有所图。所以，当爱无能的时候，双方都有责任要想办法从无性婚姻的泥潭里绝处逢生，消极绝不是美德！否则，不仅是婚姻的不幸，更是道德的ED。
思想性专栏：
“我们在床上笑，在床上哭；我们在床上生，又在床上死；人类一生中的欢乐与辛酸，床榻始终是最好的见证。”（邦塞拉德：《在床上》
床上还是创伤，这是个问题；撒谎还是不撒谎，这又是个问题；一个人睡双人床还是两个人睡双人床还是一个问题。
〃啊，这世上有谁是快乐的？〃十八世纪著名批判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