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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声声》 第三部分小说的性格
经常有人讨论诗歌散文小说以及各自的性格。有人说：此三者好比三个同在路上行走的人。走着走着忽然跳起来的是诗歌；走着走着从路平面陷下去的是小说；一直在路上规规矩矩走着的是散文。也有人说：某人说想用自己的头碰倒墙壁，碰一下就金星四起而不碰了的是诗歌；一下接一下不停不歇地碰，也不管最终碰倒碰不倒的是小说；站在一旁冷眼相看的是散文。
由此可见，三种不同性格的文字。三者中小说既执着又笨拙，却不失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根深蒂固于某些人和某些物上。
两位青年谈着情，谈着谈着女孩扭身就走，而且是深山老林的半夜时分。男孩吓得哀求：怎么能这样，说走就走，算什么，求求你，别走。姑娘没走，继续谈情，直到天明。太阳之下，男孩为了讨好姑娘，讲了段荤的。段子没讲完，女孩已“啪”地倒在地上。急忙扶起问怎么啦。姑娘喘着气说：我激动。男孩纳闷，再激动也不至于这样啊。男孩不敢大声言语，也不敢招惹她，小声谨慎地牵着手，她往哪，他就往哪。两人手牵着手一前一后地走，走着走着，“轰”一声巨响。回头却不见了姑娘，一只手仍作着牵手状。四下喊而无回音。打来火把一看，路面塌滑，姑娘被挤压在泥土石堆里睡着了。救出姑娘，男孩却走了，走时丢下一句：简直是小说性格。
我也承认这是小说性格，小说与诗歌性格相同之处都是神经质，不同之处小说更为顽固，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栽倒，而且有执迷不返的怪癖。让我们来看几位小说性格的代表者。
第一位是庄周。这位远比塞万提斯马尔克斯和曹雪芹鲁迅贾平凹早百年千年的人物。他不同于位尊而多金的诸国要臣，也不同于游说于各国之间的孔孟韩荀。这些要人也将文章书于竹简，大多为生硬的仁义道德战争君臣忠孝，而庄周的文章充满野气，有种湿漉漉的水的韵味，在晨风中摇曳多姿，仪态万方，成为自然的天籁。庄周是乡野文化的老宗祖，也在于性格的独特。眼见着别人在都市中热闹得沸反盈天不可开交，他独自站在野外冷笑，当有人注意他时，又背过身去，直到江湖的迷蒙之中。一会是人生的解剖师，一会是濮水上的泛舟者，一会是卖草鞋的穷汉，一会是洋洋洒洒书写思想的先哲，一会又是做梦的凡人。千年来，有谁更比庄周更清晰又更迷糊呢，庄周兮，蝴蝶兮。
排在第二位的当数海明威川端康成茨威格等人。他们大致属于一个时期，在他们身上有着同样的印痕，那就是战争的创伤。这种人为的灾难使其痛不欲生。海明威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他的体内带着几百片榴弹炮弹片回到家园，才开始痛恨政客在报刊杂志上宣传的“神圣”“光荣”，从而真切地体验到了什么是残暴绝望失败和死亡。当他在1961年饮弹自尽前还向人们谈起人生艺术爱情的美好。可见这种矛盾性格是小说性格的最明显体现。
茨威格因为是犹太人，对战争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从不受宣传的欺骗。迫于法西斯的压迫，从祖国奥地利移居巴西。1942年在绝望中携妻自尽。那年他61岁。
在东方世界里，川端康成也很具小说性格。后来三毛也步了后尘。虽然三毛远不及前几位大师，“大狗叫小狗也叫”一向又是文学界的信条。而浪漫的三毛在临终前又是给大陆的贾平凹写过信的，其中谈到贾氏的散文和有时间要到西安的话，要贾氏找辆自行车骑着逛古城的。在三毛的骨子里原本没打算死，可几天后人就不在了。这种行为的忽冷忽热并付诸于行动，也只有在小说身上。
另一类是张爱玲和路遥。张爱玲年长于路遥，也更知道享受生活。张氏的行文飘逸，路遥行文凝重，便造就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张氏敢恨敢爱，路遥却只能将感情留驻于文中，表面上严谨正派得很。直到今日，人们仍为张氏的那段恋情惋惜：好好一个才女怎么就与汪精卫的干将有恋情呢，可惜可惜。张却不叹息，张还为胡成兰后来的移情别恋而流泪数年哩。少女的时候她作过结论：年岁小的男人只是为不懂事的小女人留的，嫁人起码得长自己五到十岁。故而她的两个丈夫均长她十五和三十岁。
张爱玲懂得保护自己，明知道自己是小说性格，在多变的环境中依然稳坐不乱，哪怕是孤单一人，也保持着清高，或许她是经历得太多。
相比之下，路遥就苦命多了。少时洋芋小米吊活了个命，正午的太阳刚刚照着，却累得站不起来。当《平凡的世界》完稿后，跪在地板上整理稿件，已没有了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的闲情了。清楚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却拼命地使生命更早地结束。这种明明白白来自体内的痛苦与继续写作的强烈愿望相碰撞，相排斥，将他最终撕扯得不能自已。不能控制自己是人类的共同悲哀，却是小说的幸运，小说的性格也便在这种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大热大冷中鲜活跳跃。
《杜鹃声声》 第三部分为什么只要潜入三秦文化的底层
金华企业集团与陕西日报社文艺部联合主办的“跨世纪的陕西文学”征文活动可谓是陕西文坛的一次大观展。大家的、小家的、老家的、少家的，齐齐地拉幕上台演唱闭幕下台。而将其细细品味，扎堆争论，挨个评头论足者仍然是游离于文学边缘的庞大队伍，他们是最忠实的读者。多年以后，曾被他们津津乐道的某个版面或许会成为他们的领地，这也是有可能的。
在每一周的刊出文章中总有一些相同的文字。几乎每一个作家都谈到了陕西作家的队伍问题。更有人谈到陕军的出身与出路。言为陕军多为农裔子弟，农村题材是陕军的长处，故应潜入三秦文化底层，其他题材自会有陕西以外的作家涉猎。对此重铸陕西文学辉煌的旗帜不敢跟随，亦深感苍凉。
陕军的辉煌，不管是五六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初，都已是花开几度了。作家最初的条件是才气灵气，敢于寂寞之心。陕军大多又是有耐力有忍性的，这是陕军的高处，也是一种基础。写作，是一件可以摧毁生命的事业，而保重生命又是再进军的起码条件。如果，如果路遥多活些年月，陕西文坛就会少些遗憾，中国文坛上陕军的阵容也不会显得单薄。一次又一次地读到某某作家带病写作，某某作家又患了ABCD病的文字。读到这些消息头脑里总会变幻出花圈与遗像的影子，多么残忍的画面啊。
陕西作家的艰苦与陕西的经济落后有着千般联系。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快的话，作家们也就少些清贫，多些下了地就进山以外的生活体验，提供的文本也不会除了沉重仍是沉重。陕西目下的千余个省级作协会员真正有写作室的人只是寥若晨星。
作家的学习尤为重要，学历史学现代，而在征文所发的作品中很难见到现代信息。除过北京的韩小蕙与年轻的寇辉提到一些科技与现代的文字外，新文化保守主义谈得多些。在此，应呼吁现代，呼吁未来。陕西的干部队伍可以与沿海进行交流，陕西的作家队伍为什么不能交流。仅仅只潜入三秦文化的研究是不够的，应全方位出击。正如其他省份的作家同样也有深钻乡土文化的一样。竞技场上，多几种拳术或多几个项目有备无患。文学如战场，胜者王，败者寇。传统的东西不能丢，全方位地体现历史、体现生活、体现芸芸众生的精神风貌为什么不好呢，为什么只独处一隅呢。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同样是作家不可缺少的课程。在中国，史铁生式的作家毕竟少数。走出去，看一看，换个角度审视以前，会有会当临绝顶的感觉。贾平凹走了出去，到了江浙，便有了能不忆江南的高曲。李春平走出了秦巴山地，便有了上海是个滩的感叹。新景象、新思维对于敏感的作家是一帘春雨，绿苗儿会覆盖春泥。不断添加的知识是作家心中的山泉，汩汩流淌至久远。
三秦本就是从秦楚蜀交界的陕南至毛乌素沙漠的陕北。但在许多陕西人眼里，陕西作家眼里，只有八百里秦川才是正宗。不管从地域的偏狭还是文化氛围的浓淡讲，关中都居前列，而辽阔广袤或崇山峻岭的北地与南地同样需要文学的洗礼，文化江河的流淌，本就负重累累的陕西作家们更增加了重量。责任高于一切的作家们本身就不轻松，提携各地新人，共同繁荣三地的文学，是三秦作家的共同使命。
《杜鹃声声》 第三部分梦山梦水成长吟
——陈长吟和他的《行色匆匆》
九七与九八年之交，陕西文坛有几件大事，陈忠实获矛盾文学奖；刘成章冷梦获鲁迅文学奖；相对年轻一代的散文家丛书——西风烈文丛面世。在这七位作家阵容中，陈长吟是惟一一位与汉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汉子。
陈长吟正是以其山水散文系列和汉江风情系列小说稳立文坛，并以文章说话的作家。在他的《行色匆匆》中，展现了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古刹名寺。有对边疆人的认识，对千里戈壁的反思，对贫瘠高原的执着，对曲径通幽的留恋。字里行间无不烙下两个深深的汉字：跋涉。
的确，这是一位一直处于行进中的智者。在他的自序中有这样的句子：我觉得自己一直处在路上的状态。总在路上，精力充沛，总在路上，其乐无穷。这是一位已经走出自卑自审型，逐步走向社会型，有着自己风格的作家。风格何在，在汉江。虽然总在路上，虽然行色匆匆，他的底蕴是汉江，他的求索在汉江，艺术风格的形式在汉江。甚至今生今世，流淌在笔管的水仍是汉水：别了，汉江涛声；别了，汉江帆船；别了，汉江号子；别了，汉江渡口。你是我永久的岸，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