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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玉胜：我觉得在性骚扰这个问题上，首先需要解决的应是观念问题，其次才是技术问题。唐灿：我非常同意韩老师的意见，现在性骚扰最大的问题是观念的问题而不是技术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在观念上的障碍同样来自法律界，在观念上不认为这是什么重要问题，还没有把性骚扰问题的立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胡晓琳：所以我们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社会观念问题。所以说，性骚扰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不仅要从完善法律的角度解决，也要从人们的观念上、从教育上解决，要靠有关的团体呼吁、推动、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专家、学者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形成一种社会的合力，大家共同来攻破这个问题。本期嘉宾特别观念
（1）在我国，私营企业是大家公认的性骚扰高发环境，相应的国有企业和国家事业单位是低发环境。
（2）性骚扰最直接侵犯的就是贞操权和其他一些附带权利。贞操是一种良好的品行、操守，包括社会对本人的评价，但是现在法律上没有直接规定贞操权。可以把贞操权分解成四项权利：身体权利、精神权利、健康权利、自由权利。（3）对性骚扰进行制裁，最大的障碍就是取证问题，因为性骚扰往往发生在很私人的场合，有些还是突发的，取证确实比较困难。
（4）性骚扰案件在取证上确实很困难，因为性骚扰往往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很难认定。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很难认定并不是不能认定，技术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此案的结果也引起了一些市民的疑惑：既然性骚扰官司这么难打，那么以后遇上了“性骚扰”，这样的官司还打不打？马强认为，表面上看，童女士的起诉请求被驳回，会被一般百姓认为是“败诉”。但是他认为童女士并不是真正的失败者。虽然法院没有认定童女士的诉讼请求，但是她的起诉给被告方一个震慑，在客观上没有再对原告有任何侵害行为；同时，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后，通过社会舆论对性骚扰现象的谴责，会使一些有性骚扰企图的人止步。
曾对中国性骚扰进行过调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唐灿指出，性骚扰的受害方主要是女性。由于对待妇女的旧观念，性骚扰的受害者们往往受到强大的心理、道德和社会舆论压力。她们通常向妇联组织寻求帮助，更多的时候是一直忍受下去。她建议，应该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律，使性骚扰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能得到真正保护。
西安京华学院的同学经过辩论后，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建议国家最高司法部门是否能对此案做出应急性的司法解释，以便以后遇到此类的事能有先例可鉴。
原告律师马强说：“如果能在民法中对何种程度的性骚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又应该给予何种程度的制裁等进行规定的话，律师和法院对此类案件会更好操作，律师收集证据就更能有的放矢些，证据的有效性无疑会更高。”
寇志新教授认为，我国应该尽快制订“民法典”，对性骚扰侵害公民人身权利进行一些具体的、真正有操作性的规定，并且在保护妇女、儿童的专门法律中增加相关的细化条款。曾于1998年向全国人大提交性骚扰立法提案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癸尊认为，应该把制订一部统一的反性骚扰法律纳入立法日程。在出台这一法律前，先考虑分散立法，如在《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规里加上一些具体的条款等。其他国家有关这方面的立法实践也可供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比利时、以色列等已经制订了较为成熟的反性骚扰法律。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在回归前通过了惩处性骚扰的有关法规。
童女士的起诉被驳回了，但是这起全国首例性骚扰案件还远没结束，它所引起的法律问题和社会思考将进一步延续。正如马强律师所言，不管案件最终输赢如何，童女士作为第一个将“性骚扰”问题摆上法庭的“吃螃蟹者”，充分显示出了公民特别是女性公民法律维权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对于中国妇女权益的保护，及国家的法制进程而言，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全国首例性骚扰案的审理使“性骚扰”这一令女性深恶痛绝的行为从法律层面浮出水面，然而通过此案的审理，原告因证据不足而败诉的结果暴露出我国相关法律仲裁依据的不足，因而受害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伸张。
“性骚扰”作为一个现代名词，在法律上还没有公认权威的定义，法律条文中目前尚无“性骚扰”这个词，有关两性之间性侵犯定罪的法律表述只有“流氓罪”、“强奸罪”等等，而这与性骚扰大不相同，因此难以衡量哪些行为属于其范畴。我们希望全社会对性骚扰问题引起重视，更重要的是希望与此相关法律尽快出台，以保障广大女性的权益。同时女性朋友们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自尊、自重、自爱，面对性骚扰者要勇敢地、大声地说“不”！相信我们的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