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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官司，只能是“收集更多的证据”。他说，如果将众多的证据收集在一块儿进行分析后，结果只说明一个事实：被告违背原告意愿，对原告进行性方面的侵害。这样证据才算充分了。性骚扰案审判远没结束
2001年12月22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以缺乏证据为由驳回原告童女士的起诉。
马强说，童女士自始至终都对法院寄予了很大希望，因此几个月来面对各种压力还是挺了过来。得知起诉被驳回后她十分失望。而被告总经理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对审判结果表示满意，认为本来就应该这样。但他因人在外地，未知审判结果详情，目前还不便发表评论。
马强律师对审理结果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说，针对童女士同事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外听到童女士在里面说“你不要这样！”的拒绝言辞这个最有力的直接证据，法院却认为，证人未进门，无法知道里面在做什么事，同时也没有听到总经理的声音，无法确定童女士当时在拒绝谁，没有认定该证据。马强对此表示很难理解，认为法院的理由过于机械。他认为不必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直接证实，实际上总经理的办公室是套间，拒绝声发生在里间，任何人通过常识判断，都可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这起首例性骚扰案的审判结果公布后，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一时间，性骚扰案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焦点。许多青年人为了解案子发生的前因后果，特地上网查看内容，有的网站设立了专门的讨论区。陕西当地一些高校的学生还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西安京华学院学法律的同学专门开了研讨会，对案件进行辩论。
对于原告童女士指控上司对其性骚扰的起诉，被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的审判结果，很多人都表示不解。在陕西省妇女研究会工作的郝丽瑞认为，法院的判决是没有道理的。童女士在受到身心巨大创伤后，鼓足勇气向法院提出指控，提出了一系列有力证据，法院却以证据不足轻描淡写地搪塞过去了。这种做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对今后妇女们维护自身权益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
也有一些人对法院的审判表示理解。在西安某新闻单位工作的储国强说，法院的审判当然得看证据，不能由于此案的特殊性或受媒体的压力做出不合法的审判。如果法律真是受外来压力做出不严谨的审判，才是法律的灾难。
陕西省政府职员陈刚认为，目前性骚扰在社会上愈演愈烈，在办公室里，在公共汽车上，已屡见不鲜。这起全国首例性骚扰案，其审判结果早超过了案子本身对原被告的影响。很多曾经或者正在遭受性骚扰的人们都在关注着此案的审判。现在这样的结果，对于深受性骚扰之害的人们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有此案例在前，性骚扰的受害者谁再敢向法律要公道？
第八篇 向性骚扰开枪三、让性骚扰者无处可逃（3）
3。中国拿性骚扰束手无策吗？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就中国是否应对性骚扰进行立法的问题上，受访者明确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有必要和没必要。以下为记者的部分采访手记：
田小姐（26岁，电视台编导）：肯定有必要。我自己就因为曾在公交车上接二连三地被骚扰而从此宁愿打车上下班。当时觉得自己的感情遭受了莫大的伤害。我找来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却只在《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找到了有关侮辱妇女罪和流氓罪的有关规定。在我看来，再严厉的惩处对那些“色狼”都不为过。
薛先生（30岁，公司经理）：没太大必要。许多性骚扰之所以发生，女性本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许多工作场合，男女同事之间说几个无关大碍的“黄段子”、“荤笑话”倒有益于缓解工作压力，调节办公室内紧张情绪。
雷先生（28岁，公司业务员）：有必要。起码可以保护女性少受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在目前的社会中，女性其实仍处于弱势地位，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目睹许多男性骚扰、侵犯女性的事在身边发生。
王女士（38岁，自由职业者）：没必要。这个社会里两性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合理”的现象太多了。家庭暴力、“包二奶”、婚内强奸等种种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性骚扰”又能算得了什么？
记者还就此采访了中国法学界、社会学界有关人士，发现在他们中间也存在分歧。在对性骚扰的立法问题上，大多数专家学者依然持悲观态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认为，目前，大量拐卖妇女、强奸、家庭暴力等显层犯罪行为尚得不到有效遏制，对于性骚扰这样一个仅限于精神损害而没有任何实质性伤害的问题，还不到立法的阶段。而且，立法需要大量的典型案例和数据，目前可供参考的案例太少了。
就连中国首位提出关于性骚扰立法问题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葵尊也承认，即使要立法惩罚性骚扰行为，在量刑上也确实没有什么好的措施。法律必须有一个量化标准，而对性骚扰进行量化的等级划分，无疑是困难的。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王行娟则对此反驳道，问题不在于不好量化，关键是还没引起充分重视。在香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制订的《劳动法》中就规定，日记、考勤卡等都可用作证据，美国克林顿性骚扰案中，琼斯就以克林顿的体征为证据，从而获得了100万美元赔偿。
北京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宁也认为对性骚扰立法目前可操作性不大。她分析说，首先，性骚扰的隐蔽性较大，成因、损害程度、取证上都将面临困难；其次，界定的困难也直接导致赔偿金额多少的确定，目前在精神损害方面，国内最高的赔偿金额仅为5万元；最后，敢于将性骚扰诉诸法律程序的女性往往为此付出失业、社会偏见等沉重代价，她们很难得到法律更有力的支撑。
满头银发的王行娟在对现状表示无奈的同时，通过记者再次向广大遭受性骚扰的妇女呼吁：学会自我保护是真。同时，向单位、党支部、工会、妇联等单位申诉也是遏制性骚扰的有力之举。
针对上述这一问题，《北京青年报》邀请了部分专家和学者组织一场法律圆桌会议，对上述这一问题展开了更深一层的探讨，并于2002年1月22日发表了由贾桂茹、李昊昕统筹文稿的题为《西安首例性骚扰案被驳回，法律拿性骚扰没办法吗？》的专题报道。会议由北京青年报社法律顾问贾桂茹主持，所邀请的嘉宾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唐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薛峰北京市逢时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更生北京市泽普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新欣会议共设四个议题，以下就是此次会议的详细内容：议题一：什么是性骚扰？主持人：其实，性骚扰绝非最近刚刚出现的新话题，在现实生活中，这一问题已经屡见不鲜，相关报道也频频见诸报端。那么，在我国，性骚扰有什么特点？
陈新欣：据妇女热线对40个性骚扰个案的分析，发现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第一，骚扰者均为男性，91％在31岁以上，绝大多数有家室，67％是领导，其余是熟人、朋友、长辈；第二，被骚扰者77％为22～25岁未婚女青年，大多数从事文职或技术工作；第三，骚扰地点多半在工作场所，少部分在公共场所或家庭；第四，骚扰方式：一半为不必要的身体触摸、摩擦，讲淫亵笑话或语言挑逗的占1/4，直接向对方示意有性需要和性要求的也比较多。
主持人：据我了解，有关性骚扰的立法建议曾经出现在人大代表的提案当中。但是至今为止，关于性骚扰的很多问题在法律上仍然还没有清晰的答案。
张更生：性骚扰这个概念，是从国外传入的法律名词，我们国家的法律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阐释。过去，老百姓不懂什么叫性骚扰，但是他们知道什么叫侮辱妇女，什么叫耍流氓，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类型的问题：违背了妇女的意愿、意志，对其进行性方面的侵害，就是性骚扰。
韩玉胜：我觉得性骚扰实际上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只要构成了对异性性别上的侵犯就应该称为性骚扰，可能包括语言的骚扰，也包括动作的骚扰，甚至还包括人的眼神，性骚扰的外延是很宽泛的。
胡晓琳：我认为性骚扰是指违背当事人的意愿，采用一切与性有关的方式去挑逗、侮辱和侵犯他人的性权利，并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性骚扰的行为是多样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在一些工作场合，妇女被迫与比自己职位高、权力大的人发生性关系，或者是容忍性侮辱，否则就影响加薪、晋升等；第二个层次是在公开的场合和特定的场合挑逗妇女，开一些有关性的玩笑。
主持人：性骚扰一般发生在什么场合或者什么领域？唐灿：在我国，私营企业是大家公认的性骚扰高发环境，相应的国有企业和国家事业单位是低发环境。主持人：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唐灿：我觉得主要是管理问题。面对从过去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如何来规范和控制新的经济模式下出现的新问题，目前没有配套的管理措施。另外，我们的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很多私营企业的女工受到性骚扰后想找人投诉，但找不到投诉的地方。警察对这事也管不了，不是说他们无作为，而是他们确实找不到法律根据，不知道应该根据哪一条、哪一款去处理。
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在他们本国的公司管理守则中，几乎全部都有关于禁止性骚扰的规定，而且非常详细。但是这些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的管理守则里面却绝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