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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桥一带有一李姓人家，一日，日军突然闯入，将在家的姑嫂二人强暴。由于害怕日军武力，被害者多忍气吞声，以至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受害人也越来越多。 在东局子军械厂门前，日军无故射杀厂书记段宗五及两名随从，又用刺刀将其面部乱划数十刀，再诬其为匪。日军还派出大量宪兵冲进各家各户，开门稍缓轻则罚跪，重则刺死。对在屋内见到的“不法”书籍要进行盘问，应答不力者即遭逮捕。 在哈尔滨，白俄罗斯侨民为日人唆使进行集会，高举“打倒中国警察 欢迎日本警察”的口号向中方施压，并向中国警察开枪，造成一人死亡十余人受伤。 11月份，日军在进入哈尔滨后，每天都在街上“荷枪而立，夸示战胜”。〔12〕19日下午，日军手持麻绳到龙江饭店检查，随后又到各大户家宅中进行搜查，对于有军人或学生嫌疑的人员就地逮捕，又跑到医院枪杀了200余名伤兵……
朝日新闻的报道 23日，日军在搜查各旅馆时发现一批黑龙江省各县在省城办事的公职人员，即拉出其中十余人就地枪毙。又有一旅客在乘车时被日军检查出一套旧灰军装，日军当即不问情由即用刺刀乱刺，“直至旅客血流满地气绝倒毙，始拂拭刺刀狞笑而去”〔13〕。 在延边地区，一些朝鲜居民受日人暗示，要求将延边四县划归朝鲜县督府进行管理，并不断惹出事端。在敦化县，由于炮火的不断轰击，民房已十室九空，在乡间，如果是朝鲜人和中国人起争执，朝鲜人就可立即报告日本军方，日军即将这户中国人家包围，“老小一律屠杀，鸡犬不留”〔14〕。后日军在大举进攻敦化城时遭重击，又怀疑是当地群众与中国军队互通消息。于是便将当地商会会长盖文华等13人逮捕至日军驻敦化的司令部，用酷刑进行拷问，在达不到意图后就将这13人全部用汽车载往九龙口刑场处死。处死前还用布蒙上双眼，口中塞满棉絮，枪杀之后，又用刺刀将其喉管割裂。其手段令人发指！ …… 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后的整整4个月零18天的时间里，东北人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悲惨之中。他们不但要忍受着作为亡国奴的屈辱，还要时时遭受对其生命的种种威胁。在九一八事件之后，东三省居民人数大减。仅在沈阳市一地，事变前的男女人数分别为29万余和26万余，事变中或被杀或逃散，在事变后统计分别减少了10万和15万。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年底，共有23662名中国军民被日军屠杀，事变中中国官方损失达178亿元，公私损失不下200亿元。九一八事变使东三省3000余万民众和无数的宝贵财富遭受荼毒和抢劫，113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此沦为日寇铁蹄之下，时人曾作《流亡三部曲》记录了东北人民的悲惨境遇：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 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在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逃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皆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欢聚一堂。 泣别了白山黑水， 走遍了黄河长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年，逃往到何方？ 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无处逃亡！ 谁使我们流浪？ 谁使我们国土沦丧？ 谁使我们民族灭亡？ …… 不错，“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国土沦丧？谁使我们民族灭亡？”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的伤害是无法计算的。
日进犯哈尔滨，我人民集结
第二部分：对德宣战 征服满蒙对沿街商埠的纵兵劫掠（2）…（图）
占领东北全境 1932年8月7日，日军在吉林海龙县四合堡村小西沟，趁地主张振魁娶小老婆之际也赶来“助威”： “一个姓刘的小伙子正在上菜，刚到院中心，突然枪响，便应声倒地，接着，枪声大作，又有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人们惊慌失措到处奔跑……日本兵在岗顶上看得一清二楚，人们往哪里跑，他们就往哪里开枪射击。只听到人群里一声接一声地惨叫，只见跑着的人们一个接一个的中弹身亡……日军用掷弹筒向张家大院猛轰，老孟家12岁的姑娘被炮弹炸得尸体都找不全了；有一个姓胡的赶车老板，他媳妇抱着孩子没跑出大院，被炸死在磨盘旁边了。枪声停了之后，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进了张家大院……没跑出来的，有的在柴禾堆里，有的趴在炕沿底下，有的跑到仓库都没躲过杀身之祸……日军发现了藏在路旁小桥底下的人，就对他们扫了一阵机关枪，藏在小桥底下的10多人全给‘突突’死了……小西沟一片血海，悲惨之状，难于形容。整整3天，人们才把被日寇无辜杀害的亲人安葬完毕……”〔15〕 在这次惨案中，128名群众被惨杀。 最令人发指的莫过于发生在平顶山地区的大惨案： 1932年9月15日（旧历中秋节）晚，辽宁民众抗日自卫队要去攻打抚顺，在经平顶山时，烧了日军配给店，袭击采炭所，打死了几个日本人。9月16日，日本宪兵队就来到平顶山将其包围。随后就挨家挨户把人们叫出来，用刺刀逼着，用皮鞋踢着，把人赶到南面的洼地里去，说是给大家照相，不照相的就是通匪。后来的《抚顺市政协委员会关于平顶山惨案的调查报告》记录了当时的这场大屠杀： 汽车上，山坡上，有许多用黑布蒙着的东西，但不是照相机，而是机关枪。全镇上的人（老百姓和矿工）男女老幼都被集中到这块洼地来了。接着就开始了有计划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机枪由四面八方向人群扫射。有些人看情形不好，便想冲出去，但没跑几步就被机枪射倒。大屠杀持续了一小时，当停止扫射，鬼子兵攀上汽车准备回去时，他们见尸横遍地的人堆里仍有人在呻吟，于是又冲下车来用刺刀再检查一遍。幸存者洪振儒控诉日军暴行说：
日本侵华女兵 “鬼子开枪了，一排排的人随着密密的枪声倒下了，鲜血洒满地。这里有男有女，有未满月的婴儿，也有70多岁的老太太，还有怀孕的媳妇。有的婴儿还衔着母亲的乳头，有的依在母亲身旁啼哭，而狠毒的鬼子竟一刀把他扎死了……还用刺刀扎着婴儿高高举起来再摔到地上……我家5口人……首先我9岁的小子被打死了，倒在我的身上，接着我的媳妇也被打死了，2个姑娘（3岁、5岁）也被鬼子用刺刀扎死了……” 幸存者杨占有也回忆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 “……子弹就从我的左胳膊穿过去，我倒下了……我眼看着我妻子、孩子、嫂子都被打死，他们的尸体压在我身上……天快黑了，鬼子都走了 这时满天都是雾，细雨连绵，我从尸体中挣扎起来，扶起我的两个姑娘。见我的妻子和姓顾的老婆的肚子都被剖开，七八个月的婴儿及大肠流在地上……血从我的脸上淌下，眼泪从眼眶中涌下。两个姑娘也在哭着，叫着‘妈呀！妈妈呀！’……当时有人不愿上山，就躲在自己的房子里，鬼子干脆就点起火，把房子烧光，没有出来的人也全部都烧死了……我一家原有24口人，这次惨案中就被杀死了18口，剩下了6个人。这血海深仇永生难忘。” 当时的伪抚顺县公署总务科长林喜岳想到平顶山看看情形未果，“但见到山沟里留下的水都是血沫子”。 日本兵在制造了平顶山大屠杀后，又来到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百姓130余名，又到东西两个千金堡屠杀了五六十名老百姓。〔16〕惨案第二天，日军就派人在平顶山用大钩子把尸首钩到山崖底下，浇上汽油焚尸，其中还有没死的，也被扔在死人堆里烧死。还怕掩盖不了罪证，“就在杀人场周围拉上了铁丝网，不准任何人接近，并用山炮崩下了半壁山崖掩埋罪证……布告全县，不准收留平顶山跑出来的人。留者即是通匪，全家处死”〔17〕。
日本女兵战争机器 据抚顺市政协委员会调查，平顶山惨案中共有3000余名无辜平民死亡。屠杀后的平顶山，“瓦舍茅屋，净化残灰，圃园蔬禾，悉成焦土，人踪灭迹，鸟影绝空……闻者惊心，观者闭目”〔18〕。 1972年9月16日，在平顶山大惨案40周年之时抚顺市政府就地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里面陈列的均是建国后在约长80米、宽5米的平顶山惨案发生地出土的800多具遗骨。在这些遗骨中我们依然能看见当年他们在临死一霎那的恐惧和悲惨，有的尸骨上还能清晰地看到被刀或子弹穿透的痕迹，还有很多婴儿的幼小的身躯……这些就像是一份血泪斑斑的控诉书，尽管无声但却有力地诉说着1932年9月16日日本军队对平顶山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原日军59师中将藤田茂曾三次凭吊，他忏悔说：“侵略战争的苦是绝对不能忘掉的，现在我们站在这繁荣强大的国家，面对各位英灵烈士和全中国人民的惨重损失与巨大悲愤……惭愧之心情使我们肝肠俱裂。”〔19〕 1934年3月后，日军在土龙山地区的12个村屯进行了大洗劫。烧毁房屋1000余间，屠戮百姓1100余人，掠走粮食70余万斤，打死牲畜290余头。据当年的幸存者回忆： “3月12日在北半截河子，日军一到后院就开始烧杀，屯里二十几户人家，除不在家的外，都被日军用刺刀、机枪杀害了。所有房屋、柴禾垛甚至垃圾堆都用火点着……在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