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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她爸还没回来呢？”
“没有，他在外地拍片，很忙，一个月难得回来一回。”
我没心没肺地说。
“老婆孩子都这样了，挣那么多钱干什么？”
尚阿姨听完后，说了一句。
听这句话时，我以为尚阿姨只是心疼我，没有多想。
病好后，我又去尚阿姨家，聊天时，尚阿姨忽然说：
“小林，孩子快一岁了，可以放托儿所了。”
“可以，他部里就有托儿所，幼儿园，条件还不错。”
“孩子放幼儿园，你就可以工作了。”
尚阿姨说。
我一听这话，有点愣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出去工作。一是我自由散漫的性格，不适合朝九晚五的工作；二是丈夫也不喜欢女人工作，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女人，老说女人象男人一样，在社会中阴谋算计，斗来斗去，一点女人味都没有了，像个女光棍，非常可怕。这些话我不好说，只有说：
“我能干什么呢？不知能找个什么工作？”
“小林，把你的简历、资料给我，把你的特长写上，我给你找找试试，北京的某某区，要搞一个开发区，需要很多人才，直接抓这个开发区的副市长、区长，都是我的朋友，我们都很熟。”
“女人要工作、要自立才好，不要依靠男人。”
尚阿姨立即说。
这对我是很新鲜的话，因为，在我所受的传统教育观念中，这个社会是男人的，男人是女人的天，男人养老婆孩子是天经地义的。
我没有反驳她，我知道她替我操心，是为我好。没几天，我把简历给了她。
大约俩星期后，尚阿姨打电话叫我晚上去她家，我敲开门，是于叔叔开的门，尚阿姨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烫脚，见我进门，赶快请我坐。我问尚阿姨怎么烫起脚来了，于叔叔笑着说：“你尚阿姨，今天下午走了几十里地，脚都走肿了。”
我大为惊异，忙问：
“尚阿姨，你干嘛去啦，走那么远？你干嘛不坐车？”
尚阿姨说：
“我好几种病，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晕，就吐。”
“那你骑车也要比走路要好得多，快得多。这么热的天。”
此时正是盛夏，我无法想象，一个如此纤瘦，浑身是病的老人，怎么能走几十里地这么远。
“我不敢骑车，怕晕倒在路上，危险。”
我听了大感意外，她的身体如此虚弱，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尚阿姨，这么着急，你有什么急事吗？有什么事你叫我去办好了，我年轻人，别的可能干不了，这又跑又颠的事，没问题。有什么事，您千万你别客气，我不就是您闺女吗？”
我不放心，又问又说。
尚阿姨开心的笑了，她说：
“好事，小林，你的工作落实了。”
我大感意外，哪有这么快的事？
“真的吗？”
我下意识地问。
尚阿姨见我疑问，得意地笑了。她示意于叔叔拿过桌上的几张纸，给我，我一看，果真是盖了大红公章的录取通知书。
“小林，下午我接到通知，就给你打电话，打完电话，我就去了。我是个急性子，做事不喜欢等，也怕夜长梦多。政府机关，想安插的人很多，竞争很激烈，这次感谢领导给了我两口子一个面子，这么多年市里多少领导我们都救过他们的命，为私事我们从没麻烦过领导，我儿子自己考上了大学，后又进了空军，没麻烦组织。这次例外。上次，我把你的简历给市长的时候，我就说，市长，这是我闺女，是个人才，这事你一定要帮忙，别浪费了人才。市长答应得也爽快，没想到，这么快就办下来了。”
“谢谢尚阿姨，谢谢尚阿姨。”
我连声说谢谢，除了谢谢，不知说什么好。
“在开发办当秘书，不知你喜欢不喜欢。”
“喜欢，喜欢，尚阿姨。”
我连声说。
“那你就好好干，边学边干，不懂就问，别怕。”
她又嘱咐。
“是，尚阿姨，我一定好好干。”
我诚心诚意地说。
“小刘回来了吗？”
她又问。
“回来了，刚走，就回来两天，太累，所以没来看您。”
“年轻夫妻不要分开太久。”
她又说。
多少年后，当我渐渐经历过一些世事，慢慢长大，我才懂得尚阿姨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才明白尚阿姨为什么那么着急，舍那么大面子，替我找工作，她是真正地在以一种母亲的情怀关心我，照顾我，教我长大成人。
我对她的感恩之心，又岂是“感激”二字，所能言表。
她最让我感恩，铭记于心的，不是她替我找了个工作，而是，她冒着炎炎烈日，浑身是病，走几十里来回，替我送简历，拿通知书。而那时，于世俗功利而言，我对她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她用她的言行，教会了我用宽厚之心去爱，去帮助我身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只要在能力范围内，而不要计较得失，不企图回报。
她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贵人。
后来，我做了一家妇女报社的编辑、记者，主持一个叫“女人街”的版面，采写各式各样的女人，写她们的人生、经历、感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写她，采访她，她爽快地答应了。
这就有了她下面的谈话记录：
“我的一生都在追寻完美，在我晚年行将来临的时候，我希望看到我的一生所追寻的事业、家庭、儿子，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我是五十年代的青年，受党的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事业的影响很深。人的一生很短暂，我从来不敢作任何半点越轨的事情。短短的一生，如染上任何的一个小污点，我都会终生不安的。
我是一个爱情、事业、儿子三者都想完全拥有的人，哪一方，我也不想，也不能放弃，这就注定了我一生付出的要比别人多得多。
1958年，我16岁，响应团中央的号召，到北大方开垦，我们是第二批，第一批是57年去，先行开路扎寨的。老于（她爱人），那时就在那里。
那时候，方圆几十里都找不到人影，听不到人声。我们就是在那恋爱的。住的是草棚，喝的是雪水，吃的是杂粮。在东北，天一黑，尽狼叫，老于就领着我们弹琴、唱歌、跳舞，就这样，在东北过了14年。
去北大荒的第二年，很多人闹病，医生奇缺，当时，我俩都是医校的，中专毕业，于是，党的需要，又成了我们的需要，我们考了医科大学，毕业后，还回了北大荒。14年后，我们调回北京，因为北京的户口进不了，就在附近的两个县待了下来，我们还进不了一个县，两人相隔100多里。
他每星期骑单车回来看我们，每到星期五，我就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那时，家里虽然条件差，但我也要想尽办法在他回来的这一天让他过得舒适。
他也不容易，那时虽说还年轻，但来回200多里的路，不管风霜雨雪，不管烈日炎炎，都得顶着，靠两腿，蹬两个轮子，跑完那二百多里，该有多累！这一分居，就是10多年，但至今，我们仍常常怀念起，那甜甜涩涩的许许多多个周末。
我这人也许有点封建思想，我觉得女人应该干的事，不应该让男人干，得让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面子，堂堂正正做人。如果，让我男人抱个洗衣盆洗衣，我觉得脸上无光。
年轻时，他什么都不干，回到家，我就不停的干。20多年，我几乎每夜都到一点钟才睡。这几十年，做了几次大手术，身体不行了，才由他干。家里的事，无论大小，我首先得征求他的意见，他同意才办。他不同意，纵然自己不高兴，我也不干。事事处处，首先，我想到的是他，他永远是我的第一考虑。我以为，一个家庭，其他的损失都不算什么，感情上是不能有丝毫损失的。
一个女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没有丈夫的自觉牺牲，全力支持是不行的。我那口子，他唱歌、跳舞、拉小提琴，样样皆精，不亚于专业水平，但是，平时除了工作上的应酬、会议，他都在家钻研业务。他是肿瘤科专家，就是当了院长，每星期，他还坚持坐诊一天，怕慌疏了业务。如果我查房，值夜班，或急诊，处理医疗事故，他都陪着，不管早早晚晚，包接包送。其实，我们家离医院，没几步路，但他这份几十年持久不变的关怀，着实令我感动。
几年前，我连着动了三次大手术，几次都差点死去。第三次是直肠癌开刀，开刀后，屎尿都失禁，肚子上打个洞，用管子导出来，还吊着个瓶子装屎尿。住院半年多，就是他照顾我。我没想到，在一夜之间，他忽然变得那么能干，端屎倒尿，洗衣洗被，帮我擦身，洗脸洗脚，想尽办法，做好吃的给我，从来没有半句怨言。
从前，都是我照顾他，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受到他的照顾，需要他的照顾。
那时，几次大手术后，我留下很多后遗症，反应很迟钝，我很绝望，巴不得早点死。但他不断地对我说：你要好好活着，好好好起来，至少，为我，你也要好好活着。你走了，你要不行了，我会很孤独很惨的。他就每天扶我锻炼，于是我又好起来了，又很快地能工作了。
现在，我觉得我很幸福，我的一生很幸福。现在，我仍然觉得我还很年轻，很青春，就象刚刚三十岁一样。
很多病人都说我就象圣母一样，宽厚，仁爱，温和……确实，3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对病人发过火，生过气，纵使病人使我很生气，我都能忍着，我都能原谅她们。
为什么？因为病人找我们看病，她是有求于我们的，是弱者，她承受着种种为我们所不知的负担，我们作为医生的，不但要医治她们肉体的病痛，还要医治她们心灵的创伤，我们有责任，让她们感受到人世还有一份温情。她来找我们，就象求上帝一样，把她的生命都完完全全交给了我们，我们怎么能对一个如此信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