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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上摊着一本杂志，并不看，只对着窗外的雨发呆。张爱玲在餐桌上闷着头准备考试。整个下午除了雨声和打字机的声音之外就再也没有其它的声音。张爱玲偷偷望着姑姑和母亲，突然有一种自己拖累了这两个女人的感受，她盯着她们的喜怒，因为她深深依赖着她们。
第二部分莫大的羞辱
向母亲要零用钱时对双方都是一种折磨。张爱玲鼓足勇气才能张口：“今天约了跟表姐出去，我不好每次都叫她们出钱！你给我的零用钱，我尽量省着花，上个月就花完了。后来姑姑给了我一次。”
黄逸梵语气登时变得愤然：“我讲过多少次，不要跟你姑姑伸手要钱，我们吃着人家，住着人家，还不够吗？你父亲就是看死了我们母女俩不靠张家活不下去！”讲着她自己先难过起来，有点哽咽，“你跟你表姐们比什么？她们吃穿的是黄家三代单传积累下来的祖业，我身边就只有箱古董，这些年也卖得差不多了，还得留出你的学费，你就不能替我想想？我早就说过了跟我要吃苦的不是吗？你要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随时可以回去，你爹会收留你的！”
张爱玲这时难过得也哭了，觉得自己仿佛没有良心透顶，一味地折磨母亲。
黄逸梵进屋拿了一个镯子出来给张爱玲说：“你把它当了换零用钱去！”
张爱玲绝望地摇头说：“我不要！”
黄逸梵冷冷地说：“你已经要了！”她走出了房间，张爱玲啜泣地站在那里，母亲给她的是莫大的羞辱。
这一天张子静突然上门来。他尖瘦的脸，手里抱着一包报纸卷，不知是什么东西。黄逸梵好像忘了自己还有这一个儿子，看着他的神情格外陌生。
张子静还是老毛病，一开口说话，就呜呜咽咽地眼泪要掉不掉：“姐姐走了，家里就剩我哪！没人理我了，也没人跟我说话了，我有事情也不知道跟谁商量，我一说要来找你们，就得挨一顿打！”
张爱玲看见报纸里包的是一双刚洗白的篮球鞋。
张子静搓着眼泪，语气坚定地说：“我很早就想好了，等着放暑假，我一定要来找你们，我想跟你们住，那个家我也不打算回去了！”
张茂渊一听就摇头走开，张爱玲望着母亲。黄逸梵缓缓开口：“你是张家惟一的男孩子，你不能离开张家。况且，我现在没有收入，又要供你姐姐念大学，经济上已经很吃紧了，实在没有办法再多负担一个！母亲很对不起你！过去没有照顾到你，现在也没有能力收留你！你听话，跟着父亲，好好念书，将来张家还得靠你！”
张子静也不知道再怎么说，眼泪花花地望着张爱玲。张爱玲自己也哭了，她感到莫可奈何，不只是弟弟的命运，还有自己的。
张爱玲送张子静出门，看着他上电车，手里紧紧夹着那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电车开远了。张爱玲离开那个家没有带走任何东西，而弟弟惟一想带走的也只是一双篮球鞋……现在寄居在姑姑这里，也没有家的稳妥，没有任何属于她的东西，家对于张爱玲来说，从一个恒久而古老的梦开始，渐渐地幻灭……苏醒……
因为战事，张爱玲留学伦敦的梦想破灭了，一九三九年，她赴香港大学就读。
同宿舍的艾芙林来自中国内地，是听不懂张爱玲说话的人；月女，说话有一种过度纯洁的姿态；金桃是月女的同乡，性格却截然不同；苏雷珈对男生的语气非常甜，带着一种笼络讨好，对女生说话的语调放弃挑逗性，明显地比对男生低了两个音阶。
收拾好行李后，一身是汗的张爱玲走进浴室，听见嘹亮的歌声从某一间传来，唱着“OvertheRainbow”。歌声唱到高音有些勉强，但唱得十分卖力，自我陶醉非常快乐，就像歌词里一样好像踩在彩虹的一端，抱着一满怀的梦。
张爱玲弯下身，发现唱歌的人拿着一把牙刷刷着她圆圆黑黑的脚趾头，衣服挂在隔间板上，张爱玲从内衣的尺寸看出这个人一定很丰满。内衣拿走后，隔间板上剩下一件热带橘色的洋装。张爱玲打开水想先试水温，水喷出来，她尖叫一声。那人停止唱歌问：“你还好吗？”
张爱玲说：“水是冷的！”
“所以这时候没有人啊！学校只有一个锅炉，烧饭就不能烧水，烧水就不能烧饭，现在是吃饭的时间，所以没有热水，如果你要洗热水就不要在吃饭的时间来！不过洗冷水对身体好，不容易得感冒！又不用排队，唱歌还有回音，好处很多的！”张爱玲始终只听到她的声音。
大一新人都要填写许多基本资料和选课表，张爱玲等人坐在阶梯式教室的座位中填写。突然有人举手，站起来声音洪亮地发问：“我有问题！请问哪一位教授最英俊？”前面的助教愣着，班上的人哄堂大笑。那人若无其事地说：“我在帮大家选课啊！”张爱玲抬头看见那一袭橘色洋装。于是所有人都认识了法提玛，一个矮小丰满肤色黝黑的少女，圆俏的大眼睛像松鼠一样。
香港大学周末举行新生舞会，学生里杂着各色人种，还有一些年长的外籍职员教师也来参加。张爱玲独自靠在一个昏暗的角落，手里拿着一杯汽水，她只有一件蓝白花的洋装，普通的剪裁，在这样的新生舞会里，是绝对不出色的。所以她很安心地藏在角落，看那些南洋来的富家女学生，头系发带，穿着蓬松的舞裙，和一些受西式教育举止完全西化的香港青年翩翩起舞。
第二部分垂死的病人
法提玛热心地拉着一位男生走到一群还没有舞伴的女生当中劝道：“快呀！女孩的青春是以秒计算的！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张爱玲靠窗站着，法提玛就站在她身边问：“你怎么不跳舞？”她讲话的腔调很奇怪，是洋腔里混了不知是沪语还是粤调，乍听就令人好笑。
张爱玲反问：“你怎么不跳舞？”
法提玛的大眼睛里光彩熠熠，她嘻嘻笑着说：“问得好！因为我把男伴都借给别人了！嘿！你比我高，你做我的男伴正好！”
张爱玲有些困窘地说：“我不会跳舞！”
法提玛马上回嘴：“太好了！我不会走路！”张爱玲觉得这个女孩简直妙透了。
法提玛对张爱玲介绍自己的家庭：“我妈妈，天津；我爸爸，锡兰！卖珠宝，在南京路有一个店！我妈妈是从家里逃走，才嫁给我爸爸。”
张爱玲很快地接上去说：“喔！我母亲是嫁给我父亲以后才从家里逃走！”她和法提玛（张爱玲后来给她改名炎樱）的友谊保持了一生。
两个少女最喜欢结伴领略香港旧街的风情。她们靠在天星码头渡轮的栏杆边上，天色昏黄，一种咸腥的海味随着潮湿的海风迎面袭来，有海鸟的叫声伴随着。渡轮上忽然有一个黑人随兴地吹起自己随身带的萨克斯，张爱玲和法提玛都转过身来看，那自由舞动的手指，自我陶醉的快乐，旋律伴随海潮和船上发出的汽笛声融在一起。第一次，张爱玲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还是自由的，她找回自己呼吸的节奏，一股强烈的悸动，让她相信自己活着是有足够的理由。
三年以来所有的伤害与压力仿佛被香港湿热的海风蒸散了，带走了，她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因为相信还有未来。她转过来面对着海，不让法提玛看见。她看向远方，不够远，她还要看得更远。
一九四一年底，日军入侵香港。女生们被学校赶到地下室里躲避轰炸，惟独不见炎樱。张爱玲和舍监到处找她。她的室友说她去上环看电影了，舍监大为震怒：“她疯了！难道不知道在打仗吗？”
终于她们听见漆黑的浴室里传来歌声，仍是那首“OvertheRainbow”，突然一声子弹打破玻璃的声音，歌声停下来。
舍监的吼骂声在黑暗空荡的浴室里回荡：“你这个笨蛋、疯子，你给我从淋浴间里马上出来！”
炎樱嚷道：“带着肥皂泡泡吗？”站在舍监身边的张爱玲低着头用力忍住笑，炎樱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于众人的恐怖的一种嘲讽。
清晨时分，空气是止寂的，疲累的人在一个仓库里倒头四处睡着。
张爱玲蜷缩着身体，身上盖满了杂志报纸。轰炸时远时近，地面时有震动，他们至多是睁一睁眼，或挪一挪身子，又继续睡，战争不能惊动他们。
张爱玲冷得下巴直哆嗦，她睁开眼，看到一对男女坐在靠门边的两个圆凳上，两个人彼此痴痴地望着，对着彼此傻笑，他们那里仿佛是春天，一点也不冷，炸弹也听不见。
在学校医院里，做看护的张爱玲见到了战争的残酷后果。下午的阳光直射在一个垂死病人的脸上，他张着嘴好像要挠痒挠不到的模样。张爱玲站在他面前，百般不情愿地看着他，不知能做些什么，事实是她什么也没做就走开了。
吃饭的长桌成了临时病床，送来这里的都是受伤的街头流民，苍蝇在他们的头上飞着要去叮发烂的伤口，他们成了苍蝇和蛆虫的食物。张爱玲每天要经过他们一遍又一遍，她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长疮流脓溃烂，嫌恶发自心底。
几个女同学坐在屏风后面的和男看护同学说调情笑话，没人理睬这些病人。打情骂俏是惟一打发漫长时间的方法。
张爱玲不停地画画，一张接着一张，都是画人的百态。
夜里，张爱玲在门口的值日板上签字，然后抱着一个壶牛奶要去后面的厨房，她经过一张一张的病床，每个人都要半挺起身子来眼巴巴地看着她，她冷着一张脸，一点反应也没有。
一道隔离屏风，隔离的不是要紧的病人，是一对已经打到火热的年轻学生看护。他们身上的白袍显得不再纯洁，女的哼哼唧唧直推，男的身手齐上，一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