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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思考，上帝就要发笑。
看到这句话时，我就想象起那个无所不在的万能的上帝带着满脸轻视的神情嘲笑人类的样子。心里就对他腹诽的不行。人类的思想可能有限可能幼稚可能无聊可能恶劣……可无论怎样也是人类自身产生的东西啊。人只要长了一颗能产生思想并能进行思维运作的大脑，那思想就是人类的权力，凭什么要笑？
思想是人类的权力。
可是我们有多少时间是自己在思想呢？
春秋时期，人们的思想是自由的。那时的文华理论和著作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那段时间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里真是太难得，也太短暂了。在秦始皇烧毁了诸子百家之后，在汉朝皇帝把儒学定为国学之后，我们的大脑就被剥夺了自由思想的权力。理教的束缚下，我们的思想之河不得不延着那条即定的河床去流淌。久了，我们的主流思想便变成了驯服温顺的小溪，再也难现波澜壮阔的气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出现了李白，杜甫，韩愈等人。诗歌的创作在李唐时代呈现出全盛的局面。大概是那股东风的力量吧，作为文学领域里的另一奇葩－－小说也开始在那个时代萌芽了。明朝时代，小说的创作开始露出迅猛的势头，如果条件许可不难想象它会长成一株参天大树，然而战火和统治者的思想统治使它未成形便横遭腰斩。其后只有一个蒲松龄在寂寞中苦苦支撑。在他之后出现了一个沉默的大断层，然后爆出了一个曹雪芹。《红楼梦》可算让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上的最大的民族在世界文学领域里挣回了一点面子。遗憾的是，曹大师的涕血之声，被高鹗的游戏小曲和成了慌腔走板的滥调子，并且和成了附骨之蛆，去之不得。
《红楼梦》的出现可以说是我们的民族中有人用自己的脑子思想的结果，它也开启小说发展的又一个契机。到解放初，各种思想涌入了满目疮痍的中国大陆，在这股思想浪潮的带动下我们的小说可以说是有点看头了。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段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字狱运动和最残酷的思想镇压当中，人的生命都在权杖下被践踏得泣血呻吟，更别说思想了。思想者的喉舌被勒紧索死，发不出一点声音。承袭了御用文人制度的作协机制又豢养了一大批趋炎附势的御用文人。这些人以强权的头脑为头脑，以形势的需要来变换着自己的良知，写出来的东西幼稚虚假到了难以至信的程度，别说没有文学性连文化都没有。那时在文化领域里的肃清四野中，我们的思想的荒漠里只晃动着几个样板的人物和假冒伪劣的极不成功的社会赞美诗一样的骗子之书在迷惑规范着我们的头脑。我们哪里有自己的思想呢？就是原有的思想也在洗脑般的愚弄中迅速退化几成空白。为此我永远都不能原谅那段历史。
八十年代初，好了一些。可是我们的大脑经过长时间的缺养，已经变得苍白贫血，再也无力产生自己的东西了。我们跟着比我们起步晚得多，却比我们走得快的西方的文学的屁股后面照着学跟着做。这时的小说创作虽花样繁多，却因为我们本质里的浅溥，那些小说都显得那么的空洞无物。
然而敢于尝试新的东西也是不错的。遇上比较宽松的环境了，我们可以自由地思想了吧？可是，不！中国的作协机制－－真是世界上最可笑也最愚蠢的机制－－的存在养活了大批的所谓的专业作家，他们习惯于饱食终日后躲在象牙塔里胡编乱造。可能因为呆在象牙塔里太久了，以至于脱了人间烟火气吧，这些作家们写出来的东西都象是给天上的神仙们看的天书，或者给同样在象牙塔里的其他的绝少数的学者看的－－这现象可没什么好。我们的小说涎生之初面对的就是广大民众。这一点倒比外国走了捷径。外国的小说一开始是宫庭贵族们的消闲解闷的玩艺儿，为爵爷小姐公子哥们虚构他们并不存在的爱情用的。直到福楼拜的出现才开始了现实主义的先河，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才成为反映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们的不是，我们开始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思想生活。小说走到今天，如果还是少部分人的读物的话，那就是历史的倒退。－－可这些写作者们并不担忧他们制造的天书没有销路，有机制养着他们呢，他们大可以偷懒地让思想在庸碌中退化。我一直认为这些有头无脑的蛆虫们的存在和促使这些蛆虫们生成的制度的存在严重地阻碍了我们文学的发展。在这制度以外的文学创作群体呢？大多数也不行。看看市场流行的那些东西吧。痞子文学卖坐，成千上万的写作者们就都痞上了。安妮宝贝叫响，她的屁股后面立马跟上了成球结队的小资。王跃文的官场文学一亮相，文坛里立即活跃着老百姓面前人模狗样上司面着却奴颜媚骨的政客形象。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印年画般的成批成量的东西里有几个是作者自己思想运作的成果？－－没有，有的只是一些跟着市场的风向标乱窜的跟屁虫。
也有不跟屁的，比如莫言。我前不久看了他的《檀香刑》，没看下去。倒不是说他写的不好。但一个现代人坐在二十一世纪的有着空调暖气的大楼里，却瞪着眼睛看一个世纪以前的事，然后对眼面前的世界漠不关心，总觉得不那么地道。我们的思想也该进化了不是？不能总在现代的空气里呼吸着古时的尘风墓土啊。
我是用我自己的脑子在写这个故事。
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快乐的，思想和想象力的河流汹涌澎湃地放纵着，我手中的笔也跟着这河流的轨迹跌荡起伏地舞蹈着，故事一挥而就地出来了。
写完了，看过的朋友说：你这真是现代人的灵魂考问卷啊。
这句话顿使我思绪万千。灵魂的考问卷？我有权考问谁？谁又会受这心灵的考问呢？
中国的文学一向不受重视。人们在所受的思想的教导下只对官场和权杖顶礼膜拜。在过去，连公认为高雅的诗歌也只是仕大夫们脸上的胭脂，用来美化自己用的。－－可别被那些秀才举人们整日的子曰诗云给迷惑住了，学子们那样做也不过是把它当成通往仕途的敲门砖，实际上心里压根就没看重过它－－小说更是野史稗言，上不得大雅之堂。写故事的人更是下九流，仅比妓女的地位高一级（文化大革命时知识分子不是又被叫做臭老九吗？没准哪一天这称呼又回来了，历史已经证明时间总是在历史事件的重复重复再重复中向前推进。我们的民族难保不会不再有那么疯狂的举动发生）。地位的高低到无所谓，什么是高什么是低了？所持的观点不同罢了。其实文人卖文与农者粜粮，商者经商有什么区别？说句不好听的话，和妓者卖身也没有区别。出卖思想和出卖肉体，不知哪一个更可悲，尤其在思想很廉价的环境里。
但在现代作家们被冠上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大帽子，似乎作家们有着无以伦比的受尊重的地位。实际上除了御用文人会得到权杖的几声嘉奖外，真正至力于文学写作的人除了那顶满足虚荣心的大帽子外也就没什么了。没人把他们真正当回事。
再说了这顶大帽子的解释也有点说不通。人类的灵魂各种各样，不同的灵魂对道德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你做了一种灵魂的工程师，没准就是别个灵魂的叛逆。所以工程师不工程师的不说也罢。那么通过小说来改造人的灵魂的可能性就提都别提。
好在现在我们能比较自由一点地思考问题了，并且因为出版商的出现，我可以把这思想的结果成文卖钱来养活自己。这倒是个好事－－文人不必为了活命而仰权杖的鼻息了。
我写故事了，而且要把它卖了换米吃。
可我又发现一个问题：我也无法把自己的东西定位。
现在的文学又分两种，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我们的小说从一开始涎生就应该是俗的吧？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在我们的民族一出现时面对的就是普通民众。那时的民众在仕大夫们的眼里和心里根本就不是人，按着孔夫子老先生的标准老百姓们也只能算个蚁民－－与蚂蚁一般有地位的人，根本连认字的权利都没有，还看什么书？因此那时出现的小说都是话本的形式－－便于通过说书先生们的口舌去流传。传来传去免不了最后形成了千篇一律的现象。其中只有象《西游记》，《三国》，《水浒》等少数突出的。－－说到这里，我就想起我们的报纸和媒体，说起我们的文化来就是历史悠久，渊源流长，伟大，辉煌……等等金光烁烁的词儿。这真是瘦山羊夸自己的膘肥，也忒滑稽了点。其实我们有文字记载的文化历史就能追溯到五千年以前，可我们连个像样的史诗都拿不出来。仅有的那么几篇小说在世界上露了露脸还把我们得意骄傲的不行。真容易自满。也真会自我安慰呀。我们能拿得出来是饮食文化的第一，瓷器床铺的精美第一，与之相对的是律法中的酷政第一，逼宫问罪的刑具第一，和虚假的历史。－－把肉体的享乐提到最高，把精神的自由压到最低的猪一般的生活方式，再用虚假的历史来掩盖粉饰人世间的幸福安乐。这样的人文环境里我们当然没什么思想上的创造，话本小说的出现也是不容易了。话本的形式当然是俗之又俗。但它是传统的，传统的文学现在又是被誉为雅的纯文学。可这纯文学又已经变了形式，变得越来越像天书了。
我不想有通俗的粗，也不想把自己东西弄成没有多少人能懂的天书。
这可真难办。后来想想这顾虑来得没有必要。文学就是文学，所谓的通俗也好，纯文学也好，只要它存在，那它就有存在的理由，否则物竟天择的原因，不适者也早被淘汰了。反而言之，好的文学作品自有其生命力，压也是压不住的。要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