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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叛变了”，诬陷周扬是“内奸”；江青还点名诬陷了齐燕铭、王昆仑、荣高棠、田汉、钱俊瑞、廖沫沙、孙泱、陈光、陈荒煤、刘白羽、阿甲、王昆等是什么“特务”、“叛徒”、“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致使他们遭到残酷迫害，有的被关押长达六七年之久，有的含冤去世，有的老婆孩子都遭受株连，家破人亡。
审判员审问江青，这是不是事实？江青不敢正面回答问题，却胡搅蛮缠说：“可能是你们的记录搞错了吧？”
法庭当即宣读并播放了江青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８日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等单位代表时的讲话录音，播放江青１９７０年７月３日的讲话录音。
审判员问江青：“是不是你讲的？”江青不得不承认是她的声音。
被害人，原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昆仑由女儿王金陵扶进法庭前来作证，由女儿代他宣读控诉书。王昆仑说：“在监狱里，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指使专案人员大搞逼、供、信。强迫我招认是‘特务’，是‘反革命’。我从３０年代开始就在党和周恩来等中央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曾经跟蒋介石面对面斗争过。他们竟然诬陷我是‘特务’、是‘反革命’。我坚决抵制，他们就对我横加摧残，戴上背铐，拳打脚踢，我的牙被打断，头被打肿，双腿不能行走。同时，我的全家都受到迫害。他们一伙不仅把我爱人曹孟君看作‘特务’，还要把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女儿金陵，统统打成‘特务’及‘特务嫌疑分子’，甚至连我的第三代，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外孙女儿也受到株连之苦”。
中共北京市委原统战部长廖沫沙今天也出庭作证。他说，江青说他是“特务”，而且是“很厉害的特务”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廖沫沙说“我从十几岁在湖南当学生的时代起就参加革命工作，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长大，几十年中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和指示，一天都没有停止为党和人民工作。１９３３年，我在上海左联的时候，江青刚到上海就认识我，不久又同住在田汉的楼房里，她还多次到我住的房间来闲谈过。１９５５年初，我生病住在北京医院里，江青还到我的病房来，谈起过去上海的情况，还津津乐道，达一两个钟头之久。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了解。可见她是故意诬陷我，制造冤案。我被无辜关押了八年多，流放劳改了三年。挨批斗也有几百场，肉体受尽了酷刑，我的满口牙齿都被打落了……”
廖沫沙还叙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著名作家老舍等人致死的情况。他说，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受到株连迫害的就有１０２８９人。
王昆仑、廖沫沙都指出，江青这样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是为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要求特别法庭对犯有累累罪行的江青，决不宽恕，坚决依法进行严厉惩办！
江青在被害人面前不但不认罪，反而无理取闹，继续诽谤、诬陷，甚至辱骂证人。审判长多次制止，江青不听，不断扰乱法庭秩序……
审判长命令将江青押出法庭。
１２月２３日，第一审判庭开庭继续审问江青诬陷迫害老干部的罪行。
法庭出示江青犯罪的证据，幻灯放映了几张照片：一位老干部头上戴着６０斤的铁帽子，胸前挂着写有“彭真死党”的牌子，跪在地上，正在任人凌辱和批斗。这是目不忍睹、骇人听闻的场景。这是在批斗张霖之。
张霖之是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１９２９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原任煤炭部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４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诬陷他是“彭真的死党”。张霖之在病中关押的３３天中，据有记录可查的逼供、审问就多达５２次。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张霖之被迫戴着铁帽子，举着牌子，在北京矿业学院校园内外游斗。晚上又遭刑讯，身上被打伤３０多处，头部被打得伤口露出骨头，当夜就含冤惨死。
法庭宣读了原北京矿业学院地质系学生、该院“红卫兵总部”头头王洗尘、原矿业学院教师杨志伊的证词。
现任煤炭部中共机关党委副书记的杨克出庭作证。他述说了张霖之在煤炭部工作十年间所取得的成绩，证明他是中国工业部门的一位优秀领导干部。他受江青诬陷迫害致死，至今煤矿广大职工仍在怀念他。杨克指出，江青诬陷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所造成的恶果十分严重，煤矿职工从工程技术人员、区段长到矿长、矿务局长、省管理局长、机关的处长、司局长、副部长等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被打成张霖之的“死党”、“黑干将”、“黑爪牙”、“代理人”，长期被揪斗批判、关押，受到残酷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
法庭还宣读了煤炭部副部长钟子云的证词，谈到了张霖之死后，周恩来总理对他十分怀念。一次周总理在接见群众代表时愤慨地说：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这次革命运动怎么能把老干部统统去掉呢？不可设想。如果这样做，是犯罪的。周总理对张霖之的惨死感到很难过。他说，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啊，对老干部不能用敌视的眼光看待，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吗？
江青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在“首都文艺大会”上讲话，指使人点阿甲的名，诬陷他破坏《红灯记》，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此阿甲就陷入了没顶之灾。
第三篇 唇枪舌剑江青在庭审中的丑恶嘴脸（8）
７７岁高龄的阿甲出庭作证，他说，１９６８年６月江青在一次会上又说“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你们把他斗够了没有”？又说“他老婆也很坏”。从此，阿甲天天遭批斗，还在各单位轮流游斗。阿甲说，他患有冠心病、高血压，还不准看病，就是准看了，证件上还得写上“黑帮”的字样。阿甲的夫人方华被江青点名后，惨遭毒打，胸部被打伤，血和棉衣凝结在一起，脱不下来衣服，后来被迫害致死。
阿甲指控说，江青一有机会就一再点我的名，恶狠狠地说“阿甲这个人不好斗，你们要狠狠地斗，天天斗！”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江青要致阿甲于死地？就是因为江青要窃取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阿甲带领全院戏剧工作者创作的京剧现代戏《红灯记》为己所有，欺世盗名，为其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
江青在１９６８年曾诬陷文化部原艺术局长周巍峙“替法国人审讯政治犯”，诬陷周的妻子、著名演员王昆“里通外国”，致使周巍峙和王昆长期遭到隔离审查、批斗。江青还在１９７０年诬陷原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孙泱是“军统特务”；诬陷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叛变了”；诬陷原文联副主席刘白羽为“特务”，致使孙泱冤死，陈荒煤、刘白羽冤狱六年之久。
法庭宣读并播放了江青诬陷这些文艺界著名人士的讲话和录音。在证据面前，江青不得不点头表示承认是她的声音。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７日，江青在接见北京红卫兵头头时还诬陷北京市环卫工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时传祥“已完全是工贼”。时传祥遭到残酷批斗，被迫害致死。
法庭宣读了“造反派”头头、在押犯蒯大富的证词。
时传祥的儿子时纯利出庭，怀着满腔愤怒，控诉了江青迫害他父亲的罪行。他说：“我爸爸时传祥，是个饱尝了旧社会辛酸之苦的掏粪工人，是中国共产党把他从苦海里解放出来的。在党的培养下，他不怕脏、不怕累，为首都环境卫生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了几十年。他入了党，当选为劳动模范，出席过全国群英会，当选为人民代表，出席过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１９５９年我爸爸出席全国群英会的时候，刘少奇主席跟他握过手，照过相。１９６６年国庆节期间，我爸爸还作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住过中南海，受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党和人民给予他崇高的荣誉。”
时纯利说：“但是，就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在北京街头出现的时候，江青无中生有诬陷我爸爸说：时传祥已完全是个工贼，被收买了。万万没有想到，爸爸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刚刚一个多月，就被扣上‘工贼’、‘粪霸’的大帽子，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挨批斗，在短短的时间里游行、揪斗达５００多次。不时还用皮鞭、棍棒拷打，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迫害了五年之久，生活不能自理，还被遣送回原籍……终于被迫害致死，而且还株连我们全家……”
歹妇之心，何其毒也！不就是因为刘少奇和时传祥握过手、照过相吗！
江青今天在法庭上同过去几次一样，态度十分恶劣，她不仅多次打断审判长、审判员和检察长的讲话，而且胡搅蛮缠、无理取闹、攻击法庭，继续诬陷国家领导人。法庭一再严厉警告江青：她的这种拒不认罪、扰乱法庭的行为，罪上加罪。
公诉人江文在发言中指出，法庭调查证明，江青为了达到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目的，始终把矛头指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江青的一系列罪行都是同林彪一伙勾结起来干的，江青对这些罪行负有直接的责任。
江文还指出，在今天的法庭上，江青竟然攻击、诬蔑经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成立的特别法庭和任命的庭长、检察长，这是新的犯罪。他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