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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自称是“比较典型的中产家庭在孩子身上的花费表”则是这样的：家庭平均月支出总计18000元，全年22万，儿子现年10岁。
学杂费与赞助费（含购买文具、课外学习及赞助学校）5万元/年
服装约4000元/年
零食约1200元/年
日常餐饮2400元/年
娱乐费用（包括买玩具、游戏软件、书、去各种娱乐场所、旅游）约2000元/年
其他杂费1000元/年
第四部分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传承（2）
一年总计约60600元，每月平均5050元这份资料来自殷一平的《高级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写真》，一个孩子的正常费用计划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费用，这种花费还不包括要为孩子今后接受高等教育所作的积蓄，以及孩子的医疗健康保险，参加各种学习班学习电脑、小号等的费用。
一些家庭交纳价格不菲的择校费以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而家庭收入再高一些的家庭，则会选择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如果是没有选择择校，也没有送孩子上私立学校的话，家长也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强化对孩子的教育，比如请家教，增加课外辅导。
中国人始终把孩子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对孩子的前途抱以很多的关注，寄予很高的期望，乃至给以过多的关注。一位母亲在向外企老板请假时，对方不解：“你女儿考试你请假干什么？”这位母亲说：“我只有一个女儿，她的成败对我很重要，我是她的亲人，这种时刻我应该在她身边。”中国为人父母者最大的歉疚是他们认为本可以为孩子做的却没有做，有时候本是力所不能及，他们仍然会责怪自己，他们觉得作为父母应该为孩子付出一切。
中产阶层家庭一般并不指望孩子将来能够有杰出的成就，他们也知道，这很难，但是，他们希望孩子至少能够栖身社会的中产阶层，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尤其重视，关键还在于，身为中产之家的父母深知孩子若要在将来跻身中产或更高层，需要具备相当强的实力，必须从小就为孩子打好基础。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家长可谓殚精竭虑，对于年龄在30～50岁的中国中产阶层来说，做父母的能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给予足够的重视。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之外，更多的支出是感情与心理的付出，对于任何处理好对孩子的期望值的问题，应当对孩子承担多少责任，是否应当把孩子作为自己的情感支柱，能否接受孩子与自己是平等的这一事实……凡此种种，较低阶层家庭的父母可能对此不会做更细更深的设想，他们可能会更奉行“顺其自然”的法则，因为他们既没有足够的金钱提供给孩子，也不能为孩子提供更多的知识和心理上的指导，但是对时刻感受到工作上的压力的中产阶层来说，这些问题却是他们不得不经常要面对的问题。
此外，中产阶层家长还会在文化资本传承的内容，也就是“教孩子什么”这个问题上犯难：信仰、知识还是为人处事的手段？文化资本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在子女的社会化过程中无处不在。对一个处在家庭文化氛围中的人来说，知识的传授可以从如何握叉子到有关男女的道德行为的概念。丹尼斯·吉尔伯特等人指出，儿童对于社会分层、对于品质、声望的阶层区分均会受到成年人的影响。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第140页。
显然，一个家庭中的父母言传身教什么，孩子就能够学会什么，尤其当他们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到底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呢？现在市面上流行种种有关教子之方的书籍，其读者群主要就是对于如何教育子女充满疑虑、诚惶诚恐的中产阶层父母。一位中产阶层朋友曾经说，每次谈论的话题一涉及子女教育问题，往往就会引来火热的讨论，每个人都有好多话要说。我想，这与今天的教育对象大多是独生子女有关，在一个把孩子的未来与自身的成就紧密相连的社会中，孩子的未来往往就是自己的未来，因此，对于子女的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往往意义重大。
中产阶层一般都比较重视言传身教，事实上，他们由于工作压力，经常得回家继续工作：看书、备课、改稿等等，有的还得继续听课充电。这种学习的习惯，就是一种客观化形式的文化资本，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母亲N10说：“教育小孩就是在言传身教，比方说，小孩在做作业的时候，我们在旁边看看书，哪怕看看稿子，对小孩都会形成一种榜样的因素。你在旁边看电视，干别的事，最后的效果还不如你拿本书在旁边看呢。对孩子的教育就是在潜移默化、言传身教上面。”
在电话调查中我们发现，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在辅导孩子学习上比非中产阶层更加用心。
表6…1辅导孩子功课单位：％中产非中产中产非中产经常654543从不201249偶尔145208总计10001000
中产阶层自身具有文化资本，同时也具备教育的能力，那么他们进行文化资本传承的过程中遭遇到什么？中产阶层进行文化资本传承时遭遇到的最大的历史事件应该算是计划生育政策，他们的子女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对大家庭文化制度有着强烈的偏好，这使得我国有浓厚的多子女生育文化，崇尚“多子多福”，对于家族文化的传承有强烈的愿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政府对快速增长的人口也没有采取抑制措施，甚至加以赞赏与鼓励，在“人多力量大”的时代，马寅初提出人口要控制的观点还受到批判，导致人口严重失控，直到1972年，国家才确定逐步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79年，国家正式推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到1980年，将此项政策的推广率定为城市95％，农村为90％普及率。如今，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20多年来，广大城市居民一般都很好地奉行独生子女政策，只生一个（但是在农村，尤其是在欠发达农村地区，则生育两胎甚至三胎以上的情形还很普遍。生育观念的差异也是导致城乡贫富差距拉大的各种因素之一）。计划生育带来的不仅是大量的独生子女，同时也带来了对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
瑟罗指出：“教育成了保持个人竞争力的防卫开支。”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第246页。可以说，独生子女承载了家庭所有的希望。如果说以往的多子女家庭使父母无暇顾及孩子，并且同时也无力于对孩子给予过多的关注的话，现在普遍的情形是，望子成龙的愿望成了催逼子女成才的压力，子女的学业成就是大多数父母最大的希望；也是家庭理所当然的中心，孩子的学业成就成了衡量孩子是否听话、是否符合好孩子标准的指标。2005年春节期间，南京的中小学生心理援助中心热线电话接到的诉说苦闷的电话比往常还多，仅大年三十就有45个电话，孩子们最烦恼的问题几乎全在寒假的学习压力上。父母们让孩子在节日还要继续看书，在节假日给孩子的学习加码，《扬子晚报》2005年2月11日A1版。在读书压力下，孩子们已经将“自由的玩耍”当成一种奢侈了。
第四部分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传承（3）
过多的关注带来过多的保护。1996年是我国第一批独生子女跨进大学校园的年头，在各高校的报名点上，送孩子的家长明显多于往年，有的甚至是父母和祖父母一起出动，父母累得满头大汗，去办理各种入校手续，孩子则优哉游哉，轻松自在，孩子自我锻炼的机会就在过分保护下被剥夺了，杨东平编《教育：我们有话要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89页。这样同时也使一些没有经受过挫折的孩子心理特别脆弱。
对于此，很多中产阶层父母其实是有所反思的。N10是一位文化工作者，说：“我们（对孩子）的关注其实是有功利性的，我们总是希望他的成绩好，其实小孩需要的关注不是这个。也许成人和小孩需要的关注是有违背的。所以我也在努力去适应他，像现在他回家看电视我也尽量地克制自己不去说他，小孩子也应该有他自己的娱乐。如果不注意的话小孩子就会逆反，就会厌恶。”她跟我谈到了她朋友的孩子，一个学习成绩一贯很优秀的小孩，次次都是第一名，而且好多都是免考，但是这个小孩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开始厌学，不肯上课。家里人也都不知道原因。后来老师就找家长谈，又找小孩谈。最后向孩子保证，不给他任何压力，让他去听课，不给他做要求，结果他就自动地学了好多课。不再是由家长逼着他去上课，而是他自愿地选择了好多课。他报了奥数、作文等等，学习也继续保持了很好的名次。N10深有感触地说：“学生逆反的不是家长为我选择了什么课，而是家长的态度，就是你为什么要为我选择这么多课，实际上他自己也会去选择这些课，但是方式不一样，因为是自己选择的。所以大人应该让小孩子自己来安排一些事情，小孩子可能更能接受一些。”
但是竞争的压力，或者说，对孩子今后生活的担忧使中产阶层父母不敢放松对于孩子的关注，哪怕他们自己也深知催迫下出不了人才，他们还是常常无法转移关注的目光。N10说：“对孩子关注多了对他们有压力，但是不关注也是不现实的，只有一个小孩，你不关注他，你关注谁呢？比方说像我家小孩，从他有时候没有来得及丢掉的随笔呀，小文章呀，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这种观念与行为的冲突，恐怕并不只是在N10一个人身上发生。
中产阶层在进行文化资本传承时遭遇到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高校大扩招”。前面已经谈到，高校扩招始于1999年，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