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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皮层感知和运动“点”的变化显示大脑有一种难以想像的可塑性。巴宾斯基的观察结果，正如谢灵顿和海德的研究成果一样，反驳了大脑的映像僵硬不变的概念，十九世纪医学界普遍认为大脑是严格按其组织规则运行的机器，从一定程度上
提出了大脑组织运作的新原则，这些原则与前面所提到的观念完全不同，更具可塑性，更具活力。
但无论是巴宾斯基或海德或谢灵顿，还是后期的鲁里亚或里昂特夫，他们虽然直觉上知道这些原则，却都无法抓住其本质的机制。我自己虽然经历1974年的遭遇，并在随后的数年里，对这次经历（和其他病者的经历）进行了深思，却也收获不大。我清楚地看到那些经历本质上是与生理有关的，但又与古典生理学的模式不相适宜。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需要一种“本体神经学”，一种能解释身体的不同部位（以及它们的空间）如何被“拥有”（或“丢失”）的神经学，一种能为感知的连贯及复合（特别是当感知受到伤害及疾病的搅扰之后）提供基础的神经学。我们需要一种可以摆脱死板的身体/头脑二重性的神经学，可以摆脱死板的物质主义者所谓的“解决问题策略”及“样板”的概念，我们需要一门具有充足实践的神经学，这种神经学注重背景与音乐的感觉，符合人性本质，并在经验、历史和现实中不断调整自己。
可是，我并不清楚这样一种神经学如何才能形成，我苦苦思索，于是，在书的结尾，我似乎从奇怪的心理失常掉入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境界，陷入了康德的“先验性”的教义中。我对自己康德式的精神失常感到懊悔，想从中抽身出来，但由于生理学及生理学理论的限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些科学理论或者更高层的感知和语言都无法解释我的经历，于是，我只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想我自己不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无奈陷入这种境界的人。①
①“为何你们这些神经学家最后都变得神秘莫测似的？”心理分析家卡罗·费德曼有一次问我。这个问题涉及到认识论及神学。请参阅《纽约书评》1990年11月11日的《神经学与灵魂》一文——作者注。
②迈克尔·梅尔则尼奇（Michael Merzenich），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曾借助植入电极对猴脑进行了广泛研究——译注。1984年，右腿的经历使我深信时间是维持（或瓦解）身体影像的决定性元素。与1974年的遭遇截然不同，我1984年的这次“幸运”的经历，一部分缘于好运气（我受伤时正巧离医院很近，可以没有延误地做了手术），另一部分原因是大家认可了在医治这类受伤的病例中速度的重要性。1974年，人们普遍认为肢体受伤或截肢后，应该在床上休息一段时间，且活动应受到限制，因此，这就会延长身体影像的紊乱现象，这种现象在当时是相对普遍的。到了1984年，人们的认识已根本改变了——刚刚做了截肢手术的病人会在手术后立刻使用假肢，鼓励他们从手术台下来后直接使用假肢行走。像我这样腿部受伤的患者会给一个代步的支架，鼓励我们立即使用代步支架走路。这样一来，人们发现可以防止或减少行动上的任何断档，减少身体影像上的任何收缩或转变——我的亲身经历显示这种病变会出现得非常迅速，当夹板紧紧绑住我的肩膀不到几小时，我便感觉自己像是“没有肩膀”了。当时，矫形师已普遍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虽然这仍有待通过实验去证实。
《单腿站立》第三部分后记（二）
在这些有关身体影像（因为身体影像可能是存在的第一精神产物和自我构成物质，并为其他构成物提供了模型。）的问题背后，是关于所有感知范畴的最普及的问题，是存储记忆、行动、知觉及思维的（空间和其他）框架问题——整个思维的金字塔从身体影像中放射出来。
技术上的进步使对这些问题（至少最基本的问题）的研究工作成为可能。利用大的电极列阵可以记录上百个神经源的神经活动及其发生的变动，通过对活生生的、受刺激的、有感知力的研究对象的实验，绘制出他大脑皮层的大量的传感神经的变化图表。这类研究在1980年前从技术上讲是不可能，这些研究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成人大脑及其可塑性的认识，特别是改变了我们神经消亡或切除后所产生的身体影像紊乱症及其恢复的认识。这项研究成果是由美国旧金山的迈克尔·梅尔则尼奇教授②做出的。
梅尔则尼奇及其同事研究了传感神经的消亡和切断（例如：将手扎紧绷带、打上石膏或切除感官神经）以及触觉受到刺激时，手在神经大脑皮层的影像的反应。研究显示，随着手上的传感神经输入被切断，它在大脑皮层的图像也迅速缩小或消除，同时，余下的信息输入也发生重组。这些实验表明身体的任何部位在大脑皮层里都没有永久的保留区域，例如，没有固定的“手”的区域。倘若一只手的传感神经被切断或终止活动一段时间后，它在神经脑皮层里便失去了位置，它的“位置”在数小时或数天之内迅速被身体其他部位所占据，于是，我们在脑皮层里便形成了一个新的、“没有手的”的身体图像。那部分失去活动能力或被切断的身体部位的内在影像便利落地、完全地、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丝毫残余或痕迹。
梅尔则尼奇发现，已消失的脑皮层图像永远不可能自然地恢复或复元，必须通过新的经历、新的刺激物及行动来创造一个新的组织。因此，身体影像并不是像机械的静态神经学所认为的那样，是固定不变的；身体影像是动态的，具有可塑性——它一直不停地塑造自己，翻新自己，并且根据实践的变化彻底地改组自己。梅尔则尼奇写道：“成年人的大脑皮层表象图随着不断使用而发生变化，他们一直处于动态之中。”身体影像并不是大脑中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随时依据实践进行自我调适的过程。①
①可是； 倘若如此，人们可能会诧异，“幻影”又是怎么回事呢——这种奇异的、固定的肢体影像在截肢后能持续多年？可以说这是影像化石，与现今的事实没有对应。“幻影”借助持续的（尽管是病理的）外部刺激，似乎至少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例如：肢体（也许更中心）的神经切除；神经残肢形成了神经瘤，神经瘤引发让人极度痛苦的幻影，这种情形更是特别明显。假若外部的神经输入停止了，幻影将会消失——我在一位患有手指幻影的病人身上观察过这一现象，他因患糖尿神经病失去了手指的知觉，于是，脑皮层中也失去了手指幻影。相反，通过刺激外部神经，幻影也会受到刺激，这可以运用在被截肢者身上，他们可以使用幻影来移动假肢。通过刺激或麻醉相关的脊髓源，幻影也得到刺激，或导致消失——作者注。那么，我们可能会想：如果手、脚或身体其他任何部位失去了它们的内在影像，会出现怎样的境况？物主对这种失却会有怎样的感受呢？他会怎样表现呢？神经学家用“疏忽”及“消亡”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这类情况。假若身体的部位出现“疏忽”，或人体某一部位出现“空间”或“领域”的“消亡”（这常常伴随“疏忽”同时出现），出现这种症状的动物或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被“疏忽”的肢体
的确被忽略了，不被理会，好像它不是身体的一部分，不是自己的。这对兽医们来说是众所周知的，詹姆斯·海瑞特在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中对此做过描述。一头牛分娩不顺利疼得咆哮，于是，给它注射脊骨麻醉，当麻药生效时，那只牛镇静下来，完全忘却了麻痹及麻醉的后半部身体，平静地继续咀嚼着干草，好像并没在意，也不去理会分娩中的小牛犊。当患者身体的某一部位因为大脑损伤（特别是右脑）或外部损伤而失去知觉时，他们的反应完全相同。这个症状在患有脊髓结核的病人身上可以看到，由于失去了腿部的本体感受，他们常不知觉地把腿放在奇怪尴尬的位置，比如，挤在角落里或耷拉在椅子边。当他们的腿不再是视觉上刻意关注的主体，于是，腿便出现“迷途”或“疏忽”的感觉（常常是不被注意的）。①这正是我的亲身经历。当时，我实在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自己已沉沉地睡着，睡眠中漫不经心地踢动了那只装了夹板的伤腿，直到差点把它踢到床下。当苏露护士惊慌地跑进来推醒我，看到发生的事情，我困惑不已、惊恐万分。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腿已经掉到床边，它像一个与我不相干的“东西”，被“疏忽”了。
①写《单腿站立》一书时，我当时以为是本体感觉的丧失足以导致“否认感”及“疏离症”的产生。但我现在认为本体感觉的丧失可以导致“否认感”的出现，却不会产生“疏离症”。因此，患有脊髓痨症的病人也许会感到“失去”了四肢，却没有“疏离症”的产生。在《错把太太当帽子的人》一书中，我描写了一位名叫克利斯蒂娜的女士，当视觉上没有监控的时候（我在好几个场合看见过），会错把自己的手当做他人的手，但她从没感觉自己的手“疏离”了。这或许正如以色列的罗森费尔德认定的那样，导致四肢的“疏离症”不只是因为本体感觉的丧失，还因为痛感和其他感觉的丧失。
相反，“疏离症”的产生并不一定需要传感神经的丧失。因此，由于小儿麻痹症导致四肢完全麻痹的患者，虽然他们的传感能力并没有受到影响，有时也会觉得他们的四肢“疏离”了，他们会感到不仅无力移动，甚至失去了移动的愿望，麻痹的肌肉丧失了意愿本身。由于意愿可以定义为“自我”，这种局部的意愿故障可能会影响到自我感觉的断裂，分解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