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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腿站立》第三部分第六章 康复（三）
搞清楚这一点后，我内心的排斥情绪便停息了，自己可以进入更正常的社会交往中。但是，在这个阶段，我们仍然有些孤僻和自我封闭，这种情绪一方面缘于疾病本身带来的孤独感和隐秘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医院这个机构死板的“垂直”结构所致。
在病区的六天中，病人之间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交往，但仍然非常有限。直到后来到了“康复之家”气氛才完全转变，隔离孤独、沉闷压抑的感觉才像噩梦一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明快的、舒适的、家一样的温馨氛围，我们彼此间有种亲密的伙伴关系和友谊情分，大家朝夕相处，和谐融洽，共同分享，同步迈向康复。
在转往汉浦斯蒂德的“康复之家”开乌德庄园的前一天，我坐在轮椅中，穿着医院的病号服，来到了自己曾深情凝视过的那个小花园。几乎一个月了，自己从没有到户外来过，此刻，置身户外的空气中，我真是太高兴了！心中洋溢着一种纯粹的、强烈的喜悦，带着感恩的心去感受着那缕轻拂脸庞的阳光、那阵划过发丝的微风，去聆听鸟儿的叫声，去欣赏、触摸、爱抚那些生机盎然的树木。在经历了可怕的孤立和隔离之后，我重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并与之建立起某种最本质的联络交流。置身花园，我感到自己内心中曾经枯萎、死去的某些东西渐渐复活了。脑子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这是我一直以来有着强烈感受却从未想过在自己的工作中实施的想法——病人需要的是那些带花园的、露天的医院，可以建在乡村或树林里，就像我工作过的纽约郊区的那家“小姊妹之家”，一个像家一样的医院，而不应像避难所或某种机构那样。医院应该像家，或者像村庄。
虽然阳光的照耀让自己如沐恩泽，但我还是发现，花园里的那些非病人——学生、护士、来访的人，都在回避着我。我、我们和健康人是有区分的，我们病人穿着白色睡袍，像麻风病患者一样被别人下意识地、但又明显地躲避着。之前，我从没有感觉到社会上已把病人划为一个特别的等级，他们被社会孤立了、抛弃了。他人的怜悯、厌恶以及白色病袍都形成了我们病人和他们健康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对病人表现出来的谦让和礼节更使之欲盖弥彰。我意识到以前健康的时候，自己也曾无意识地回避着患者，只是当时自己毫无察觉。现在，自己病了，穿上病人的长袍，方能强烈感觉到自己是怎样被那些非病人恐惧地躲避着，保持着距离。入院时，如果当时不是惊慌失措、自顾不暇，我可能会更清楚地留意那些“住院手续”——换上患者服装、带上姓名牌、剥夺个性、降低身份。然而，真是巧合，花园里的一幕让我更清晰地，又有点戏剧性地感受到我们与健康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隔阂，这种隔阂就像一道沟壑，一道在病人重新回到健康人的世界之前必须架起的桥梁或逾越的鸿沟。
在患病与健康之间存在着鸿沟、深渊似的鸿沟，这就是设立“康复之家”的意义所在。我们在病痛的阴影下生活得太久了，已经变得有些孱弱，我们把自己藏匿在病痛中，久而久之，自己本身也变成了病魇，形成了被收容者、病弱伤残者的心态。现在，我们需要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恢复。如果我们对病痛仍心有余悸、忧心忡忡的话，仅有身体上的康复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过病痛的摧残，失去了健康人的随意、勇敢和自由，我们不能直接被抛回现实世界，必须有一个中间地带，不论治疗恢复还是生存能力上，都需要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在那里，我们可以有一定限度的生存体验，但又有所节制并受到保护，不会勉为其难，同时，又能不断地扩大、提高我们的生存能力，直到我们准备妥当，重回大千世界。突发的伤害或病痛让你无法体验正常的生活，同样，在急性病医院中，你也不可能感受到真实的世界。如今，我们有所恢复，需要面对现实的世界和生活，但又无法承受生活带给我们的全负荷的责任要求，无法面对五彩缤纷、嘈杂纷乱、漠然麻木、庞然大物似的真实世界，我们需要一片安静的地方、一个安全的港湾、一个庇护所，让自己逐渐重拾信心和健康——信心和健康同
样重要——我们需要一个平静的间歇，一个安息日似的世界，一个校园似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将得到锻炼成长。
在医院的最后一天，我还突然意识到设立一个康复期以及选择一个合适的康复场所不仅对患者本人而且对社会都是必要的。如果说病人无法直接面对现实世界，同样，世界也不愿面对我们病人，不愿面对病人残缺的外貌和装扮以及他们的病痛和折磨。病人会引发社会的恐慌和担心。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为了我们自己，更为了社会的安宁，我们不能直接出去，回到现实世界中去。我们的身上还清楚地印有病人的标志和特征，被动迟钝，失去了精神力量和信赖感，有着别人无法忍受的病痛和死亡的阴影，所有这些都是这个世界不喜欢看到了。尔文·高夫曼①深刻地论述了“全控机构”的观念，认为像收容所、监狱这样的机构应该与社会完全隔绝，避免让公众看到那些患者、罪犯、耻辱的人。这听上去有些耸人听闻，但事实上却不无道理。然而，康复之家与此不同，它更像大学或修道院，是抚育、训练那些脆弱的身心，赋予他们耐心和理解，给他们人性关怀的机构。（如果“机构”这个词不会引起自相矛盾的话。）这个意义上的康复之家会真正成为一个安全的港湾，一个家，一个最深层、最真实意义上的避难所，与高夫曼所指的那种可怕的“收容所”概念完全不同。
①尔文·高夫曼（B。 Erving Goffman），著名社会学家，提出了“全控机构”与“再社会化”理论——译注。这里也有些矛盾的地方。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一个人生病住院时，他像是回到了婴幼期，这不是恶意的降级，而是受伤者在生理和精神上的需要。不管他是否喜欢，是否愿意，他必须退回去，退回到婴幼儿时期，因为他可能真的像婴儿一样脆弱无助。在医院里，病人变成了需要父母照顾的婴幼儿。（不过，这里的父母有好有坏。）对此，有些人可能会感到低人一等，也有人可能会非常需要这种甜蜜的受呵护的感觉。现在，我们到了另一个阶段——成长阶段。从心理发育和生存能力上看，在医院时，病人是婴幼儿时期，在康复之家，他也许像是青春期，应该给予不同的对待，少一些温存溺爱，多一些强制约束。
理智上，我当然渴望离开医院，从这里毕业，开始独立成长，然而，在医院最后的那个夜晚，我的潜意识差点让自己酿成了一场意外事故。假如意外真的发生了，我就会继续留在医院里。在过去的八天中，我的信心和体力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恢复，可以凭着热情和蛮劲，拄着拐杖一口气走很长的一段路，能够自我移动、平衡。现在看来，那天晚上，我完全是情绪激昂，一时兴起，竟冲动地想爬上楼顶。其实，我刚刚学会爬楼梯，可爬上楼顶不光要爬楼梯，还要经过一个活动天窗和一个旋梯。多刺激啊！到楼顶看伦敦的灯火在夜空中闪烁！拄着拐杖，拖着带夹板的、半残废的腿爬上楼顶，绝对刺激，绝对疯狂，但也可能会丧命！幸好，我没爬多久就被发现了，被带下来，为自己的违规和蠢行受到了严厉的训斥。这时，我才恢复理智，意识到实际上是自己有意想弄出点意外事故，因为太害怕离开这里了。如果不是发现这样的举动在病人中普遍存在，我还不敢说出自己这次神经机能病态的“出格行为”。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离开”，渴望走出去，渴望开始下一步，但与此同时，这意味着要放弃我们已经习惯的、受到婴幼儿般关爱和呵护的状态。理智上，我们想戒除这种依恋状态，但潜意识里，却感到害怕，不想
放弃，想延长这种受到特别溺爱的状态。
不管是否被称作“逃走”，第二天早上，我和其他五六个人一起被运送出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最后一分钟的逃走冒险。感谢上帝，我是惟一一位身体正常的人，其他人都还插着导管，面色苍白，呼吸急促，满脸病容。大家手忙脚乱地被抬上了车，我们乘坐的汽车像一艘载满麻风病患者、恶魔和死亡的船，摇摇晃晃地开始了通向汉浦斯蒂德的这段可怕、孤独、与世隔绝的航程。
我发现外面世界的色彩斑斓和喧嚣嘈杂、交通的速度和拥挤、人群的烦乱和噪音都让我害怕。我猜想其他人的感觉也一样。世界的复杂和喧嚣让我们惊恐。我们从车窗转过身来，感谢上帝，眼下我们还不必进入外面的这个世界，一些人对“康复之家”这个称呼嗤之以鼻，大呼那是“愚蠢的想法、愚蠢的地方，我要出去”，但当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没有人再有这样的想法了。不必呆在“医院里面”实在让人感到安慰和解脱，但我们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到“外面”去。很显然，我们需要一个中间地带，这个“愚蠢的地方”对我们来说是亲切的、必要的，让人渴望。当我们从城市的闹市中心穿过，来到汉浦斯蒂德安静的高地时，大家都感到特别轻松。当庄园的大门嘎吱嘎吱作响地被打开并在身后关上时，我们有一刻的害怕和迷惘。我们继续向上行驶，来到了庄园主的宅院。这是一座巨大的、旧式的、芜杂的、常春藤盘绕的建筑，坐落在大片的茵茵绿草之中，身处此景，城市的斑斓离散去了、消失了。我们颤颤巍巍、跌跌撞撞地下了汽车，一位面孔慈祥、母亲似的女总管上前迎接我们，体谅我们的疲惫，带我们回房间休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