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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到杨文峰的名字，脸上露出了微笑。“我是说没有人可以从他嘴里掏出或者套出有价值的情报，但我没有告诉你，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除非他愿意对人家说出来！”
“他愿意对人家说出来？”我疑惑地问，“他愿意和谁说，谁又可以让他说出来呢？”
“这人只有一个，”他开心地笑起来，“就是你的杨文峰！”
我默不做声。
“但我们可以肯定，你的杨文峰如果愿意的话，绝对可以让周玉书对他说任何事情；而你如果愿意的话，又可以从杨文峰那里得到你想知道的任何东西！我说得没错吧！”
他把“你的杨文峰”说得特别重，仿佛字字似千斤压在我心上，没有想到，我把文峰也扯进来了。我低下头，心里难过极了。我不知道周伯伯是否像眼前的中央情报局洋人说的那么厉害，但眼前的这位就一定不简单，从一开始他就在引我把计划进行完，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想放过我。而且现在把文峰也卷进来，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
临走时，他反复交代我，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直接对周伯伯进行工作，这是规定。要打听的东西一律通过文峰。我问他们需要了解哪方面情况时，他先是犹豫了一下，最后压低声音但清晰地吐出四个字：
“致…命…武…器！”
致命武器
第十四章：我是一名农民
认识周伯伯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孤独，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孤独里；认识周伯伯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孤独，孤独就是没有周伯伯的日子。
和周伯伯一起度过的时光都充满了知识、智慧和快乐，每一次离开都让我都依依不舍。那天从花园酒店出来后，我心里升起浓浓的不安，不是因为周伯伯躲躲闪闪对我隐瞒了什么，而是他那日益衰老的身体。我有种强烈的预感，这样和周伯伯相聚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你为什么会写小说？”很久以前他进到审讯室后，笑着问我，“你使用笔名，而且不想出名的样子；你又不是为了钱，因为小说还没有出版，你就在网络上免费贴出来，那么人家就会问你，你为什么写小说？”
我盯着眼前第一次见面的老人，疲乏的心里升起一线希望。
“而且你选择了你并不熟悉的情报世界作为小说的背景，以上这些因素加起来，难怪你要被人家怀疑，很多人到现在还认为你写小说的动机不单纯呢！”
我看着他，心里想，只要您不怀疑我的动机就可以了。
“为什么？”他盯着我加重语气问一遍，收敛了笑容，仿佛得不到我的回答就不肯罢休一样。
“唉，”我长长叹了口气，“因为孤独！”
老人怔了一下，无声地叹了口气，从他的表情，我知道这个简单的答案已经足够了，因为他深深理解了。
是孤独让我开始写小说，也是孤独让我和面前的老者一见如故。我们两人都是孤独的。
我理解他的孤独。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让他老人家逐渐疏远了亲朋好友，久而久之，他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朋友。同时因为情报工作的保密性质和尔虞我诈的特性，他接触的人中也没有人敢把他作为朋友对待的。老人虽然一辈子阅人无数，发展派遣的间谍以万计，而且手下也有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但对于他，那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和他们在一起，只能让周伯伯内心深处感到更加的孤独。
孤独的人只有碰上孤独的人，才会不再感觉到孤独。孤独的人只有碰上比自己更加孤独的人，才会感觉到不再那么孤独……
在那些被拘留的日子里，我孤独绝望到极点。无论我怎么解释，国家安全部门的同志就是不相信我写小说只是为了舒缓心中的孤独和压力，只是为了写我心中的两大主题：农民和国际关系！他们胸有成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不时提出一些奇怪的问题和我根本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我知道，他们像大多数人一样，根本不相信农民和国际关系能够扯上什么关系。最后，正如他们一贯的办案作风，黔驴技穷之后，开始怀疑我是否得到某些海外的组织的资助和鼓励，写一本小说来反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新中国的情报事业，因为在他们的脑袋中，可以和他们的较量的只有海外那些“组织”……
我在孤独中拍案而起，我在孤独中愤怒，我在孤独中绝望！
在换过了多位审问者都一无所获之后，他们请出了中国最让人望而生畏的情报头子周玉书。那天，我还记得很清楚，门开了，一个小个头但腰板挺得笔直的老头慢慢走进来，他脸上竟然带着笑意却没有笑容。
正是那次三个小时的交谈，让我们两个孤独的心联系在一起，三个小时后，我发现坐在我面前的共和国情报头子只不过是一位慈眉善眼的表面风光内心孤独的老人家而已。
我知道老人家为什么孤独，但我却不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一直感到孤独。我只知道，那孤独已经伴随我二十多年了。自从我背着背囊离开家乡的小村庄坐上前往上海的火车，孤独就如影随形地一直缠绕着我……
我对父亲的去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我却完全无能为力。
那一年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我正打算把住在农村的父亲接过来，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和姐姐一家人住在乡下。我上大学时一起打进我背包带走的愿望之一就是要有朝一日把爸爸接到北京上海住！
父亲已经准备好了，只等我回去接他。那天我突然收到了电报，我还记得当时拆开电报时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
父亲死于心脏病突发。我赶回家乡时，引起父亲发病的祸根正躺在那里，就是那张巴掌大小的发黄的旧照片，那张拍摄于1968年的全家福。全家六口人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我当时只有四岁，穿着姐姐哥哥们穿了七年的上面缝了至少十个补丁的小红棉袄站在第一排的左边，我当时还不知道照相一定要笑，所以只有爸爸妈妈和大姐大哥面带笑容。照片上，全家六口人每人都用右手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
“这张照片突然出现，爸爸太激动，引起心脏病突发……”姐姐边擦眼泪边哭着说。
我把那张发黄的老照片拿起来反复察看，想看出这张照片有什么致命的地方。但除了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一张照片外，我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这是我们小时候唯一一张全家福，后来直到二十年后的九十年代，我们全家才再在一起拍全家福照片，那时你小哥已经不在了。”姐姐说。
不错，这确实是一张珍贵的全家福照片，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对照相有一种恐惧，我考上大学时，曾经提议照一张全家福带在身边，结果父亲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这些事情突然涌上我心头。我不觉又把那张唯一的全家福拿起来仔细端详。
“你看不出什么了，都发黄了，就算你看到，也不会明白的！”姐姐擦干眼泪说道，“这张全家福当时冲洗了五张出来，其中一张放大了，本来以为都销毁了，没有想到，我们的远房亲戚从箱子底找出这张照片，前天来看我们时，把照片带过来，结果爸爸一见之下，心脏病……”
我打断问：“姐姐，我不太明白，这张照片为什么会……！”
姐姐叹了一口气，没有开口，眼泪又流出来，我只好默默地等着。过了一会，姐姐才慢慢平静下来，她向我讲述了这张照片的历史和我们家的部分历史。
爸爸解放前算是在爷爷的二十亩地的支持下读完了高中，解放后又被新政府培养了一年，成为一名县城的中学教师。由于我们那里地少人多，虽然只拥有二十亩地，爷爷解放后还是被定为富农。那些年在村子里，爷爷经常遭受拳打脚踢，为自己辛苦换来的二十亩地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爸爸由于一直在县城中学教书，我们全家躲过了这一劫。爸爸一直很庆幸自己读了书，因为如果自己没有读书的话，就别想离开村子。
不过很快，父亲尝到了读书人的苦，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不过由于认错诚恳并且积极揭发了自己鲜为人知的肮脏的剥削阶级思想，父亲仍然被留在县城的中学里。转眼之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里，两个哥哥和我又接二连三来到人间。父亲一边为“人多好办事”的祖国出力，一边靠自己虔诚的低头认罪和悔恨的抽自己耳光躲过了一次次的更加残酷的政治运动。当时和父亲一样的出身不是那么根正苗红的知识分子很多都被开除遣送回到农村，日子都非常凄惨。父亲高瞻远瞩，早看出了这一点，他手无缚鸡之力，如果被送回农村的话，我们四名子女势必会受尽苦难。于是他放下男人和知识分子的尊严，曲意奉迎当权派和造反派，为的只是能够留在城里教书，不被送回农村。
不过1968年的寒冬到来的时候，县革命委员会发出了让父亲感觉到比寒冬更加冷酷的指示：所有像父亲这样的教师必须回到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根据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的表现，半年和一年之间，他们可以回到城里学校继续教书……贫下中农对他们的表现打分，决定他们是走还是留……
父亲带着我们，强忍住心里的惧怕，回到家乡农村。为了让贫下中农满意，早点放我们一家人回学校，父亲满脸带着笑容，见了村子的人都点头哈腰。可是村子里的人并不热情，于是父亲想出了一个后来成为我们全县在全国打出名堂的绝招。
回原籍的第五天，父亲一大早抱着个大铜锣，在村子里一通乱敲，把村子的人都吸引到外面来，然后他高声喊道：大家都到晒稻场集合，有批斗会！当好奇的村民都集中到村里的稻场上后，批斗会的唯一主持人——我的父亲声音洪亮地宣布“把需要接受广大贫下中农监督，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必须彻底改造的臭知识分子带上台来！”这时村民们到处张望，这个当口，父亲悄悄地迅速退到稻草垛子后面，把事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