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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杂记》载：“端五都人画天师像以卖，又合泥做张天师，以艾为头，以蒜为拳，置于门户之上。”可知北宋开封人有挂天师像和饰张天师泥人之俗。《梦粱录•；五月》说杭州人“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此处所悬艾草所编张天师，当传之于前代门悬艾人习俗。宋代皇宫也挂天师艾人于门，《岁时杂记》卷二一引苏辙《皇太妃阁端五帖子》说：“太医争献天师艾，瑞雾长萦尧母门。”门挂天师像的风俗在魏元履词中有形象的反映：“挂天师，撑着眼直下觑，骑个生狞大艾虎。闲神浪鬼辟惵（dié）他方，远方大胆底，更敢来上门下户。”（《岁时广记》卷二一引）使我们看到一个骑着艾虎凝神直视的张天师把守门户、吓跑了鬼的雄姿。天师骑虎图形受人重视，也用于端午节其他场合。《梦粱录》说：内司意思局以红纱彩金盝（lù）把用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的驭虎像放在中间，以五色染菖蒲悬围于左右。艾虎也独立出来插于门，嘉靖《太仓州志》：“或为艾虎悬于门。”还有门上贴符的，《武林旧事•；端午》说：“以青罗作赤口白舌帖子，与艾人并悬门楣，以为禳禬（ɡuì）。”《梦粱录》也有记载：“士宦等家以生硃于午时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明崇祯《常熟县志》说：“门楣多帖灵符。”后世也有把天师像称之为符的，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天师符》说：“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不仅是天师像，连其他符也被称之为天师符，无天师像者是因刻有“天师”二字得名的。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说：“杭俗，道家于端午送符，必署天师二字，以见其神。”
端午节人们在身上要佩戴一些饰物。佩戴五色丝线源远流长，东汉末应劭著《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集五色缯避兵。余问服君，服君曰：‘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bì）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织麦（juān）悬于门，以示农工成，传声以襞为避兵耳’。”（《太平御览》卷三一引）可知五月五日有用五色小块缯帛缝于胸前避兵之俗，“襞”音转为“避兵”。《风俗通义》还说：“夏至著五彩避兵，题曰‘游光’，厉鬼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避五兵也，按人取新断织系户，亦此类也。谨按织取始断二三寸帛，缀著衣衿，以已织维告成于诸姑也。后世弥久，易以五彩。又永建中，京师大疫，云厉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无指见之者。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复增题之，冀以脱祸。今家家织新缣，皆取织后缣绢二寸许系户上，此其验也。”（《太平御览》卷二三）可知胸前缀以五色帛条，原为告织维成，后由于东汉永建年间大疫，人们为避瘟疫之鬼，用五彩布条禳之。所谓“蚕功”、“织维告成”，《礼记•；用令》所记夏四月：“蚕事毕，后妃献茧。”《孝经援神契》说：“仲夏（五月）茧始出，妇女染练，咸有作务。”可见四五月是产茧织丝之时，这是大事，有“献茧”、“告成”之礼。而“襞方”、“五彩”可以使人“脱祸”，则是基于古人认为新织的帛能够祓除凶恶不祥。避兵一词是汉末社会不安定的反映。当时流行将“五彩”系于门户的风俗。
汉代更流行以五彩丝系臂。《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避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艺文类聚》卷四）又说有不同名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避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古诗云‘绕臂双条达’是也”（《太平御览》卷三一）。又解释说：“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艺文类聚》卷四）臂戴五色丝，避兵及鬼的目的，无非是保护和延长生命而已。
以五色丝系臂之俗一直留传后世。《荆楚岁时记》说：五月初五日用五色丝织品系在臂上，叫做“避兵”，可使人不染瘟疫。也有用条纹清晰的丝织绣织成各种物品，互相赠送。唐末五代所著《提要录》记载“端五日，集杂色茸丝作延年缕，云避恶延龄”（《岁时广记》卷二一）。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八《百索》说：“今有百索，即朱索之遗事也，盖始以汉，本以饰门户，而今以约臂，相承之说也。又以彩丝织纽而成者，为百索纽，以作股者名五丝云。”《岁时广记》卷二一记载：“端五百索，乃长命缕等物，遗风尚矣。时平既久，而俗习益华，其制不一。”明代亦有“百索”，嘉靖河北《清苑县志》讲当地“以色丝系小儿颈腕，名为百岁索。”值得注意的是南方还有佩健人之俗。万历浙江《秀水县志》说：“妇女制缯为人形佩之，曰健人。幼者系彩索于臂。”
佩艾虎是端午的重要习俗。《岁时广记》卷二一《掺艾虎》讲北宋“端五，以艾为虎形，至有黑豆大者，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将艾剪成小虎，或在所剪彩虎上粘艾叶，就是艾虎，戴在头上以避邪。所以王沂公《端五帖子》有“钗头艾虎避群邪”之句。宋代还有穿艾虎衣的习俗。《岁时广记》引《陈氏手记》：“仕女所戴艾衣，所用艾虎，皆未原其始，未晓其义。”衣艾虎在欧阳修端五词中亦有反映：“衫裁艾虎，钗裹朱符，臂缠红缕。”清《燕京岁时记》说：“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卢、樱桃、桑椹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彩虎既有头饰，也有服饰。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端 午（3）
五毒图是端午节装饰的又一颇具特点的风俗。《岁时广记•；插艾花》记载：“端五，京都士女簪戴，皆剪缯楮之类为艾，或以真艾，其上装以蜈蚣、蚰蜒、蛇、蝎、草虫之类，及天师形像，并造石榴、萱草、踯躅（zhí zhú）假花，或以香药为花。”蜈蚣、蚰蜒、蛇、蝎、草虫成了妇女头饰所剪缯楮上的装饰图形。南宋《武林旧事•；端午》说：“蜈蚣、蛇、蝎、蜥蜴等，谓之‘毒虫’。”此俗传至明清南北各地。在北京，明《宛署杂记》卷一七讲：“妇女画蜈蚣、蛇、蝎虎、蟾为五毒符，插钗头。”清《燕京岁时记》说人们为避祟恶，要在中门粘贴绘画五毒符咒的图形。在苏州，《清嘉录》记载：“尼庵剪五色彩笺，状蟾蜍、蜥蜴、蜘蛛、蛇蚿之形，分贻檀越，贴门楣、寝次，能厌毒虫，谓之五毒符。”关于五毒的含义，《周礼•；天官冢宰下》说，凡治疗疡疮，要用五种毒物（依郑玄说，为石胆，丹砂、雄黄、礜〈yù〉石、慈石）合成的药去敷治。后世所说“五毒”是指可以毒死害虫之物。一般指五种，如清代吴曼云《江乡词》小序说：“杭俗，午日扇上画蛇、虎之属，数必以五，小儿用之。”五毒所指不尽相同。
符箓也是端午节佩带之物。晋葛洪《抱朴子》记载：“或问避五兵之道，答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著心前。”受道教影响，后世戴符成俗。《岁时杂记》说：“端五剪缯彩作小符儿，争逞精巧，掺于鬟髻之上，都城亦多扑卖，名钗头符。”宋词中有描述，杨无咎《齐天乐•；端午》：“衫裁艾虎，更钗袅朱符，臂缠红缕。”史浩《卜算子•；端午》：“符箓玉骚头，艾虎青丝鬓。”符箓成为端午头饰之一。明代所带符的名目不少，万历《扬州府志》说：“儿女佩丹符”；万历《和州志》讲：“小儿佩寿源通符”；弘治《将乐县志》记载：“其男女幼者戴赤灵符。”
端午也佩带其他饰物。有香囊，如万历《新昌县志》谓：“佩香囊艾虎”；还有朱砂袋，雍正《辽州志》讲：“系五丝佩朱砂袋”；又有茧虎，嘉靖《萧山县志》说：“女子以茧作龙虎，少长皆佩之，欲如龙虎之健。”此外，尚有佩带蒜、苍术及葛蒲的。
竞渡
《荆楚岁时记》说端午有划船比赛。隋杜公瞻注释讲：这个风俗是因为屈原在这一天投汨罗江自杀，老百姓哀怜他的去世，所以都用船只去搭救他。并记录了竞渡起源的其他说法。如邯郸淳的《曹娥碑》讲，五月五日是曹娥的父亲迎接波神伍子胥沿江而上被水淹死的日子。《越地传》说，这个风俗起源于勾践。闻一多在《端午考》中提出：“书传中关于端午的记载，最早没有超过东汉，而事实上吴、越一带的开辟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端午可能最初只是长江下游吴、越民族的风俗，自从东汉以来，吴、越地域渐被开辟，在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对流中，端午这节日才渐渐传播到长江上游及北方各地。”所谓吴、越民族的风俗，即是指：“一个龙图腾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简言之，一个龙的节日。”而且吴、越一带习俗，寻常舟船刻为龙形、龙舟的目的，和吴越民族文身一样，大概也是避蛟龙之害。龙舟竞渡应该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我认为，至少闻一多先生关于龙舟竞渡早于屈原的说法是成立的，屈原和竞渡联系又固定于五月五日是后来的事情。唐以降端午竞渡之风很盛，唐代诗人李群玉描绘竞渡：“雷奔电逝三千儿，彩舟画楫射初晖。喧江雷鼓鳞甲动，三十六龙冲龙飞。”龙舟之快速，竞赛之激烈，跃然纸上。宋元时期，江淮、江西、福建、两广诸路流行赛龙舟活动（《元典章》卷五七）。
明代南方地方志记载竞渡事颇多。弘治《温州府志》说：“是日各乡造龙舟竞渡叶水心，所谓一村一船遍一邦，祈年赛愿，从其俗是也。但互争胜负，至殴伤溺水者。”温州竞渡活动遍及各村，十分普及，竞渡也时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