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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呈现出殉道者那种严肃而坚毅的线条，她练起功来一刻也没有停歇。这次练功，她好像是要把身体的动作与心灵完全分离开来一样，心灵只能远远地看着这些严酷的肌肉训练而空受折磨。这与我的那一套舞蹈理论是格格不入的。我的理论主张，身体只是一种工具，是用来表现心灵和精神的手段。
到了十二点，开始吃午饭，但在餐桌旁，巴甫洛娃面色苍白地坐着，几乎没怎么吃东西，也不喝酒。我承认当时饿坏了，吃了好多炸猪排。巴甫洛娃把我送回了宾馆，然后又去皇家剧院参加那些无休止的排练。我实在累坏了，躺在床上沉沉睡去。我禁不住赞叹自己福星高照，没有摊到芭蕾舞演员这样倒霉的命运。
第二天，我破例在八点钟起了个早，去参观俄国皇家舞蹈学校。在那里，我看见孩子们一排排站着，做着各种备受折磨的动作。他们用脚尖站立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就像是一些残酷而严厉的刑罚的受害者。空荡荡的大练舞房里缺少美感，也缺少灵感，墙上只挂着一张大大的沙皇画像，就像是一间刑讯室。从此我更加坚信，这所皇家芭蕾舞学校就是自然和艺术的敌人。
在圣彼得堡待了一个星期后，我就动身去了莫斯科。那里的观众开始时不像圣彼得堡的观众那么富有热情，不过，还是让我摘引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吧：
大约是在一九○八年或一九○九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有幸结识了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当今两位伟大的天才——伊莎多拉·邓肯和戈登·克雷格。我去观看伊莎多拉·邓肯的表演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对她毫无所知，也没有看到预告她要来莫斯科演出的海报。因此，当我看到来看她演出的为数不多的观众里，却有以马蒙托夫为代表的一大批画家和雕刻家，还有许多芭蕾舞演员，以及许多常看首场演出的观众和新鲜事物的猎奇者后，简直是非常惊讶。邓肯在舞台上的首次露面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因为我不习惯于看舞台上出现一个几乎全裸的人体，所以很难欣赏并理解这位舞蹈家的艺术。第一个节目演完后，只引起了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而且还夹杂有零零星星的喝倒彩的嘘声。但是，接下来的几个节目——其中有一个特别具有艺术表现力——演完后，我对其他观众的冷淡反应再也无法忍受了，就毫不掩饰地起身大声鼓起掌来。
到了演出间歇，我已经成了这位伟大艺术家的新的信徒，跑到舞台前去为她鼓掌。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发现马蒙托夫正与我肩并肩站在一起，而且他的动作和我完全一样。在马蒙托夫身旁，还有一位著名的舞蹈演员、一位雕塑家和一位著名作家。当其他观众们看到带头鼓掌的人当中有莫斯科著名的艺术家和演员时，感到非常震惊。嘘声停了下来，观众开始陆陆续续地鼓掌，直至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随后是多次要求谢幕。演出结束时，剧场里已是掌声雷动，一片欢腾。
从那以后，邓肯的舞蹈表演我一场不落地观看。去看她的演出，是受我内心深处与她息息相通的艺术感受的驱使。后来，当我对她的舞蹈创作艺术和她的好友克雷格的思想都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后，我才终于明白，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虽然不同领域的人们受到不同原因的驱使，但是，其实大家都在艺术中努力追求着同样源于自然的创造原则。一旦相遇，他们都会为彼此思想上的共同点而感到惊喜。这种感受正是我在此描述的会见中所体会到的。我们几乎还没有交谈一句就已经相互理解了。邓肯初访莫斯科时我无缘与她相识。但当她第二次来时，我就把她敬若上宾了。这次接待成了我们大家的事情，因为我们剧团的全体演员都来欢迎她了。他们终于全都了解了她，并把她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来喜爱。
第五章爱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3）
邓肯不知道如何系统、条理地来解释她的艺术。她的种种艺术想法大都是脱口而出，是日常生活中的奇思妙想。比如，当有人问是谁教她跳舞时，她回答说：“是歌舞女神忒耳普西克瑞。我刚学会站立时，就开始跳舞了。我跳了一辈子舞。人们、人类、整个世界都得跳舞。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永远是这样。即使有人想干涉这一切，不愿尊重自然赋予我们的这一本能的需求，那他们是枉费心机。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她用她独特的美式法语结束了讲话。她还谈到有一次刚刚演完了一个节目，就有人进入她的化妆室，干扰她下一个节目的演出，她解释说：“我不能不作准备就去演出。在走上舞台前，我必须要在自己的心灵中装上一台发动机。发动机启动时，我的胳膊、我的腿以及我整个的身体都会摆脱我的意志而自由起舞。可如果我没时间在心灵中安装那台发动机，我就不能跳舞。”那时，我正在寻找那种非常有创造性的发动机，想搞清楚一个演员如何学会在走上舞台前把它安装在自己的灵魂之中。很显然，我向邓肯问这些问题会使她感到厌烦，于是我就仔细观察她的排练和表演。只见她的面部表情随着情绪的变化而改变，她那亮闪闪的双眼充分显示了她灵魂里所发生的一切。回忆当时我们对艺术的几次随意的探讨，再比较一下她的追求与我的努力，我明白了，我们其实殊途同归，都在寻找着不同的艺术门类中的共同的东西。在我们谈论艺术的过程中，邓肯不断提起戈登·克雷格的名字。她认为他是个天才，是当今戏剧界中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不仅属于他的国家，而且属于全世界，”她说，“他应该生活在一个能够充分展现他天才的地方，生活在一个工作条件和大环境最能适合他要求的地方。他的位置就在你们的艺术剧院。”
我知道邓肯在给他的很多书信中，介绍了许多关于我和我们的剧院的事情，她劝他来俄国。至于我自己，我开始劝说我们剧院的领导聘请这位伟大的舞台指挥来为我们的艺术注入新的活力，就好比在面团里放入更多的酵母。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剧院终于冲破了横亘在面前、阻碍它前进的一堵墙。我必须完全公正地对待我的同事们。他们都很积极，像真正的艺术家一样来讨论事情，决定动用一大笔钱来发展我们的艺术。
正如芭蕾舞让我害怕得颤抖一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给我的热情也令我激动得战栗。只要没有演出，我每晚都去那里，剧团里所有的人对我都很热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经常来看我，他认为通过向我追根刨底地提出问题，可以把我的舞蹈艺术变成他戏剧中的一个全新的舞蹈体系。但我告诉他，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从孩子们身上做起。对于这一点，当我再次去莫斯科时，我看到他剧团里的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正努力表演舞蹈，但结果却实在是糟糕透了。
由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整日在剧院排演，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习惯于在演出结束后来看我。他在他的书中曾写道：“很显然，我向邓肯问这些问题会使她感到厌烦。”其实不然，他并没有让我感到厌烦；恰恰相反，我倒非常急切地要传播我的艺术观点。
事实上，雪天冰冷的空气、俄国的食物尤其是鱼子酱，已经治愈了我因为同索德的精神恋爱而引起的消瘦病，现在我的整个身心都渴望与一个强壮的男人接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站在我面前时，我感到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有一天晚上，望着他匀称的身材、宽阔的臂膀和开始变灰的鬓角，我内心升出了一股强烈的反叛欲望，我再也不想扮演欧吉利亚的角色了。当他要离开时，我把手搭在了他的肩上，双手勾住他的脖子，把他的头拉低些，然后我吻了他的唇。他温柔地回吻我，但他的脸上露出了极为惊讶的表情，好像这是世上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试图进一步挑逗他，但他却吃惊地往后退，满脸惊慌地看着我，大声说：“可是，孩子呢，我们该怎样办呢”“什么孩子”我问。“当然是我们的孩子喽！我们该怎么办你想过没有”他继续若有所思地说，“我永远也不会赞成我的孩子在我的管教之外成长，但放在我现在的家庭里抚养又很困难。”
他关于孩子问题的极其严肃的态度可真是超出了我的幽默感，我禁不住大笑起来。他有些恼怒地盯着我，然后转身从宾馆的走廊匆匆离开了。我断断续续地笑了一整夜。可是笑归笑，我同时又感到很伤心，甚至有点愤怒。我想我终于彻底明白了，为什么一些情趣高雅的男人在与一些聪明智慧的女性约会几次后，不但弃之而去，反而跑到一些乌烟瘴气的地方去。可是身为女人，我就不能这么做，因此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早晨，我到一家俄国浴室去洗澡，蒸腾的热气和冷水交替使用，使我精神振奋，恢复了正常。
然而与此相反，在可赛辛斯卡娅包厢里遇到的那一类年轻人，只要我答应他们求欢的要求，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做得出来。可是他们一开口讲话，我就感到非常厌烦，让我还来不及产生一点欲望便整个变得麻木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智慧优势”吧。当然，在与查尔斯·哈利和海因里希·索德这些启人心智、富有教养的人交往以后，我再也不可能忍受这帮浅薄的花花公子了。
许多年以后，我把这件趣事讲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妻子听，她很开心地笑了起来，大声说道：“啊，这倒很像他的为人。他对待生活一直都是很严肃的。”我后来虽然又发动过几次攻势，但得到的仅仅是几个甜甜的吻，有时还是冷冰的、坚决的回绝，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从此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出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