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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孔夫子开始就推出一个“士为知己者死”，实际上就是为用我的人而死。还有“学得文武术，货予帝王家”，这都是往政治上靠的典型说法。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有不解之缘，并不是从近几百年开始，而是从春秋战国时起就有这种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成方式与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方式不一样，像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最初都是一些公国，后来逐渐通过一些协议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像美国一开始是13个州，后来达成协议成为一个拥有50个州的国家。中国则从来都是通过武力统一国家，而凡是通过武力建立的国家，往往容易形成独裁和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独裁则一定需要形成个人权威，官本位与个人权威是密切相联的，如果没有个人权威，官本位无法形成。
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一个官本位的时代，官员领导一切，秦始皇甚至以吏为师。我以为可用“风尚所至，贤者难免”来概括这种现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脱离这种风气，在这样一种官本位的风气之下，读书人进入官场是一条普遍的道路，可以说中国所有的读书人都想进入官场。如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没有得到理睬，之后才起来闹革命。洪秀全没有考上秀才，所以砸掉孔夫子的牌位，以宗教的形式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只不过有的走上了官场，有的走不上，走上了官场之后又有成功与不成功的区别。
官本位意识的产生当然也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在20世纪80年代写过一本书《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其中谈到德国、法国、中国、俄罗斯等几个国家对官员都是实行低薪制，因为这些国家当时没有建立个人所得税体系，国家税收少，发给官员的薪水自然也少。为解决低薪制问题，俄罗斯是赐给官员大片的庄园，因为该国地广人稀。中国在两宋以前也这样做过。但到了宋明清以后，人多田少，没办法再这么干。此后的中国和法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默认官员的受贿和贪污，他指出，国民党时代有实权的官员的实际收入相当于公开收入的4至19倍，甚至最高的可能达到36倍。那些权力不大、不太会弄钱的，或者不忍心吸取民脂民膏的可能在4倍左右，而那些昧着良心干的厉害角色可能达到36倍。
这里还有一些数字可以说明问题，明朝和清朝都是实行官员低俸制，以知县为例，明朝知县一年的俸禄是39两白银，清知县一年的俸禄是39～40两白银。而且这些年薪还不一定能发给现金，也难按时得到，中央政府往往通过折算成稻米的办法来支付，有时甚至把其他国家进贡的苏木、香料、胡椒折合为年薪，这些东西既不能吃又不能穿，官员只好拿去卖掉，换钱养家糊口。像永丰县有一个很有名的进士叫罗伦，他中了状元以后，上书抨击大学士，结果被贬到福建当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明朝只有三个海关，一在浙江宁波，只接待日本客商，而且限制进出口的数量；二在广州，所有南洋和西洋的客商都到这里缴税，这里的市舶司自然有钱。三在福建泉州，只接待琉球客商，就是现在的台湾，此地的海关很少有人来。所以罗伦只好上街卖字画以养家糊口，可见当时官员的工资低到了何种程度。直到清朝雍正时期实行养廉银制度以后，官俸才有大幅度提高，一个知县的年薪达到600～1200两白银，比过去多了15～20倍，我们可以折算一下，雍正年间，江西的大米是七八钱银子一斤，600两白银可以折算成800石大米左右，一石大米是120斤，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年薪是10万块钱。但需指出的是，这个养廉银里面包括对皇帝的进贡和官场来往的接待费用。我在省政协会议上也建议对官员实行经费包干制，把交通、接待费等费用全部打进工资里。譬如我到香港去讲学，接待我的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他月薪16万港币，内含接待费6万港币，学校根本不管派车、请客一类的事情，也无需发票报销，所有的接待事项都是他自己负责，由他发给我车马费、劳务费。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
金庸在《鹿鼎记》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千里做官只为财”。我曾经看过一份材料，写道：有一个文人借了2；000两白银谋得一个知县，当了知县以后，他就问手下的小吏，这个官应该怎么做？小吏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于是回答说：“一年清，二年浊，三年贪”，意思是说第一年要做清官，第二年开始混混浊浊，第三年便彻头彻尾做贪官。没想到这个家伙听到这种回答以后很失望，认为这个速度太慢了，于是第一年就开始伸手，结果被抓住革了职，借的钱也无法偿还，被老婆骂得要命。
我读《王阳明全集》的时候，其中有一篇文章，写一个书生吏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仆人，千里迢迢远赴贵州做一个小官，到任以后心情非常愁苦。结果第二天儿子死了，第三天仆人死了，再过一天自己也死了。王阳明为他写了一篇祭文，其中写道：你为什么千里迢迢来贵州？如果你在家乡种几亩薄地不照样可以维持生计吗？你来贵州不就是为了发财吗？你既然来了就要高高兴兴，不能这么愁苦满怀，而你这么百般愁苦，我就断定你活不长。王阳明这个说法还不如金庸一语中的，他认为种地也照样可以维持生计，但他没有想到种地和做官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后者处在社会的上层，发财是地位的伴生物，农民处在社会下层，种地必然与发财无缘。
湘潭县有一句民谣，叫做“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意思一样。湘潭县当时是属于壮县，就像现在一些民营企业发达、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县一样，在这样的地方做官，不贪不滥一年也有三万。还有一句官谚：“命运低，得三西”，意思即官运比较差的人，往往派到山西、陕西、江西三个地方去当官。山西、陕西是因为自然条件、生存条件不好，比较贫苦，油水不多。江西则是因为讼风特别厉害，告官的人多，当官不容易。
江西的官本位发达与江西的经济有关，与本土一定程度的闭塞也有关系。
江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地方与中部许多地方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有人曾问我江西怎么样，我说江西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自然条件还可以，物产还过得去，一般饿不死人，通过自己一年的辛苦劳动，可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愿意出去的老百姓不多。而且，江西这块地方一般远离战争，除了近代有几次战争在江西境内，古代几乎没有什么大战在江西发生，这就使得中原地区和淮河两岸一有战事发生，大量的读书人和有声望的家族都迁到江西来避难。江西离政治中心不远也不近，进退方便，江西的大家族都是那时候移民过来的。于是江西人历史上给外地人以凝重之感，如浙江人所说——江西人有愁苦之思。江西也有不好的方面，混饱肚子容易，但在这块土地上发不了大财，做大生意的江西人一般都去了外面。
明朝有一个著名学者王士性写了一本书叫《广志绎》，介绍各地的风俗，其中谈到河南，说当地老百姓生活困窘，反正无法积累财富，所以有一个吃一个。宋朝王安石变法搞“青苗法”时，苏东坡路经河南，亦记下当地老百姓每当发青苗钱就像过节，他们一年辛苦到头却喝不到一餐酒，吃不到一顿肉，所以政府一放贷款，他们立即借钱，借到了钱先吃一餐再说，一到这时候，镇上所有的酒馆都爆满。等到官府要他们还钱时，他们却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但是江西人一般不这样。据王士性等学者介绍，江西人一到丰收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的坛坛罐罐全部存上稻米，冬闲时男人又出去做小生意，女人留在家里养猪织布。江西人会扳着指头盘算怎么过日子，对自己的劳动果实看得很重，转而对自己的名誉、名声都非常看重，容易使外地人对江西人产生一种斤斤计较的印象。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3）
胡平：若说赣人满足于“薯丝饭，谷壳火，神仙不如我”的小农经济的日子，那也是因为“地产窄而生齿繁”的环境使然。关于赣地民俗的俭朴，时有记载：民间岁时之宴酒菜不多，“杯饮豆肉”，众多的食客却可以吃得很执著，很绵长，“日暮尽欢乃散”。无论大人、孩子，有一身体面的衣服、一双好点的鞋子殊为不易，亲朋间往来走动，孩子去上学，一般都是等进门前才穿上……
方志远：我感觉这种盘算过日子的习惯与江西人好争是非、论曲直的特点的确有某种联系。《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写道，西门庆宴请蔡御史和宋御史，花了1；000多两银子准备了一桌饭，但宋御史只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既不肯吃饭也不肯收礼物。等他走后，西门庆对蔡御史说，这个人肯定是江西人，为人有些蹊跷（就是作怪、古怪的意思）。蔡御史回答，此人虽然是南昌人，但并不很蹊跷。由此可见作者对江西人的看法。另外一本书写得也颇有意思，就是明朝的沈德符写的《万历野坡篇》，他写到有朋友请他到北京听口技，口技表演者用口技演绎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