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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民营企业家也难免“俗”。晋城一带的煤层埋藏很浅，开采非常容易，煤质也非常好，可以拿煤直接炼铁，不需要转化成焦炭。不少乡镇企业便依靠采煤完成了原始积累，一些乡镇也由此实现了小康。不久前被杀害的海仓集团老总李海仓也是这样起家，在煤窑附近建电厂、钢铁厂，创造了所谓的坑口经济。这些人有了经济地位以后，又纷纷去追求政治上的地位，有的当上了市、县的政协副主席，有的觊觎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山西搞引黄工程的时候，有一个做焦炭的私人老板开着车送了20万斤白面到工地，一位省领导很是高兴，这个人后来果然当了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对外号称有几十亿资产的李海仓也不甘寂寞，终于坐上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位子。
由此，山西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企业文化是中央直属企业多，革命老区文化是产生革命干部多，农村文化是产生农民政治英雄多。山西今天经济的整体不发达，很大程度上便是这些文化的负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重政治而轻经济，重惟上、惟书而轻惟下、惟实。在几年前，你在山西干好干不好不是主要的，关系是主要的，要看你跟人跟得对不对……
在一个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客观上说只有当官才能克服资源匮乏、出路很少的局面，即使做个清正廉洁的好官也会在工资、分房子、子女读书、就医等方面占有优势，日子才能好过一点，这就带来了社会上另一种风气——重学习，但读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当官。在西藏最优秀的人才都学佛教，一家三个儿子中最优秀的总会送到庙里，只有在庙里才能上天堂，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因而西藏的佛教文化发达，其他的智力资源总是紧缺。山西则是最优秀的孩子都到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去读书了，毕业以后很少有人回家乡。再加上留在本省但日后又流失走的一部分精英，这对山西来说真是一件非常令人无奈的事情。在北京的电视界中，从编导到管理者，以及各部门的技术人员，山西人完全可以组成一个中央电视二台。经商不错的山西人也慢慢转移北京，文化界也出来了不少人，留守山西的文化界朋友也多是因为年龄偏大不便出来，但多数人把子女都送出来了，省作协十个专业作家中有九人把子女送了出来。山西作家田东照晚年写的系列小说《跑官》写得非常好，深受读者欢迎。他没有离开本土，却将本土的官场文化表现、批判得入木三分，这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离开”。
晋商只是少数人的行为。晋商在商业成功之后，也纷纷要买一个官当，像乔家大院、曹家大院都买过二三品的官当。所以讲山西人都会经商是以偏概全，这等于把山西人观念上的某些劣势给掩盖了。
很多干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作用和运作的技巧，有人说“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还有人说山西是“政治特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6）
赵瑜：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抱愧山西》，他把农民走西口的行为、卖苦力的无资本劳动与晋商文化联系起来，给外界造成了一个误会，认为山西人很会做生意，其实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晋商确实有过辉煌的历史，过去有种说法是“金太谷，银祁县，平遥古城出票号”，这只是集中在晋中、忻州一带，不能代表全部的山西。大多数人出去不是做生意，而是出于无奈走西口。走西口就是现在的外出打工，西口是指长城的某一个豁口，往北是内蒙古肥沃的土地，过去山西和陕北的农民到那里主要是从事挖煤、挖药材、盗墓、割麦子、拉骆驼等苦力活，春出秋回，谈不上建立什么业绩，也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塞北、雁北、大同等地区的人跟游牧民族差不多，生活习惯也是吃整羊，是一种不成熟的农业文明，商业也不发达，所以大多走西口谋生。而晋中是一个富足的地区，太原一带人口稠密，物产丰盛，如面食品种层出不穷，可以做出几万种花色。而且这个地方煤炭资源丰富，当地人可以烧小火慢慢地做，客人远道而来，他可以给你做一碗份量适中、火候正当、面好汤清的面食。因为有充足的燃料，还可以蒸、煮、烧、炒，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像河南、河北就是烧一把柴草，大火一下就起来了，得赶紧往锅里放面，只能出大锅面、裤带面这些粗糙的面食，做好以后又得赶紧吃，形不成精细的面食文化。
晋中除了有成熟的农耕文明外，又是前哨地带，离长城很近，没有任何地理障碍，可以直接过去。晋商最初外出经商，不过是在成熟的农业文明与不成熟的游牧文明之中获利，用糖布烟酒茶换回牛马骆驼羊，原始资本就是这样积累的。后来晋中一带的商人生意最远的做到了俄罗斯，他们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都建立了票号基地，也就是现在的银行。票号的出现是因为后来银子多得都驮不动了，像渠家大院曾经达到年进2；000万两白银的程度，相当于今天的几亿美金，这么多银子怎么搬呀？何必把整麻袋的银子驮来驮去呢？加上沿路有土匪强盗，还要请保镖，准备快马，很麻烦也不安全，所以想出了用银票兑现的办法。最早的银票完全是一张秘密支票，里面有暗语或密语，后来就形成了今天的存折。北京过去的著名商业区像琉璃厂、厂甸、大栅栏都是晋商开发出来的。然而晋商只是少数人的行为，不过在晋中这一局部地区将传统的“仕农工商”颠倒，变成“商”字当头，“官”字退而居之，然而晋商在商业成功之后，也纷纷要买一个官当，像乔家大院、曹家大院都买过二三品的官当。所以讲山西人都会经商是以偏概全，这等于把山西人观念上的某些劣势给掩盖了。
陈建祖：长期的根据地历史，留给后人的不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有些别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武乡县的文化馆长，在搞抗日战争纪念馆题词时，他自己背着小米到北京，结果一趟下来拿回来180多个将军和部级以上干部的题词条幅，连邓小平都写了，邓朴方的奶妈还活在当地，你说厉害不厉害？听说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拿着彭总自述所得的稿费，想到老区建一所小学，结果当年的房东老太太堵着门不让她进去。老太太说你这几十年干什么去了？我们这里穷得这样你不管，当年我是怎么对待你们的？你说口气大不大？很多干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作用和运作的技巧，有人说“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还有人说山西是“政治特区”。你在太原的路上很少看到急匆匆走路的人，永远都是“胜似闲庭信步”，去年北京有一家报纸登过这样一篇文章——《太原的尴尬》，说太原人见面互相打招呼很少叫“老板”，不管你是不是领导，见面就叫“领导”，这里始终是崇尚官僚……
全省的思想解放力度还远远不够，相当多的领导者尚未经历脱胎换骨的市场经济洗礼。一些很想为老百姓干事，也干成了一些事的官员，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局限性。
近年来原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成了干部廉政和支持舆论监督的典型，我认为这是个人与媒体炒作的结果。这说明一些官员，即使是颇有才华、确实是一个干才的官员，心底里多多少少还是热衷于个人形象的塑造。
陈建祖：这几年山西虽然变化比较大，但我个人感觉全省的思想解放还远远不够，相当多的领导者尚未经历脱胎换骨的市场经济洗礼。一些很想为老百姓干事，也干成了一些事的官员，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局限性。一位前省领导在山西干了不少大工程，比如修太旧高速公路、引黄工程、改造汾河。客观地讲，如果没有他，山西在20世纪就没有高速公路。但他在调整产业结构这件大事上用心太少，措施不力，使得山西经济的发展缺少后劲。而且那几年搞了一些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政策，比如实行包税制，规定每个地市每月必须上缴多少税，本来一些企业可能在下半年才开始盈利，上半年没有多少利润，这样做就给一些新上马的企业造成极大的压力。再比如每辆车上车牌必须高征税，有一年省征费局征了30多个亿，与省煤炭运输公司的收入相差无几，逼得一些地区的车辆纷纷到邻省去上车牌。当然，这些千方百计征收来的钱都用在了搞大项目上。要评价这样的领导有些复杂，一方面他有点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另一方面他又确实做出了不少政绩，而且还具有浓厚的亲民情结。下农村的时候，他拉着农民的手坐在炕上，看到老百姓生活得很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