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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老实话,这些矛盾害得我在双方父母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双方大人显然都对我们的婚姻不满意。人穷志短,人穷了,很多事就一点办法也没有。这要是真说起来,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阿妍娘家虽然不富裕,也不至于穷到那一步,非要已经出嫁的女儿贴补不可,毕竟孩子一个个都长大了,都有了工作,而且老丈人和丈母娘的工资也不是太低。阿妍的父母在铁路上工作,都算是有点文化的人。丈母娘是铁路小学的教师,偏偏对阿妍这个女儿特别苛刻,动不动就把那句“我不能把你白养那么大吧”挂在嘴上。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这个女婿,始终觉得把女儿嫁给我太吃亏了。
我那个丈母娘永远会用两件事来数落阿妍,因为有了这两件事,似乎就有充足的理由让阿妍贴钱。第一件事是她怀阿妍弟弟,快临产的时候,被阿妍吓了一跳。当时阿妍带着两个妹妹在空地上玩,脚底下忽然绊了一下,摔出去很远,丈母娘因此受了惊吓,当天晚上就去医院。她提起这件事就耿耿于怀,认定阿妍从小就算谋害她的用心,丈母娘养了五个女儿,毫不容易才有了这个宝贝儿子,如果因此出了意外,你说这有多严重。另一件事,是最先把阿妍弄回城,当时除了老三阿妍,老四老五都在农村插队,做母亲的,在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情况,先考虑了阿妍,仅此一点以足以说明待阿妍不薄,就足以让阿妍回报她一辈子的情。
阿妍从一开始就明白,把自己弄回城的真实目的,是要让她照顾当时已经瘫痪在床上的外婆。在几个姐妹中,只有阿妍最能吃苦,最会照顾人,很显然,在这一点上,阿妍并没有占什么大便宜,然而她却因为自己先回城,对两个妹妹一直抱有内疚。阿妍永远是那种心里惦记着娘家的女人,天生就有牺牲精神,从一结婚,她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娘家,她母亲即使不是规定她贴钱,她也会主动这么做。当然,我不在乎这个,不在乎她从工资里拿出二分之一来贴补娘家,老四从来就不是那种小鸡肚肠的人,说老实话,我忍受不了的是丈母娘的那种态度,她始终看不起我,不仅看不起我,也顺带看不起阿妍。她因为阿妍嫁的男人最没出息,总是用各种办法来让我难堪,用最不入耳的话来羞辱我。
阿妍最小的那个妹妹结婚,我母亲把别人送我们结婚的两条绸被面拿出来,找了块红纸包上当作贺礼。这事不知道怎么让丈母娘知道了原委,立刻有些不乐意,对阿妍说:
“我跟你说了,那种小市民的家庭,是不能嫁的,哪有这样把东西送过来送过去的。”
如果丈母娘只是在女儿面前抱怨也就罢了,关键是她还要当着我的面,对我喋喋不休:
“老四,这两条绸被面,是算你妈出的份子,还是算你们小两口的。”
阿妍说:“妈,这有什么好计较的,是谁的还不都一样。”
“阿妍,你这丫头难道是真不明白事,怎么会一样呢?”
在这时候,我只能一声不吭。
阿妍嘀咕了一句:“有什么关系!”
“当然没什么关系,”丈母娘又说,“反正也没用过,没把用过的拿出来,已经不错了。真要是这么做了,你又能怎么办,小市民就是小市民。”
这些话当然不会传到我母亲的耳朵里。但是她有感觉,是女人都会有那种直觉,她知道我那个丈母娘看不起她,因此在心里也很有意见。她觉得她太嚣张了,说她自己嫁女儿,怎么也没有见到有什么陪嫁。我母亲忿忿不平地说,哼,说起来还是什么知识分子,动不动就像个大户人家的小姐一样,摆什么阔气,自己该往外拿的时候,却是一毛不拔。我母亲越说越来火,她最受不了别人说她是小市民,为了这句话,她一定要争出个是非来:
“真不知道谁是小市民了,我好歹也是读过书的,要论出身,我比你那个丈母娘不知强多少,你爸爸是不行,说起来是个历史反革命,我哪一点比你丈母娘差了,她凭什么就看不起我,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家。”
《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第一部分《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第三章(5)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回城以后会有这些麻烦,做梦也不会想到结婚以后会有这些苦恼。有时候我觉得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回城,还不如不结婚。我老四可不是那种没有脾气的人,按照我的血性,阿妍娘家的人全部加起来,也不够我一个人揍。但是,这所有的委屈,我都强忍了下来。我再也不像刚下乡那会血气方刚,我再也不是那个几天不打架就拳头发痒的老四,我已经过了三十岁了,犯不着那样。
一开始,我忍气吞声,完全是因为阿妍,一想到她辛辛苦苦地等了我这么多年,一想到她这么多年没有变心,眼见着她也是三十岁的人了,我受多大的委屈都无所谓。要说忍气吞声,阿妍才是真正的忍气吞声,能和我母亲共处,能和我那宝贝妹妹共处,那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阿妍的处境要比我艰难得多,我赌气可以不去丈母娘家,她却得天天回到这个家里来受罪。阿妍是那种有了委屈都不会觉得委屈的人。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根本就懒得与丈母娘计较。打太极拳讲究以柔克刚,多少年来的拳练下来,我也逐渐悟出了一些修身养性的道理。有很多事是没办法计较的,我知道丈母娘看不起我,看不起也没办法,她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她呢。只要我自己事实上混得并不像丈母娘想得那么差劲就行了。那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赶紧好好地学门手艺。人活在世界上,必须有一门好好的手艺才行,我年龄已经不小,不抓紧不行了。
那时候的人对学手艺根本不看重,大家反正是拿一样的钱,都是三十多块钱。当时的餐饮店都是公家经营,小伙子都喜欢干跑堂,因为这样可以在外面大堂里与女孩子说笑聊天。当时也没什么生意,空闲得很,没有什么公款吃喝这一套,哪像现在这样到处都是馆子。当时大家都穷,手上都没什么钱,吃吃喝喝仍然还有资产阶级的嫌疑,因此也没什么客人。我们这些当过知青的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吃苦耐劳,知青出身的人都不怕苦。怎么也比在农村好,怎么也比当农民强。能吃苦耐劳绝对是件好事,我这人后来再怎么堕落,但是吃苦耐劳的习惯没改变过。当时一起进店的几个年轻人中,只有我肯认真地学习点技术,只有我肯动脑筋,只有我肯虚心学习。
我得到了李延龄师傅的好感,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没有人知道这老头有一手绝活。李延龄那时候什么也不是,他在文革中也下放过,调回来以后,差不多已到退休年龄。他一直遗憾没有人肯跟他学手艺,看我愿意学,就很认真地教我,那真是手把手地教。说老实话,当厨师真没什么难的,只要你肯动脑筋,肯虚心学习,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入门。我很快就学出了一些门道。当然了,能遇上一位好师傅这才是你的运气。李延龄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手艺活的事,认真学,能有个一百来天,就足以蒙人混事,但是你如果要更上层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说你老四悟性不错,千万不要满足一些皮毛,行行出状元,好好干,当厨师照样可以出人头地。
那时候,找我的帮忙人渐渐多起来,那个年头不像现在,办什么事都讲究找个熟人,都要开后门。凡事一定要有熟人关照才靠得住,那些喜欢上馆子的人都希望与我交朋友,我的朋友可以说三教九流,都是些手头有钱的角色,按照李延龄师傅的说法,有能耐的人才会经常上馆子,你多结识一些这样的人,日后自然会有用得着的时候。我跟李延龄学了一年多手艺,他老人家就退休了,当时是真不把他当回事,不像后来,烹饪界动不动就喊他李老,尊他为厨王。
我差不多就算是李延龄的关门弟子了,他退休以后,我常常一本正经地到他家去请教,听他传授经验。说老实话,我还就是喜欢琢磨这菜这么烧才好。李延龄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在外地,我便像他的儿子一样照顾他。他老人家生病了,发烧感冒什么的,包括割痔疮,都是我和阿妍陪他上医院。他的房子漏了,我去找房管所的朋友帮忙,将他房子的屋顶拆了重建。有一段时候,我们还差点为他找个老伴,他因此对待我也像儿子一样,什么话都跟我说,什么绝活都不保留。后来我自己开馆子,为了招揽生意,曾经公开打李延龄关门弟子的招牌,他老人家怕我坏了他一世的英名,并不是特别高兴,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我们有过那么一段缘分,毕竟我在他身边为他做过不少事情。
要说李延龄师傅那才是真正见过大世面的人,解放前,许多国民党的大亨,都吃过他做的菜。南京这地方当时是国民党的首都,他曾经是出过大风头的人物。李延龄的观点就是,当厨师首先打出名气,这道理就像今天的馆子一定要有招牌菜一样,名菜名馆名人,作为一名厨师,只有和上层人物打交道才能成名。据说早在解放前,周恩来就知道李延龄的大名,到七十年代初期,周总理陪外宾来南京参观,突然想到了他,兴致勃勃地提出要让他掌勺,说是很怀念他做的菜。一个国家的总理隔了二十多年,居然还能记住他,可见李延龄当年的名声有多响亮。这事一度传为佳话,李延龄也一直引以为自豪,但是说老实话,就算是有过这件事,李延龄刚退休那会,仍然没人把他当回事。
李延龄后来成为厨王,成为南京餐饮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那都是后来的事情。
我那个丈母娘过日子,是再有钱也舍不得用。不过,她很快就发现,我这个没用的女婿偶尔也有用得上的时候。有什么事了,比如丈母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