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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你就准备这样过一辈子，守着爸爸，守着这个乱家？”平平问夏平。
大姐要和父亲谈些事儿，她们正好能退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们俩合住一间房，两张单人床对着。“爸爸总得有人陪啊，这个家也总得有人管。”夏平说。她的声音总含着一种听凭命运摆布、逆来顺受的平和。
“大家轮流管。”
“除了你替我管这一两个月，别人谁能啊？大姐根本没时间，大哥是管不了，大嫂是不愿意管，秋平更不好管这个家的事儿，冬平、小华都在念书更没时间。你让谁管？”是。没有人能管。自己也不愿意长期接管这个家。
“这个家散伙儿，各过各的算了。这么多人在一块儿过日子互相干扰，还得赔上你。”
“妈妈说过，不让这个家散。”
平平沉默了。母亲的话比在世时更显得权威。他们（兄弟姐妹全体）每个人的眼前都时时浮现出母亲伟大而仁慈的形象，她带着温暖的光轮隐在小院上空的云天中，关切地、谆谆教导地俯视着她的儿女们生活的窝巢，慈祥的微笑中留着操劳一生的倦容。平平眼前就常常出现这种幻象。
“再说，分开过，都没房子，怎么分？爸爸又让谁管？”夏平停了停又说，“平平，你不是有事还要出去吗？你别替我操心了，走吧。”
“二姐，咱们家这事儿是难解决。可我就要想个办法解决它。”
“就这事儿？你安排就是了，还有别的什么事儿？”黄公愚不知为什么一下又烦躁起来。刚才给报社打电话，发泄了一通，本已经平息了些。
春平正在对他讲给夏平介绍对象的事儿。“爸爸，您的意见呢？对方情况就是我刚才讲的，还比较理想。”春平耐心地说道。
“我没意见，不要跟我商量，你是大姐，你做主就是了。我大事情还顾不过来。家里的事儿你们自己管。”黄公愚不胜烦躁地在屋里来回走着，这儿胡乱整理一下沙发布，那儿磕磕碰碰摆弄一下茶具，他的手由于激动神经质地颤抖着。
春平观察着父亲。父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言行错乱？给夏平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对象，难道不是好事吗？“这事主要得看夏平本人的态度，我还没和她谈。”春平说，“爸爸，还有一件事，要和您商量。”
“家里的事儿不要和我讲了，我做父亲的责任尽够了，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吧。”黄公愚打颤的手不小心碰翻了茶杯，忙用抹布擦着桌子。
“这事得跟您商量，关于祁阿姨的事。”
“祁阿姨怎么了？”黄公愚转过头。
客厅门口，祁阿姨正好走过来，刚要迈门坎，听见这句话，她在门外站住了。
“她年纪大了，每天家里这么多活儿，她实在干不过来。”
“不行，不能换人，她跟咱们家三十年了。”
“爸爸，您怎么不听我说完呢。我是要说：祁阿姨每天劳动量太大，忙里忙外，光买菜买东西就跑那么多路，她腿脚现在又不太好，可能还有点关节炎，咱们应该关心她，想办法减轻点儿她的负担。”
“那你说怎么办？”
“我是想能不能再找个十几岁的小保姆，帮着阿姨干点儿零碎活儿，跑跑腿。让阿姨能有时间稍微歇歇。她这几十年一天到晚为咱们劳累，现在年纪大了，咱们不关心她谁关心她？”
“嗯……”
“另外，等今年秋天，您出国回来后，咱们家想办法给阿姨放一两个月假，最好能再给她一笔钱，让她回南方家乡看看，散散心。爸爸，她三十年了，就没回家去看过一次。咱们得替她着想着想。”
门外，祁阿姨鼻子发酸，老泪一下涌上来。她一生没怎么流过泪。她拉起围裙擦了擦眼睛鼻子，转身驼着背走了。
“这事儿你们商量着办吧。还有什么事？”黄公愚问。
“还有，小华最近……”
“好了，今天不要和我说了，我今天有重要事儿要计划。你是大姐，好比母亲，家里的事儿你考虑安排吧。你叫夏平还是来我这儿。”
家里家外的事儿让他烦，让他分心。今晚他要做重要事情。夏平又去哪儿了？动不动就走。一点不把自己这个父亲放在心上。
黄平平车骑得飞快。
南池子大街，不宽的街面，夹道的树，路灯，浓重的树影，东华门，马路上乘凉的人三五成群，小伙子在打羽毛球，卖冰棍的白色小推车；北池子大街，左拐，还是骑自行车自在；景山前街，左边肃穆的紫禁城，右边黑苍苍的景山，红墙，崇祯皇帝吊死在这里，历史一晃几百年，元明清，三朝古都，往前还有辽金，一个个朝代兴衰起落，从几千年的角度看现在的北京，是一瞬；感慨什么？家里真乱，憋闷，一出来就有一种开阔感。她喜欢社会活动，喜欢出名，喜欢成为到处受人欢迎的明星。她感觉到自己蹬车的腿脚很带劲儿，有用不完的精力，她觉得风呼呼吹着脸，她觉得自己微汗的脸是润泽发潮的，她觉得自己整个身心都是充满活力的，多汁的，鲜嫩的，连骨骼和关节都是充满津液的——她为这种自我感觉而快乐。她要做一个社交家，一个大记者，去“周末俱乐部”干什么？什么活动方案？
上卷：第三部分弥留之际的母亲
春平推开冬平的房门：“冬平，怎么关着灯？”
黑暗中没有回答。她拉亮了灯。冬平已经蜷着身子躺在床上睡着了，连衣裙还穿在身上，露着两条修长的腿，一条手臂斜搭在身上，一条手臂枕在头下。眼角似乎还沁着点儿泪水。春平站在床边，凝视着睡梦中的妹妹。她能体会到一种类似母亲的感情。她已经知道冬平今晚的情况。她轻轻托起冬平的头，把压在下面的手臂拿出来放好，同时把枕头放平。又轻轻给她盖了一条旧被单，拉熄灯出来了。
旁边就是秋平夫妇的房间。她想推门进去。每晚看看弟弟妹妹们，是她这两年的习惯了。听见屋里秋平正和梁志祥低声说话。
“你早点儿睡吧，别跟着熬了，你今天不是有点儿不舒服？”梁志祥说。
“你学你的，别管我了。”秋平的声音。
“我学也不用非得你陪着啊。”
“快看你的书吧。喝麦乳精吗？我给你冲一杯。”
春平站在门口想了想没有推门。不知梁志祥在学什么，他们的事情从不和其他人说。秋平去山西插队以后，十几年生活坎坷多难，可是很少给家里写信。母亲去世前曾一再嘱托她这当大姐的，无论如何想办法把秋平调回来。弥留之际的母亲还明确地嘱托全家：任何人不许提“文化大革命”中秋平贴大字报和家庭划清界限那件事。
春平离开东厢房来到西厢房，推开了卫华的房门。卫华正坐在床边轻轻拍着小薇睡觉。“姐。”他抬起头。
“睡着了吗？”春平看了看床上的小薇轻声问。
“睡着了。”卫华看了看女儿，手停下来。
“世芬又跳舞去了？”
“是。”
“你为什么不一起去呢？”春平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我不会，也没时间。”卫华答道。他更多的原因大概是自惭形秽。夫妇俩关系太不平衡。
春平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们就这样下去？”
“不知道。”卫华缄默了一会儿，答道。
春平看着他，又沉默了两三秒钟，“给你，这是官园的票，三张。你们明天领着小薇去吧。”她把三张官园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的门票递给卫华。
“姐，票很不好搞。你不领大海、小海去？”
“你们先去吧。”
秋平坐在床上一边织着毛衣，一边不时抬头看看坐在台灯下学习的丈夫。屋里很静。女儿玲玲在睡梦中轻轻磨着牙，蹬着毛巾被。她轻轻给女儿盖好，目光又落在了丈夫身上。梁志祥和她一样，也是初中毕业后到山西农村插队的。他们在山西临汾一个上百人的小厂里认识，后来结了婚。他讷讷的，没有什么风度和才能，倒是会做一手好木匠活儿。但她现在坚决不让他再干木匠活儿，每天督促着他自学函授大学课程。他很吃力，看他那脊背的线条（衬衫已经湿透），还有那不时抓搔头发的样子，就知道他又遇着难处了。
“秋平，真别让我受这份罪了，学得头都大了。”梁志祥不止一次这样央求道。
“学吧。”她每次都这样平静地安慰他，“熬夜我陪着你。”
“我实在学不下去了，还不如让我做两套家具挣点儿外块呢。”
每当这时她就会激动起来：“我一辈子都不会让你再做木匠活儿。我不能让别人一直看不起咱们。”她把他的木匠工具都处理了。梁志祥没和她吵，他也不会吵，他只是感到对不起她。“要不你学吧，我来带孩子，弄家务。”他几次这样对她说，“你的基础比我强。咱们有一个学出来就行了。”
“不，你好好学下去吧。”她的口气不容置疑。
手中的铝针不时碰出微响，毛线经过右手小指向上走着，一点点编织进丈夫的一件毛衣里。银灰色纯毛开身毛衣，秋天时让志祥穿上，能显出些书卷气吧。他太没知识分子味儿了。她又抬眼看了看丈夫的背影，眼前薄烟一样淡淡掠过一片片回忆。她不去追想那回忆中的景象，也并不希望看到它清晰地浮现出来。然而，她又常常喜欢像这样陷入对往事淡淡的惆怅之中，每当空闲安静的时候。
“秋平，万红红的信你还没回呢，”梁志祥突然想了起来，回过头努嘴指着说，“那不是？”
秋平看了看床头的信，没有停下手中的毛活：“我不想回。”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