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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啊薄！ �
在赖斯主持下，“黑人在美国的经历”系列讲座把讲演家带进了校园。在这些人当中，有流亡的南非诗人丹尼斯·布鲁托斯（Dennis Brutus）、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领导人法尼·罗·哈默（Fannie Lou Hamer）、当时SCLC的副主席、牧师安德鲁·扬（Andrew Young）、穆斯林领导人路易·法拉克汉（Louis Farrakhan）、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的法律顾问，后来曾经因捏造的罪名在加州入狱的玛格丽特·波汉姆（Margaret Burnham）。
奇普·波莱特（Chip Berlet），现任美国左翼反对派研究组织“政治研究协会”（Political Research Associates）主席，他参加过赖斯主任的研讨会，也曾参与过《丹佛号角报》的编辑工作，并报道过这次研讨会。“如果我站在一个记者的角度来概括这次研讨会的特点，我会说它是一个关于激进的社会变革、民权以及美国种族的课程。”波莱特说。
“赖斯主任对我成为一名激进的政治活动家起了重要作用。”他补充说道，“赖斯主任是一个非常笃信宗教的人，他教导我们白人至上以及美国的种族歧视都不能被认为是公正的，存在着需要施行的绝对的道德准则。”
当赖斯邀请研讨会上的学生到家中继续政治讨论时，主任的女儿康多莉萨会离开。在15岁时，她已经是丹佛大学的一名大学生，波莱特回忆说，即使在当时，她也是“惊人的精明”。他记得，她曾经弹奏钢琴欢迎杨牧师来到校园。
赖斯的家庭史，实际上，比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展现给公众的那个版本要复杂得多。赖斯的二表妹康尼·赖斯说，她和康多莉萨的经历“如出一辙……在种族隔离情况非常严重的美国，非洲裔美国的人性总是公开地遭到怀疑，人们培养孩子的方式非常有限。其中一种就是通过计划让他们取得成就，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家庭的做法”。这是一种被称之为“钨和特富龙特征”的方法，但是你如何做取决于自己。当康多莉萨投入了市场资本主义和共和党的怀抱，康尼却学习法律，加入了北美有色人种协会法律辩护基金，成为了一名语速很快、捍卫赞助性行动的律师。她对于市场运转方式是这样描述的：“它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是一个看不见的阴茎，而我的当事人总是被强奸。”
尽管康尼只是在成年之后才认识了康多莉萨，她说赖斯一家并不像其他亚拉巴马的黑人一样受到压制，因为他们享受了来源于历史的优势。不仅仅因为像康多莉萨对《华盛顿邮报》所说的“三代受过大学教育”，他们还是白人奴隶主以及受优待的奴隶两方面的后代。他们不但得到了康尼所说的“有色人种等级制度”和经济条件的双重保护，免受伯明翰每天最糟糕的粗暴情况的侵害。有一点，赖斯家有小汽车，因此他们不需要乘坐黑人只能坐在后排的公共汽车上下班。“我们不会打乱计划。”康尼说。
赖斯谈论“自我提高”就像这能够替代激进主义一样。另外一个伯明翰的孩子，安吉拉·戴维斯不同意她的观点。安吉拉·戴维斯比赖斯大10岁，也在伯明翰长大。她也上钢琴课和舞蹈课。“那个时代的黑人中产阶级，”她说，“意味着那些女性亲属不需要做女佣人。”戴维斯家有自己的房子，并送她和她姐姐一起上学。但与赖斯不同，戴维斯回忆自己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受到了“努力学习、排除一切障碍”的想法的困扰，这被她称之为“读书去华盛顿综合症”。在自传中，她写道：“好像那些障碍总是挥之不去，一切仿佛是本来就有，而不是我们最终能够推翻的种族主义造成的。”戴维斯离开了亚拉巴马，并最终加入了共和党。
第一章甜蜜轻松的康多莉萨·赖斯（3）
在政治演讲含混的语言中遗失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1952年加入共和党和半个世纪后加入共和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戴维斯的父母，也曾经是激进运动的活跃分子，同时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加入他们主要是因为这个党曾经解放了奴隶，而不是因为保守主义的观点。”戴维斯说。
至于共和党登记非洲裔美国人，而民主党不登记，《华盛顿邮报》的达利·拉萨柯夫进行了调查，并发现，尽管当时的民主党想尽花招不让黑人选民投票是事实，但共和党也不让黑人选民登记。只有当时在选民登记办公室的共和党人，愿意这样做，而且是秘密的，并且只是在选民同意登记为共和党的情况下。共和党也没有对剥夺黑人选民的选举权表示过异议，换句话说，他们也只给支持者选举权。赖斯故事里想象出来的非凡的道德形象与事实存在很大出入。约翰·赖斯绝非她女儿说的那种共和党的忠实党员。
约翰·赖斯是拉尔夫·阿伯纳希（Ralph Abernathy）的亲密朋友。阿伯纳希是伯明翰民权运动中一个关键人物。后来，赖斯曾经为金博士筹过款。他反对示威的策略，但是并不反对示威的目标。像许多黑人父母一样，他没有理由让孩子冒额外的风险，但是他认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赖斯没有放他班级里的学生去参加抗议活动，但他也没有惩罚那些溜号去参加抗议的学生。当游行者填满了街道和监狱，他也领自己的女儿去看。康多莉萨说她还记得自己8岁时骑在父亲的肩上去看正在创造的历史。
赖斯家能够安然无恙与特权不无关系，但是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在炸弹摧毁了赖斯的朋友同时也是该州知名律师阿瑟·绍尔斯的家，另外一颗就扔到了他们家不远处时，约翰·赖斯也拿起了猎枪和当地的男人一起在街区巡逻。很显然，他并不相信单靠智力就能保全自己。在康多莉萨·赖斯向共和党全国大会讲述时舍去了这部分。
总之，自我提高是一个美好的主意，但是并不能挽救生命。四名在第十六浸礼宗教堂遇害的女孩子的家庭发现了这一点。遇害的女孩也都上了舞蹈班、长笛班，也和赖斯一样有远大的理想，但他们最终在爆炸中埋在了教堂里。
赖斯进入大学时，她的理想是做一名音乐会钢琴家。她从3岁起就跟她的祖母学习钢琴。在10岁时，她的母亲拒绝了她放弃钢琴的请求，母亲说：“她还不够大，或者不够好，不能由自己做决定。”她继续练习、演奏、学习、没日没夜。直到大学三年级时在一个音乐夏令营里，她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到卡内基音乐厅演奏。“我缺乏专家的才气，我恨练习，”她告诉CNN的记者说，“我意识到如果我继续搞音乐，我最终的前途不是在卡内基音乐厅，而只能在一个钢琴酒吧里演奏，或者教13岁的孩子谋杀贝多芬。”
17岁时，在把她的生命奉献给乐器多年以后，她看到了自己身边的那些音乐天才，经过权衡，选择了放弃。她的朋友基伦·斯金纳说赖斯倾向于以这种客观的方式做出艰难的决定。“她不相信在人们无力改变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有意义，”斯金纳说。
没能实现母亲梦想的赖斯如何感受不得而知。人们的印象是，赖斯从不在感情问题上停留太久。“不研究俄罗斯音乐家，我决定研究俄罗斯的将军们。”赖斯说。
在丹佛大学，赖斯试图寻找一个新专业，上了一堂约瑟夫·柯贝尔（Josef Korbel）的课。柯贝尔是一位捷克流亡者，教授国际关系课程。柯贝尔碰巧认识这个雄心勃勃的少女奇才。他自己的女儿玛德琳娜·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后来成为了克林顿总统的国务卿。或许是柯贝尔的教学方式适合赖斯，或者是他以“旁观者”的视角看美国，引起了赖斯的共鸣。丹佛大学的教授阿兰·吉尔伯特曾经和柯贝尔一起教授过共产主义课程。根据吉尔伯特的说法，柯贝尔生在纳粹占领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他的朋友都是共产党员。“他害怕街上的工人，但是那些人同法西斯战斗。”吉尔伯特说。柯贝尔同反纳粹的抵抗运动的年轻人保持了旁观者的关系，赖斯可能发现了他与伯明翰创造历史的孩子们之间存在同样的一种关系。柯贝尔来到美国后，从一位左翼社会民主党学者，转变成为一味反共的中立偏右分子。他在美国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合适的位置，他找到了。赖斯也在寻找。无论是何种原因，她的情感转移了，从钢琴转到了国际政治领域。
从学于柯贝尔，赖斯对俄语以及俄国政治产生了兴趣。吉尔伯特说，她花了一年时间写了关于苏联政治和音乐的论文。
在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赖斯攻读硕士学位。然而，赖斯对苏联的军事力量非常着迷。她父亲，约翰曾为她研究了可能读的研究院。圣母大学有当时全国领先的苏联问题研究中心。1974年，赖斯开始研究苏联军事。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之间
的力量平衡，是当时研究的问题。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签署了历史性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1975年，苏联、美国以及33个国家签署了《赫尔辛基协定》，保证维护人权。《赫尔辛基协定》还承认了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统治权。在圣母大学，一个保守派的天主教协会非常关注东欧的天主教问题，该协定被看作最好只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
1975年，赖斯未经认真考虑，听从她堂妹康尼的意见进入了法学院学习（康尼当时正在哈佛法学院学习），但是柯贝尔劝说她重新回到了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学习，柯贝尔是该研究院的创建人之一。在丹佛大学，赖斯开始学习捷克问题，并继续研究苏联军事的影响。那个时期大多数的研究者差不多都完全依靠苏联的文献，但是在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