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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三”厂的穷也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事。
“蛾子”们的日子过得穷，更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事。
穷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无须防贼。在“三二三”厂的庞大社区内，多年来没发生过失窃案。某些人家仍没养成离家锁门的习惯，县城里的贼也不滋扰“茧房区”，知道那里没油水儿。
三年前，一位军界首长视察“三二三”，所见令他辛酸万分。
一行人走在社区内，走至一户人家门前，见门虚掩着，那军界首长问：“可以进去看看么？”
陪同的厂长书记们说：“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首长请进去看看吧。”
于是十几个人都进去了。屋内无人，里一间，外一间，只有几样破旧家具。火炕上铺的是城里人家十年前时兴铺地的那一种简易铺地革，图案已经磨损得模糊了。
首长秘书说：“什么东西，用得好，莫如用得巧。这就是用得巧的一个例子。不过这地板革太旧了，该换块新的了。”
党委书记听了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是太旧了。”
厂长也说：“该换块新的了，的确该换块新的了。”
章华勋当时也是陪员之一，他当时是李长柏现在的角色——厂办主任。他当厂长后，李长柏才替了他的厂办主任。他当时听出了，也看出书记和厂长的话说得都不那么由衷，都不过是在虚与委蛇地随口附和罢了。他忍了几忍，终于没忍住，冷脸瞪着首长秘书说：“换块新的当然好啦，那多美观呀，可那不是得花钱买么？工人的钱是工资，厂里已经三个月只发百分之六十了。工资基数低，平均下来不过一百七十多元。你的算术一定比我好，你算算，一百七十多的百分之六十是多少？”
他的话，使首长秘书的脸顿时红到了耳根，仰起脸讪讪地望着屋顶，默默退了一步，避开他那不敬的目光，隐到了首长身后。
他说话时，首长没看他，而在瞧着炕上的一盆蒸土豆，他说到工资基数时，首长从那盆里拿起一个土豆，剥了皮，挺爱吃地吃着。待他的话说完，首长手里的土豆只剩下了一小块儿。首长将土豆全送入口中，掏出手绢擦手。首长咽下了土豆，揣起了手绢，这才将脸转向他，不动声色地盯着他脸问：“你是厂里的什么人物？”
党委书记替他回答：“首长，他是厂办主任。姓章，文章的章，章华勋。他父亲是解放前咱们兵工厂的有功之臣，一九四七年牺牲了。那时他刚一岁多。”
首长仍不动声色地盯着他：“这么说你是烈士子弟啰？”
他刚欲开口，厂长又抢先替他回答了：“对对，他是烈士子弟，烈士子弟。”
厂长一边说，一边向他暗使眼色，那意思是免开尊口，别惹首长不高兴。他明白，书记和厂长，都是为他好，因为首长在视察过程中，已发过了几次火。
首长又问：“听你刚才那话的意思是，工人们已经穷得连几米铺地革都买不起啰？”
这一问，使书记和厂长一时你看我，我看你，都噤若寒蝉，不敢替他回答什么了。其他一干人等，也都面面相觑，空气一时仿佛凝固了。
他犹豫一下，以肯定的口吻说：“对。情况正是首长理解的这样。尤其这一家，生活更困难。”
“厂里像这一家生活这么困难的工人，还有多少？”
“少说有几百户。”
首长不再问什么了，又抓起一个土豆，若有所思地剥着吃，比吃第一个土豆下口慢了。
于是书记说：“大家吃土豆，吃土豆呀，这土豆是厂里开了片荒地自己种的，很沙，也很面。”
于是厂长双手去抓土豆，一一分给大家。
于是大家都默默地剥着吃，偶尔有人小声说，是很沙，是很面。只有章华勋没接土豆。他若接，就不够分的了。当然他没接，并非因为不够分，而是心里知道那盆土豆的重要，不忍接了吃。
大家正吃着，一个少女回家了。她见满屋子人，显得非常局促不安，目光朝炕上一望，见小盆空了，一个土豆也没有了，愣了片刻，哇地一声哭了。
大家被哭得懵里懵懂。
章华勋从旁低声说：“咱们把她家的午饭吃了。孩子下午还要继续上学呢。”
屋里的空气顿时又像是凝固住了。
有那没吃完的，窘态万状地，将手中啃得不成形的土豆，惭愧地放回了盆里。
首长的秘书尤其窘尤其惭愧，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你别废话了！”——首长打断他：“你给我到县里去买馒头！买包子！买烧饼！买挂面！要多多地买！开车去！限你十分钟内买回来……”
秘书二话不说，拔腿便走。
第三卷钳工王（2）
首长蹲下，双手轻轻拉住那少女的双手，端详了她片刻，张张嘴，想说什么，话到唇边却咽回去了。首长直起身，摸了一下少女的头，从内衣兜掏出钱包，放在了炕上。愣了愣，又脱下呢大衣，撸下手表，一并放在炕上。
首长一言不发，谁都不看，也拔腿往外便走。
众人默然，肃然，一个个悄没声息地跟将出去。门外蹲着一个人，正是五十多岁，胡子邋遢，面色黑黄的“钳工王”。那是他的家，那是他的女儿。他还有一个儿子，当时读高中，住校。
首长发现“钳工王”，脚步停住了一下，似乎想走到“钳工王”身前去问什么话，但犹犹豫豫的，又将目光从“钳工王”身上转移开了，撇下众人，独自踽踽前行。
章华勋注意到，首长眼角挂着一滴泪。
他问“钳工王”：“怎么见家里有了客人，就连家门都不进了？”
“钳工王”袖着双手，头也不抬地嘟哝：“日子过成这样，没脸待客，更没脸见什么首长。”
那时刚过完新年，离春节还有半个来月，正是最冷的日子。一阵北风啸过，卷起一团雪，将首长瘦小的身影几乎完全裹没了……
众人怕首长冻坏了，有的在拦车，有的脱了自己的大衣追赶上去……
春节一过，刚到三月份，上级出其不意地下达了文件，批准“三二三”厂转产，并批准可以行使如下企业自主权——合并，被兼并，合资，拍卖，乃至宣告破产。
这一文件使全厂干部职工着实地欢天喜地了一番，仿佛那文件本身即是一剂灵丹妙药，足以使该厂起死回生似的。
公正而论，三千多被叫作“蛾子”的军工厂的工人们，并非一个个都是穷而惰，一门心思坐等国家拯救的人。有一个时期三千多人下了班几乎人人都去摆摊儿“创收”。但是全县城才十几万人，是个穷县，忽啦啦剧增了三千多摆摊儿的，别的百姓还做不做小买卖小生意了？改革开放十几年来，老百姓终于获得了被允许做小买卖小生产的“特权”，一旦受到来自三千多“三二三”厂的工人们的巨大冲击，矛盾发生了，由发生而渐渐激化了。“三二三”厂是军工厂，又使这一矛盾似乎带有了影响军民关系的性质。于是县里的领导们，紧急会晤厂里的领导们，最后解决矛盾的办法是——在县城边上，辟出一块场地，专供“三二三”厂的三千多工人摆摊设位做小买卖小生意。三千多人，形成了一处规模极庞大极壮观的民间贸易市场。但县里的居民们，定了同盟之约似的，几乎都不到那市场去买什么。因而那市场的情形往往是只见卖家，不见买。三千多人的工资水平都很低，消费水平更有限得可怜。人人都成了卖家，县里的居民又不去买，买卖状况是多么冷清也就可想而知了。往往是捱到天黑不得不收摊儿时，以我家的萝卜，换你家的白菜，或以你家的小葱，换我家的大蒜罢了。
章华勋和工人们的关系都挺不错。那时他常想——怎么着肥水也别流外人田啊。买菜啦，买小东西啦，他一向去那市场。但工人们都不好意思收他钱。几元钱的东西，关系都挺不错，能好意思收他钱么？几次以后，连他也不去那市场买菜买东西了。
不久那市场自行解体，又成了一片空旷地。有许多工人非但没为自己的家庭“创”什么“收”，反而还赔了钱。都道是买卖买卖，有赔有赚，赔赔赚赚。可对每月工资只能拿到手一百七十多元二百来元的百分之六十的他们，一个月内赔个一百来元，就足以赔得他们胆颤心寒啊！
他们只剩下了一个盼头，盼着什么效益好的厂来与他们合并，盼着什么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来兼并他们，盼着有外商来支持本厂的转产。在盼的过程中，并未停产，还一如既往地造枪。总不能停了产盼着啊！他们普遍都有这样的觉悟。一边生产一边盼，仍月月圆满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
有一阵子，厂里的头儿们似乎全都变成了公关先生，从早到晚忙于接待，忙于引领着来宾们四处参观，一个个介绍起厂情厂况来，都变得能说会道了。当然，还要陪宴。既陪宴，也就还要陪酒，常都喝得红头涨脸的。厂里的工人们，不像别的厂别的企业的工人们，看见了知道了就来气，就恨，就骂娘。恰恰相反，他们高兴，知道厂头们是在忙于为厂找“婆家”，为工人弟兄们找出路。那一阵章华勋最忙，跑前跑后，忙得一天到晚顾不上回家。而他和厂头儿们一旦消停了，不在会客室里而在办公室里了，工人们的情绪便低落了，有人便垂头丧气长吁短叹了……
终于有一次几乎就让工人们盼出头了——国内某公司意欲接手改变“三二三”厂的命运了。意向书已签定了。消息不胫而走，已经沸沸扬扬地传开了。工会主席已经向车间主任们下“毛毛雨”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