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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伟大女性的故事！
历史上，很多人肯定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大治天下，盛极一时，称为“贞观之治”。但是你知道吗？李世民除了独具政治军事才能外，最大长处是能够任人唯贤，他除依靠一大批谋臣武将外，还得力于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大力辅佐。所以有人说，“贞观之治”有李世民的功劳，也有长孙皇后的功劳。
长孙皇后绝非一般的女人。她气度宽宏，谦虚待人，还有过人的机智。她以非同一般的智慧，点点滴滴，像雨露一样济助李世民。她的贤淑和美德深受后人赞扬。
武德九年八月，唐高祖李渊把皇位传给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是唐太宗。原来的长孙王妃也随即立为母仪天下的皇后。
唐太宗对长孙皇后十分信任和器重，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等事，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听取她的意见，对则坚持，不对则不采纳；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朝政，总是非常谨慎，小心翼翼。她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尽各的责任，尤其是女人不要干政。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可是，唐太宗有时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八个字：“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这八个字她虽然脱口而出，其实已经过深思熟虑，是她长期以来，跟随太宗、观察太宗、分析太宗的结果。至今一些政要常常把这八字方针作为座右铭，贴在办公室的墙壁上或自己的床头上，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句名言出自一个女人之口，出于长孙皇后之口。就是“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这八个字，既给李世民指明了方向，又没有细枝末节的建议的束缚。
关于“居安思危”，李世民这样理解并付之于行动。当时，天下已基本太平，很多武将渐渐开始疏于练武，兵器入库，马放南山，精神怠倦，放松了警惕，唐太宗就时常在业余时间，召集武官们演习射技，督促武官勤练武艺，并把演习成绩作为考核他们政绩的标准，作为他们升迁及奖赏的重要参考，一般年终兑现。这样，唐朝的军队一直保持着战备状态。按历朝规定，一般是除了皇宫守卫及个别功臣外，其他人员不许带兵器上朝，以保证皇帝的安全，而唐朝却允许上朝之人带兵刃，显得十分的威武。因此有人提醒唐太宗：“众人张弓挟箭在陛下左右，万一有谁图谋不轨，伤害陛下，岂不是国家之大难！”李世民哈哈大笑，说：“朕以赤心待人，何必怀疑自己左右的人？”他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作风，深得手下文武诸臣的拥护，由此属下人人自励，个个争强，不敢疏忽，就是在太平安定的时期也不放松警惕，不图久熟，但求长练，国家长期兵精马壮，不怕外敌来侵犯。
关于“任贤纳谏”，唐太宗常对左右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于明亮的镜子；君王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直言的谏臣。”他手下的大夫魏征就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耿直之士。魏征出于忠心，并不是只挑毛病的人，他对国家大事常常直言不讳，敢于坚持自己的真知灼见，不看皇帝的脸色行事，是什么事，就怎么说。对唐太宗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和政策，也是直截了当地当面指出，并力劝他改正，唐太宗对他又敬又怕，称他是“忠谏之臣”。但有时在一些小事上魏征也不放过，甚至小题大做，让唐太宗常常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一次，唐太宗兴致来潮，带了一大群护卫近臣，要到郊外狩猎。正要出宫门时，迎面遇上了魏征，魏征问明了情况，当即对唐太宗进言道：“眼下时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还请陛下返宫。”唐太宗当时兴趣正浓，心想：一个富拥天下的堂堂天子，好不容易抽时间出去消遣一次，就是打些哺幼的禽兽又怎么样呢？于是请魏征让到一旁，自己仍坚持出游。魏征却不肯妥协，站在路中央坚决拦住唐太宗的去路，唐太宗气愤至极，下马气冲冲地返回宫中。
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还在义愤填膺，念叨不休。他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细语问明了原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贺喜陛下！”她这一举动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成了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言，由此可见陛下英明，妾故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
长孙皇后不仅救了魏征一命，还派中使赐给魏征钱财，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认为这是唐太宗的充分肯定，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些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
魏征的做法无疑得到了历史的肯定，也为唐朝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魏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连起码的工作方法都不懂。魏征直谏一般是不分场合的，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口出直言，尽管他的意见有时是正确的，但这对唐太宗的威望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有好的建议，最好私下和太宗沟通，心平气和地对一些问题谋求共识，而没必要硬邦邦闹得面红耳赤。那样，也许效果更好一些。
长孙皇后辅佐李世民，公正明智地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常常把好处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吃亏，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舍己为人，不谋私利，深得宫中上上下下的敬佩，无形之中拥有了很大威信和权力，谁都愿意听从她的安排，甚至感觉听她的话、按照她的安排办事是一种荣耀。例如：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日常生活和事务。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费用十分拮据，生活开支有限。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嘀咕，说什么“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一应器物都很寒碜。”因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违背制度，网开一面，她说：“身为储君，来日方长，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她说得入情入理，令遂安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正说历代非常女性全集》 唐朝贤淑佐太宗：长孙皇后（2）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立下了赫赫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俸禄比别人多，但因为他的妹妹是皇后，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同朝为官，以成一家之政，我们不能像汉代吕氏那样，把亲戚朋友都安排到朝廷来。请你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唐太宗则不以为然，觉得让长孙无忌任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不存在“朝里有人好做官”的原因，与长孙皇后无关，完全是“任人不避亲疏，惟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很顾忌妹妹的地位、情面和关系，不愿意位极人臣。万不得已，唐太宗只好让他作开府仪同三司，职位清高而不实际掌管政事，长孙无忌仍要推辞，说：“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唐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如果无才，虽亲不用；如果有才，虽仇不避。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这才答应下来。
长乐公主从小养尊处优，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是娇贵的金技玉叶。将出嫁时，她向父母撒娇提出，所配嫁妆要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出嫁，婚事从简，嫁妆从朴；长乐公主出嫁时已值贞观盛世，国力强盛，要求增添些嫁妆并不过分。可是，这事被魏征得知，他上朝时劝谏道：“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长幼有序，规制有定，还望陛下不要授人话柄！”唐太宗却对这番话不以为然，因为时代不同，情况有变，未必就非要死守陈规。回宫后，唐太宗随口把魏征的话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却对此十分重视，她称赞道：“常闻陛下礼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言，实乃引礼义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于是，长孙皇后对女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长孙皇后的操持下，长乐公主带着不甚丰厚的嫁妆高高兴兴出嫁了。
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又富拥天下，但她却一直坚持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一件衣服总是洗了再穿，穿了再洗，甚至穿补丁衣服；饮食宴庆也以节俭为美，从不铺张，往往一些剩饭剩菜“打包”，下顿再吃，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她不争风，不吃醋，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嫔妃，别显得谁亲谁疏，谁远谁近。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这是长孙皇后率先垂范的结果；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非常体贴关心。当初隋文帝的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