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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外患内乱连绵不断，正正经经发展经济的年头并不是很多。一战期间及二十年代初有几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有几年，被称为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49年以后的七八年大陆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形势不错，随后就被“大跃进”和“文革”打断。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最好的一个时期。只要坚持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方向，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还可能持续很多年。
柯伟林说：“先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是共产党的中国，是东西洋最新式警察训练的受益者——如果‘受益者’是个妥当的词。”“商保格最近通过‘把军人召回来’而重新解读中国政治史的成就证明了：内部或外部的安全问题总是中共的政治议程的首选；军人政治家如何以‘兼职’在中共党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政中起到核心作用；军方的价值观念如何从众多观念中挤出来而成为政治运动的源泉；经济的优先项目又是怎样在国防战略基础上制订。所有这些亦完全适用于国民党政权，它将一个我所称之为‘民族安全的国政’遗赠给共产党人，包括一个首先是为国防的庞大国有工业部门和军事—经济一体化力量的创造性。”［20］在20世纪，军事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领头羊。
一个世纪以前，利玛窦带来的《几何原本》及其所代表的古希腊科学成就在中国还很少有人能够鉴赏领会，近代科学革命的最新成果更几乎完全没有进入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视野。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科技体系，培养了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也取得了一批达到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
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美国力量变化了的特性》一书中是这样界定软权力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罗致行为能力”。一般来讲，软权力发挥作用依靠的是说服别人跟进、效仿或者使其同意遵守由拥有巨大的软力量的国家主导下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李光耀指出：在当今时代，软功夫即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变得与硬功夫同等重要。软功夫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想赶超那个国家文明的某些方面时才能获得。而在其他国家这样做之前，该国的文明必须首先被视为优越，它还必须是开放的，乐于接纳而慷慨大方，使人们容易接触其中的知识和文化。［21］在前现代的一千几百年里，中国对于周边国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固然是靠硬实力，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靠软权力即优越文明的吸引力。进入20世纪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削弱了，但并没有马上消失，尽管日本企图以“皇道乐土”的理念来构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但它在硬实力方面的优势并不能完全抵消中国传统具有的以及新近获得的软权力。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对于周边国家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于与中国处于类似境遇国家的知识分子具有理论上的吸引力。在朝鲜和越南，都有以中国国民党为楷模建立起来并受其指导和援助的政党。在中共取得政权后，斯大林曾同意让中共多关照一下亚洲各国共产党的事务，也就是说，将其划为中共的势力范围。一度在东南亚各国颇有影响的共产党，华人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都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理论来源和后勤基地。朝鲜、越南、日本的共产党，也曾在中苏两党的理论论战中站在中共一方。在全球风云激荡的60年代，毛主义的影响力更远播至欧美国家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
一种能够“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社会制度或文明，其优越性是不能单纯以某些静态指标来描述的，例如年产多少吨钢，人均拥有汽车或报纸的数量，恩格尔系数高低，等等。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外界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系统的长期稳定性，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以及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强度与频率。如何恢复和扩大中国的软权力，是中国要成为最后的大国有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总 序21世纪的中国（1）
四、21世纪的中国
中国的复兴，是另辟蹊径，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甚至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复古”、“崇儒”；还是继承上个世纪几代先辈的事业，继续走现代化之路；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我们认为，21世纪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世纪，在基本实现“追赶现代化”目标——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以及包括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的基础上，还要和发达国家一起“继续现代化”。
我们把中国在21世纪的任务分为四个方面：制度接轨、社会转型、全球运筹、文明再造。当然，许多事情将会交错进行，但大致上有一个先后次序，每一个阶段都要有工作重心与阶段性成果。
制度接轨：推进民主化
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实现了“与世界接轨”，开始步入市场经济国家的行列。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混合经济所有制、大众消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大支柱。在中国，这三个支柱都还没有健全：混合经济所有制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太大而民营经济则还不足；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还没有经过城市化加入到大众消费的行列；公共财政刚刚起步，财政再分配作用薄弱，社会保障甚至还不能覆盖城市居民，更何谈全体国民。因此，距离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中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尽管如此，就制度接轨的两大任务——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而言，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前者而在后者。对于中国能否在民主化道路上顺利前进，世人大多持观望态度，还存在许多怀疑和阻力。陈晓律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之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应该使中国的发展“有法可依”，即围绕宪法做文章，使中国不仅有一部治理内政的根本大法，而且能由此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定位。［22］所谓“大国定位”，就是要使世人消除狐疑和忧虑——21世纪中国究竟是宪政民主大国还是军国主义大国，是国际秩序挑战者还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
时殷弘认为：中国“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一个健全的战略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反应式的”，“除了按照世界基本潮流来确定朝什么方向改变之外，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有简明确凿的国家目标和坚定不二的政治决心。”［23］坚定地宣布民主化的目标，是中国明确“大国定位”，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二法门。
如果说中国加入WTO是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与世界接轨的标志，正式批准联合国《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据此修改宪法及修订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全面贯彻落实两个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自由，就是在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与世界接轨的象征。
社会转型：实现城市化
现代化或者更确切地说“追赶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国际上比较常用的是英格尔斯提出的社会现代化指标体系，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识字人口的比重、适龄青年中大学生的比重、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平均预期寿命、婴儿自然死亡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如果要从中找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就是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5年中国人均GNP为620美元，城市化率为30％，同年人均GNP在500—730美元之间的11个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42。5％；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NP为2920美元，同年人均GNP在2000—3800美元之间的19个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50。8％；中国城市化水平对世界标准模型的偏差在12至21个百分点之间。［24］
平均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最终达到70％—75％，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主题，其他的国家发展目标都要紧紧围绕这一主题。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还要增加8亿多城市居民，其中大部分是由进城农民转变为市民，这是世界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只要在今后几十年中始终强劲地推动城市化，就有可能在此期间持续保持6％—10％的经济高增长率。
除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外，“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采取政策来直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25］而中国在否定“文革”时期的极端反城市化方针后，仍然不肯放弃对大城市发展的严格控制。1980年10月和1986年12月两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确认的中国城市发展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九十年代制定的《城市规划法》将上述方针修改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这一传统的思路必须改变。
国际经验证明，城市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就占用土地资源而言，按人均占有的建成区（指公用设施达到的建筑密集区域）面积计算，我国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人均占地是200万人以上大城市的两倍，建制镇人均占地是后者的三倍多。过度发展小城镇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