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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普联盟所显示的陆军和海军军事艺术，至少是在初期的挫折之后，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在海上，安松麾下庞大的皇家海军逐步建立了对法国大西洋各港口的封锁，并且还有余力在土伦港外筑起一道屏障，同时重新夺回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当舰队在拉各斯附近、卡塔赫纳真的进行交锋的时候，霍克率领举世无双的舰队在狂风暴雨中对康弗朗的舰队穷追不舍，把它直逼进基伯龙海港。在这些战斗中英国海军一再显示出高超的航海技术。不仅如此，有全面后勤供应系统的英国海军分舰队，对法国进行了全天候的封锁。英国的封锁政策不仅扼制了法国大部分海上贸易，因而保护了英国的商业及其领土的安全，而且还阻止了法国向西印度群岛、加拿大和印度派遣足够的增援部队。1759年是充满奇迹的一年，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先后落入英国之手，这极大地鼓舞了英德联军在明登击溃法国两支大军取得大捷。当西班牙1762年愚蠢地参战时，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它在加勒比海和菲律宾的殖民地头上。
与此同时，勃兰登堡王室也已经看到它自己的一份“奇迹”。在罗斯巴赫和勒森两场大战中，腓特烈不仅分别摧毁了一支法国大军和一支奥地利大军，而且还挫败了这两个国家逼近北德意志的企图。1760年腓特烈在利格尼茨和托尔高再次击败奥地利人后，维也纳几乎到了穷途末路。然而，单单这些战役的代价，就在慢慢地拖垮普鲁士的大军（仅在1759年就损失6万士兵），而劲敌俄国却已证明要强大得多，部分是因为伊丽莎白对腓特烈的刻骨仇恨，但主要是因为同俄国大军的每一次遭遇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过其他各交战国都有同感，法国急于同现在也准备讲和的英国达成妥协，但这时普鲁士发现它还有足够力量阻止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前进，直到1762年伊丽莎白去世拯救了他们为止。伊丽莎白死后，新沙皇彼得迅速退出战争，这样一来，不论奥地利还是法国，除了在恢复战前欧洲态势的基础上和解以外，不可能期望任何更好的结果。恢复欧洲战前态势实际上意味着那些要摧毁普鲁士的国家的失败。
在1762—1763年和解中获利的显然又是大不列颠。即使把夺取的各地领土交还给法国和西班牙以后，英国仍然在西印度群岛和西非取得长足的进展。它基本上肃清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影响，最重要的是英国已成为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主宰。这样，不列颠就占有了比洛林、西里西亚及大陆国家激烈争夺的其他更辽阔、富饶的土地。此外，英国在欧洲范围内扼制了法国外交和军事上的野心，从而确保了总的均势。相比之下，法国不仅在海外损失惨重，而且与1748年不同，它在欧洲本土也失败了。事实上，法国陆军在战争中毫无生机的表现，预示着欧洲的重心已经从西欧转移到了东欧。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法国的意愿受到普遍的忽视就证实了这一点。所有这一切正合英国各界的口味，他们对自己在欧洲以外的霸主地位心满意足，因而不希望被卷进欧洲大陆去承担义务。
《大国的兴衰》 第三部分赢得战争（1763—1815）（1）
四 赢得战争（1763—1815）
在英法下一阶段的斗争到来之前，有一段十几年的“喘息时期”。这段时期对英国命运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提供了点滴暗示。七年战争使列强可征税的财力和社会结构紧张到了极点，以致大多数的领导人都不敢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当时各国都在进行反省和改革。腓特烈被这场战争给普鲁士带来的损失（50万人死亡，包括18万士兵）所震惊，现在他宁肯过一种稍微平静些的生活。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虽然在战争中损失了30万人，但它本身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太坏，可是，整个政府系统明显需要变革，这些变革无疑会引起地方上的不满（特别是在匈牙利人中间），并要耗费玛丽亚·特利萨大臣的精力。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处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改革，还要镇压普加乔夫的起义（1773—1775年）。虽然这并没有阻止俄国继续向南扩张，也没有阻止它吞并波兰的种种阴谋活动，但这些仍然可以算做是地区性争端，不可与七年战争中各国疲于应付的全欧大联盟同日而语。东方君主们不再那么重视他们同西方各君主政体之间的联系了。
在英国和法国，国内事务也占据了中心地位。两国国债可怕地增长，使它们都努力寻求开辟新的财源，并进行行政机构改革。这些努力造成的争论为国王乔治三世同反对派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火上加油，使法国国王同最高法院之间的矛盾更加恶化。英国政府忙于这些紧急事务，不可避免地对欧洲的外交政策比皮特时期更加没有计划性，更注意反省，英国同美国在税收和实施贸易法令和航海法令的问题上日渐尖锐的争执加强了这一趋势。但在法国一方，外交政策事务并没有完全被对国内事务的关注所压倒，实际上，舒瓦瑟尔及其继任者们对1763年法国的惨败痛定思痛，正在为加强法国未来的地位而采取措施。虽然国家急需开源节流，法国政府仍然逐步建立起一支海军，同西班牙的“家族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了。的确，路易十五对舒瓦瑟尔在1770年围绕福克兰群岛的冲突中大力支持西班牙同英国打仗不以为然，因为在该处一场大国之间的战争只会造成财政上的灾难。但是，法国仍然旗帜鲜明地反对英国并竭力从英国在海外所遇到的任何一点麻烦中获取好处。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伦敦同北美殖民者之间的争吵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时，英国所处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比1739年或1756年虚弱。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为个人素质。不论诺斯、谢尔本，还是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能提供全国性的领导，也提不出一项首尾一致的大战略。由于乔治三世的干预，由于围绕北美殖民者事件的激烈争辩，政治派别的纷争益发加剧，国家也因此而分裂了。此外，不列颠实力的两大支柱：经济和海军，这些年也遭削弱。在七年战争中蓬勃发展的对外出口，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停滞了，在整个18世纪80年代，部分是由于殖民地的抵制，还由于同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冲突日益加剧，英国的对外出口实际上下降了。在15年的和平时期，皇家海军全面削弱，它的某些海军将领同建造军舰的原木一样没有经过什么风雨。当法国于1778年参战时，英国决定放弃对法国的严密封锁战略。这虽然可能减少英军战舰的损失，但实际上英国却拱手交出了制海权，向直布罗陀、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沿岸派遣援军并不能代替有效地控制法国海岸的“西方出入通道”。控制这些通道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阻止敌人派遣舰队到那些遥远的战场去。等到1782年罗得尼取得圣徒岛大捷以及解除直布罗陀之围以后，皇家海军便重振军威，再次确定了它的制海权。此时北美洲的战争基本上已接近尾声。
但是，即使皇家海军装备精良，英国的政治家们运筹得当，1776—1783年的战争还是包含了不列颠在18世纪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所未曾遇到过的两个战略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北美的起义一旦蔓延开来，英国军队要进行镇压，就得在离本土基地3 000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陆上”作战。同伦敦早先的愿望相反，仅靠海上的优势并不能使基本上自给自足的殖民地人民屈膝投降（尽管它可以明显地阻碍殖民地从欧洲输入武装弹药和补充兵员）。征服并防守整个美国的东部疆域对拿破仑的大军来说也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更不用说18世纪70年代英国人率领的部队了。遥远的距离及其造成的交通上的迟缓，不仅阻碍了从伦敦甚至从纽约进行的战略指挥，也加重了后勤保障的困难：“英国部队在北美所需要的每一块饼干、每一个士兵、每一粒子弹，都要经过3 000英里的大洋运来。”虽然英国陆军部作了重大改进，运输船只的缺乏和物资征购的困难仍然十分严重。此外，殖民地是一个政治、军事分散的社会，因而占领一两座城镇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只有当英国的正规军占领了出事的地区，英国政权才能胜利。而军队一旦撤出，起义者们就重新压制忠于英国的那些人。如果在20年前征服法属加拿大尚需5万英国士兵和殖民地的大规模支援的话，那么现在要重新恢复帝国的统治又需要多少英国士兵呢？15万？也许25万？一位历史学家曾争论说：“恢复英国在美国的权力，是用军事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军事力量运用得多么得当。”
英国大战略中第二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是，这一次英国是孤军作战，没有一个愿意牵制法国的欧洲伙伴帮助它。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其说是一个军事上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外交上的问题。英国在1762年后同普鲁士断绝关系，对西班牙盛气凌人，对像丹麦和联合省这样的中立国的航运业采取高压手段，此外，它还未能取得俄国的支持，现在，英国正为上述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样，伦敦发现它自己不仅在欧洲是孤家寡人，而且到了1780年，还要面对一个可疑的武装中立联盟（俄国、丹麦、葡萄牙）以及一个充满敌意的联合省。而这时，英国在对付北美的暴动和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方面已经是力不从心、疲于奔命了。然而，英国外交上的无能还远不止此。如上所述，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东部各君主国已同西方分道扬镳了。它们现在全神贯注于波兰的前途、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问题以及同土耳其人的关系。如果有一个法国像在路易十四时代那样，一心要成为“欧洲仲裁者”的话，这种分道扬镳就不可能发生。但是法国的军队在“七年战争”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