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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经常都跟不上需求（劣等的马匹、低效的供应系统、不称职的军官），不能独自进行大规模作战。而1813—1814年向法国的进军全靠着通过“友邦”的领土和英国的大笔资助。但这些偶尔的作战行动足以给俄国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声，甚至早在七年战争前它就在一些欧洲会议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人们看到，在大战略方面，还有另一个大国可以引入欧洲均势中来，因而有助于保证挫败这一时期法国主宰欧洲大陆的图谋。
《大国的兴衰》 第二部分地缘政治（4）
18世纪初的作家们，如德·托克维尔论证说，俄国和美国似乎是“上帝意志选定出来支配半个地球命运的”，但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仍然通常是指遥远的未来。在1660年到1815年这一时期，取得最决定性进展，最终把法国从最强大国家之一的地位上赶下来的，是海上大国大不列颠，而不是这些陆上大国。这里地理因素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不是唯一的作用。英国所处的有利位置，在近一个世纪前马汉的经典著作《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一书中就得到描述：
……如果一个国家占有这样的地利，使它既不必在陆上保卫自己，也不可能存有从陆上扩张其领土野心，那么，同一个拥有陆上疆界的国家相比，由于它的目标是一心一意地指向海洋，它就占有一种优势。
当然，马汉的论点是以下面几点作为假定条件的。第一，英国政府不必为其侧翼分心。在英国征服爱尔兰和颁布《苏格兰合并法》后，侧翼基本上平安无事。有意思的是，伦敦对法国在凯尔特人居住的边缘地区偶尔进行的骚扰活动看得十分严重。爱尔兰人的起义比美洲殖民地的暴动离英国家门口近得多，虽然后者给英国造成战略上的困难，但值得英国人庆幸的是，它的这一弱点从未被它的敌人很好地加以利用。
马汉这段话的第二个假定条件是，海战和海上实力有超过陆战和陆上实力的地位。这是被称之为“海军第一主义”战略学派坚信不移的信念。而1500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潮流似乎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主要商路确定不移地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给在西印度群岛、北美、印度次大陆和远东的殖民地和商业冒险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一切都有利于位于欧洲大陆西翼的国家。的确，还需要有一个认识到海上贸易重要性的政府，这个政府要乐于为一支大规模的作战舰队支付款项。在这种先决条件下，英国的政治精英们似乎还在18世纪以前就已经找到了促进国家财富和实力不断增长的窍门。繁荣的海外贸易促进了英国经济，刺激了航海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国家财政提供了资金，同时它还是通向殖民地的生命线。殖民地不仅为英国制成品提供了出路，还为英国提供了许多原料来源，从宝贵的糖、烟草、白棉布到越来越重要的北美航海用品。而且皇家海军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在和平时期确保对本国商人的尊重，在战争时期保护他们的贸易并攫取更多的殖民地领土。这样，贸易、殖民地和海军就组成了一个“良性三角”，它们之间互相作用，保证了英国的长期优势。
虽然对英国崛起所作的这种解释部分是站得住脚的，但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像许多重商主义著作一样，马汉的著作也倾向于过分强调英国的对外贸易而忽视国内生产的作用，特别是夸大了“殖民地”贸易的作用。在整个18世纪，英国的农业始终是它财富的基础，而出口（它在国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直到18世纪80年代以前也许还不到10％）则常常遭受外国强有力的竞争和关税障碍，对于这一点，无论多么强大的海军力量都无济于事。海军第一主义所持的观点也喜欢忘记如下事实，那就是英国同波罗的海、德意志和地中海地区所进行的贸易，虽然比糖、香料和奴隶贸易增长要慢一些，但在经济上仍然有很大的重要性［6］。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如果长期统治欧洲的话，就会像1806—1812年间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可能给英国制造业带来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对欧洲政治不闻不问，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从经济角度上讲就是愚蠢的。
那些把眼光盯住西印度群岛、加拿大和印度的人忽视了另外一点，那就是英国大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陆”因素。在1652—1654年、1665—1667年，以及1672—1674年英荷战争时期，同荷兰进行纯粹的海战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英荷这两个海上大国敌对的根源就是争夺海上贸易。但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奥伦治的威廉登上了英国王位。此后，英国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很大转变。在1689年到1815年间发生的7次战争中，向英国利益发起挑战的，是一个以陆地为基地的法国。确实，法国想把这场战争引向西半球，引向印度洋、埃及和其他地方，但这些战斗虽然对伦敦和利物浦的商人至关重要，但绝没有对英国的国家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只有当法国战胜荷兰、汉诺威和普鲁士，使法国在中、西欧主宰一切，使它有足够的时间积聚能够威胁英国海上霸权地位的造船物资，只有出现这种前景时，才会产生对英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所以，这些年间英国历届政府对欧洲大陆进行的军事干涉绝不仅是因为威廉三世同联合省之间的个人联系，或后来汉诺威王朝的纽带关系。此外，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这个论据反映了伊丽莎白一世对西班牙的恐惧，那就是，英国为了保护自身的长远利益，扼制波旁王朝（及拿破仑）的野心，必须给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敌人以援助。根据这一观点，“海上”和“大陆”战略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纽卡斯尔公爵在1742年很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战略意图的要旨：
《大国的兴衰》 第二部分地缘政治（5）
一旦在大陆上消除了后顾之忧，法国就将会在海上超过我们。我一贯主张我们的海军应当保护我们在欧洲大陆上的盟国，借以牵制法国的力量，保证我们的海上优势。
英国对于想“牵制法国力量”的国家的支持，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或者进行骚扰以牵制法军，或派遣比较强大的远征军与英国当时的盟国并肩作战。骚扰战略所付的代价看来不大，因此受到大臣的偏爱，但其效果常常微不足道，有时竟以失败而告终（如1809年的对瓦尔克伦的远征）。就人力和经费来说，供应一支大陆远征军的花费要大得多，但是，像马尔伯勒和威灵顿将军指挥的战争所展示的那样，一支大陆远征军更有助于维持欧洲均势。
英国采取的第二种方式是财政援助。或是出钱组织雇佣军来同法国作战，或是直接资助同盟国。例如，从1757年到1760年腓特烈大帝每年从英国得到多达675。1万英镑的资助。在拿破仑战争末期，英国财政援助的数额就更大了（例如，仅1813年它就给各盟国1 100万英镑，在整个战争中它提供了6 500万英镑的援助）。英国之所以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主要是因为商业和贸易的日益增长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特别是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的繁荣，容许英国政府以空前规模借债和征税，而不致使国家财政破产。所以，尽管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牵制干涉“法国力量”是非常花费钱财的，但它往往能保证法国无法对英国海上贸易发动持久的进攻，也无法控制欧洲大陆，这样，它也就无法腾出手来对英国本岛构成进攻性威胁。而这必然会使伦敦有可能筹集战费并资助其同盟国。地理上的优越性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使英国得以实行其两面战略：“一面转向欧洲大陆，调整均势；另一面则指向大海，加强其制海权。”
只有掌握了上述的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以后，才能充分理解这一时期列强人口增长和陆军/海军力量增长的统计数字。（见表3、表4、表5）
表3。列强的人口（1700—1800年）
（单位：百万人）
表4。陆军规模（1690—1814年）
（单位：万人）
表5。海军规模（1689—1815年）
（主力舰数量）
熟悉统计的读者都知道，对待这些粗略的数字应当极为谨慎。人口总数，特别是早期人口数，仅仅是推测出来的（拿俄国来说，人口数据的误差可达几百万）。陆军的规模变动很大，这主要取决于所选定的日期是一场特定战争的开头、中期，还是在最高潮。而且总数中还常常包括大量雇佣军（例如拿破仑的军队），甚至有被迫参战的同盟国部队。主力舰数量不能说明其战备状态，也不意味着它们配备有训练有素的水兵。此外，统计数字并没有把指挥才能和航海技术考虑在内，也没有表明船员是否称职或疏于职守，是否有爱国热忱或怯懦胆小。尽管如此，上述数字至少还是粗略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强权政治的主要趋向：在人口总数和陆军规模上，法国和迎头赶上的俄国名列榜首；英国的海上地位坚不可摧；普鲁士赶上了西班牙、瑞典和联合省；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统治时，法国拥有大量军队。在这近一个世纪期间，法国在这两个人的统治下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主宰欧洲。
然而，了解了这150年间列强争霸中的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以后，人们就可以看到，必须进一步理解上述三个表格所勾画的图景。例如，在陆军规模上，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联合省的力量迅速衰落了。但这种衰落并不表现在军事财政方面，相反，在这方面，它在一个长时期里，都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在军事上相对弱小，这一特点掩盖了它仍可以在战略上极大地牵制对手的事实。上述数字同样地低估了英国的军事贡献，因为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