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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之后我还会见了报社主编、电视和创作团体领导人——这类接触已经成了常规。但我最感兴趣的是，生产部门中的情况如何，人们怎样理解大会的决议，各级干部有何行动。4月初我出发去古比雪夫，即现今的萨马拉。选定这里是因为这个地区大工业集中：航空、化学、冶金等工业都有，这个州还拥有大规模的农业和食品工业。还用到哪里去呢！当然，也去了陶里亚蒂市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这是苏联机器制造业的龙头老大。
此行费时三天。第一个感觉是：仿佛时光机器又将我带回了整整一年之前。州委、市委的书记们依然大声训斥部下，规定了总书记与人民群众接触的“可以允许”的限度。他们打手势阻止那些在与我交谈时急于讲真话的人，要么就是干脆打断他们认为不必要的谈话。我想了解真实情况的愿望显然不合地方官员们的口味。同群众直接交谈使某些人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他们试图进行无理的干涉。我不得不当众加以制止，说此时此刻我感兴趣的不是同他们讲话。我看见这帮官气十足的家伙气得脸红脖子粗。
汽车厂的人们使我感到高兴，他们努力掌握新的经营管理方法，看来，在这方面他们搞得比其他单位要好。其时当地的冶金厂也正在顺利实现现代化规划。这些企业的经验表明，头脑灵活、事业心强的人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但是这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其余的全都是老样子。当时典型的情景是：群众渴望改革，领导干部却无动于衷，十足的奥勃莫洛夫习气①。我问自己：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是他们不愿改革还是没有能力改革？当然，许多事情都要取决于全苏联或共和国的高层，可是，就连那些可以就地解决的事情也不做呀。
从去过全国其他地区的同事们的口中，我也听不到让人宽心的消息，全都是得过且过。改革政策与城市和企业之间的“咬合”暂时还见不到——总的评判就是如此。信件雪片般飞向党中央，其中大部分充满了因地方当局的无所作为而感到的忧虑。我的一位斯塔夫罗波尔乡亲在信中伤心地告诉我：最近他怀着改进生产的许多打算去见国营农场场长，那人却将他赶出了办公室，说：“你不要多管闲事。”“原来，党代会开了还是这个样子，竟然不关我的事”。这时，当年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瓦西里·米申，现已是哲学博士、教研室主任，从高尔基市来信说：“米哈伊尔，你要注意，高尔基市没一点儿动静，一点儿也没有！”
在4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有一场关于改革受阻原因的谈话。大家确认：改革碰上的绊脚石是庞大的党政机关，他们就像一座座拦河大坝，横亘在改革的道路上。1985年5月我说过，我们给予所有的人以改弦易辙、采取诚实态度的机会，过去的一段时间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必须对各级干部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因为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不甚理解或不够熟练，而是公然的怠工了。我让同事们注意一篇文章，其内容正好与我们谈话的话题相呼应：“赫鲁晓夫被机关碰得头破血流，现在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两天之后我们经受了一次震荡，它让所有的设想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退居到了次要地位。
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一个最直观可怕的例证，不仅证明了我国技术的陈旧，而且证明了原有的那个体制已经奄奄一息。与此同时（历史就是这般嘲弄人）这次事故也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我们业已开始的改革，直接打乱了全国的生活。
现在我们都已知道这场悲剧的规模是何等巨大，还需要做多少工作以安置那些失去健康、无家可归的人们。
事故是从星期五（4月25日）深夜1时25分发生的，当时工作现场只剩下值班人员和进行实验的人员，他们在4号机组做实验：检查反应堆按计划停止运行期间涡轮发电机组的状况。有关这个核电站出事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已是26日清晨，是通过中型机器制造部的专线电话传送的。先报告给雷日科夫，他又通知了我。当天我召集政治局委员，由主管这类问题的多尔吉赫作了通报。他宣布这个消息时讲得相当平淡，没有让人想到危险的巨大程度。当时决定组成以部长会议副主席鲍里斯·叶卡多基莫维奇·谢尔比纳为首的政府工作组，立即奔赴出事地点。工作组成员包括核电站专家、医生和监控事故环境的放射学家。4月26日傍晚即已抵达现场。苏联科学院和乌拉尔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也匆匆赶到了切尔诺贝利。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10）
工作组从4月27日起不断报告情况，其中附加了各式各样的保留条件，很大程度上带有初步认识的性质，并不包含任何结论。报告中谈到了爆炸情况，死亡两人，一大批人住院检查，控制火势的措施，关闭其余3个机组。还谈到爆炸时产生了放射物质的喷发。
4月28日雷日科夫向政治局报告了工作组工作的初步结果。当日晚间据此发布了电视公告，第二天又见了报。随后根据不断传来的新消息定期发表公告。现在我要坚决拒绝一种指责，说什么苏联领导人有意隐瞒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全部真相。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
考虑到此次事故非同寻常，我们在4月29日就已经建立了一个以雷日科夫为首的行动小组，该小组昼夜值班。小组的记录和关系到工作的其他材料如今都已公布。
最初数日，由于仍然没有全面的信息来源，我们只能凭直觉感到这个问题具有悲剧的性质，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极需获得第一手资料，于是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5月2日飞往出事地点，谢尔比茨基也随同前往。他们访问了灾区，听取了政府工作组的汇报，同居民们进行了交谈。
灾难的规模日渐清晰地显露出来，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便一目了然。当务之急是保障群众的安全。除了进行严密的医疗监控之外，还采取了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医疗救护系统全面行动起来，诊治人数将近百万之众，其中包括20余万名儿童。政府工作组决定从普里皮亚季市内疏散居民。刚刚编制出放射性污染的初步区域图，专家们得出结论说不能在那些地方居住，便开始了居民的大疏散，先是从10公里以内，随后又从30公里以内的地带往外疏散。谁知这件事却异常困难：人们不愿意搬走，只好强迫他们迁居。5月上旬迁移了将近135万人，并对整个地区实行了监控。
最复杂的工程和科学问题是反应堆已经毁坏了的那个机组——它存在着随时塌陷的危险。5月初韦利霍夫院士曾向记者谈到这点：“反应堆的心脏——炽热的活跃区似乎还悬着。堆面上覆盖着一层沙子、铅、硼、粘土，这就给构件增加了额外的重量……它还能支撑住抑或会陷入地下？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处于如此复杂的境地。”
也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止放射性物质经过土壤进入第聂伯河。动用了防化部队，调集了必要的技术装备，开展了消除放射性污染的各项工作。政府工作组成员足不出户地工作，随后又改为轮流值周，按照谢尔比纳、西拉耶夫、沃罗宁、马斯柳科夫、古谢夫、韦杰尔尼科夫、谢尔比纳的顺序分别主持工作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以及其他许多城市的科研所夜以继日地工作，解决了数十个非同寻常的难题。这个事件实际上牵动了举国上下。在1986年那些忧心如焚的日子里，显示了我国人民的优秀品质：自我牺牲精神、人道主义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许多人请求将他们派往切尔诺贝利地区，纷纷提供无私的援助。
为了消除这次爆炸的后果耗费了140亿卢布，后来又投入了数十个亿。依靠有组织的种种努力，终于控制了受灾的人数，阻止了事故的蔓延。到7月份提出了“石椁”的构想，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受损反应堆那个与众不同的防护罩连同监控其状况的常备系统建了起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们别无奢求，他们承认：一切力所能及和必不可少的措施，均已付诸实施。
毕竟……我认为有必要谈谈自己的责任：最初数日内并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范围的灾难。对其真正规模的认识是随着信息的增加而逐步形成的。但是众所周知，“人们生就不甘寂寞”，缺乏充分的透明度，便产生了各种谣传和恐慌情绪。无论当时和现在，人们对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苏联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就我所知的情况而言，我决不会怀疑有人对群众的遭遇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有些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及时的话，那首先是由于情况不明所致。不仅是政界人士，即便是学者、专家对所发生的事件一开始也并没有完全切合实际的认识。
核动力工程的封闭性和神秘性，再加上本位主义和学术上的垄断，都起了极其消极的作用。在1986年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经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原来有关部委和科学中心并未加以监督。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
“冷战”，两个军事集团相互封锁，包括在核动力工程方面的封锁，所有这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关于全世界核电站发生的151次放射泄漏以及如何消除事故后遗症的情况，人们几乎一无所知。ВА列加索夫院士曾经说过，核事故的概率公认为极其微小，所以全球科学技术界对其防备不足，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