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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谨慎小心，处处显出遵礼守法，待人和气。他为皇子，除了接受委托，做些祭祀祖先或往视有疾大臣等活动以外，主要是读书学习。雍正五年与富察氏成婚以后，两人相处甚欢，“尽孝殚诚，问视滋谨”，退居之暇，学业进步更大。八年，将学习过程中所著诗文汇为《乐善堂集》。十一年春正月，雍正向阁臣提出封他为和硕宝亲王，其理由即“皇四子素为皇考钟爱，今年岁已二十外，学识增长，朕心嘉悦”《清世宗实录》记封弘历、弘昼为亲王均在雍正十一年二月。朱彭寿《旧典备征》记载弘历为十一年二月封王，弘昼为十一年一月封王。备考。见该书第5页。。
乾隆被封为宝亲王的前后活动有明显的不同：在此之前，主要是“恬静冲和”的读书写作；在此之后，参加礼仪活动大量增加，而且参与了一定的政治军事活动。这和雍正对他的看法大有关系，在谈到封他为宝亲王时，雍正两次说出了全部意思：这就是一则说他过去一直表现很好，到了二十开外，学识增长，令人高兴，应当封他为和硕宝亲王；再则说令他备位藩封，是要他谙习政事，以增广识见，寄希望将来成就更大的事业。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乾隆成为宝亲王之后，雍正派给他的任务很多。但是大体上都不外是祭祀与军事。按中国古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语出《左传》成公十三年。，也可以说乾隆这时已参与了国家大事。兹据《清世宗实录》所载，列其祭祀活动如下：
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壬申（二十日），清明节，奉命祭景陵。
八月丁卯（十九日），奉命祭先师孔子。
十二月丙子（二十九日），奉命祭太岁之神。
雍正十二年（1734年）正月壬午（初五），享太庙，奉命行礼。
四月丙午（初一），享太庙，奉命行礼。
四月乙丑（二十日），奉命祭关圣帝君。
五月丙申（二十一日）夏至，祭地于方泽，奉命行礼。
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月乙亥（初四），奉命祭太岁之神。
三月癸未（十三日），清明节，奉命祭景陵。
四月辛丑（初一），享太庙，奉命行礼。
五月辛丑（初二）夏至，祭地于方泽，奉命行礼。
八月戊辰（初二），祭大社大稷，奉命行礼。
乾隆的这些活动，历史上向来视为他受到重视和收到良好效果的一种反映。所谓“每岁命代祀北郊，肃将告虔，甘泽徯应。庙荐坛祈，罔弗歆格”《清高宗实录》，卷1，5页。。就是说，他无论奉享天神地祇，还是祭奠哪个陵庙，都能使神人之间得以沟通，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同时间，与他一起封王的弘昼却只有很少的这类活动。如雍正十二年四月乙丑（二十日），弘昼奉命祭都城隍庙；八月戊申（初五），祭大社大稷，弘昼被遣行礼。雍正十三年八月丁卯（初一），弘昼奉命祭先师孔子。总的活动比乾隆少得多。雍正末年，国家有两大军政要事，一是西北用兵，二是西南改土归流，为使乾隆谙习政事，雍正使这位被封的宝亲王参与了当时的这两件大事。西北用兵源于准噶尔叛服不常。自康熙中年噶尔丹败死之后，经过一段平静，其经策妄阿喇布坦继起作乱，气焰嚣张，意欲统治全部青海、西藏。清朝紧急动员，皇十四子允受命为抚远大将军，视师青海，统辖西北、中路、西南三路大军，同时成功地护送六世达赖进藏坐床，使策妄的野心完全破产。但是从康熙逝世，到雍正即位之初，撤回允，策妄乘机复起，大肆煽动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叛清。雍正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统兵将其击败，罗卜藏丹津逃至准噶尔，为策妄所保护。雍正五年，策妄死，其子噶尔丹策零为准噶尔首领，仍然与清为敌。清朝为对西北用兵，专门成立了军机处。七年，清廷议讨，大学士朱轼主张缓征，而另一大学士张廷玉极力主战。
储君一瞥谙习政事：封王习政（2）
于是以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泰山，出北路；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西路；雍正亲自主持仪式宣布出征准噶尔为其壮行。岂料，此次出师不利，在和通泊（科布多西二百里）被包围，遭到惨败。经此战，清军四万，生还至科布多者仅两千人。其后北路赖额驸策棱等力战，获鄂尔昆河大捷；西路也因副将军张广泗坚守壁垒，“贼至则创”魏源：《圣武记》，卷3，《雍正两征厄鲁特记》。。十二年，准噶尔遣使请和，诏北路副将军策棱、西路署大将军查郎阿来京，与王、大臣议之。历史上说准噶尔之役，“两朝未竟，陈师西北两路，上（乾隆）实亲聆运筹”《清高宗实录》，卷1，5页。。当指乾隆参加此次议论。庄亲王允禄与两将军主张进讨，张廷玉等认为，“且抚之，若不顺，则进讨”。两种意见反映到雍正那里，雍正想到了康熙的一道密谕，这就是：“彼地辽远，我往则我师徒劳，彼来则彼师受困。是以经略八九年，惟令两路将军陈师边境以待之。”《清世宗实录》，卷145，12页。根据这一精神，雍正鉴于清军上年已大创来犯之敌，今已远徙，两路兵将久劳，于是发下谕旨罢征。在两路撤兵时，北路筑城于鄂尔昆河，留戍兵屯田；西路戍哈密、巴里坤。魏源：《圣武记》，卷3，《雍正两征厄鲁特记》。至乾隆即位后，彻底解决准噶尔的问题，实与此种经历大有关系。
继亲聆运筹准噶尔之役以后，乾隆又参加了有关“黔苗”的兵事。古老的苗民，分布在我国西南的贵州、云南、湖南及广西、四川等地，其中以贵州最多，占全部苗民的一半以上。雍正年间以云贵总督鄂尔泰为代表，在其居地实行“改土归流”，颇有成效，对促进苗民社会的发展及与内地的联系，更具积极意义。但是，清朝统治的消极方面及苗民内部的分化，引起的反抗接连不断。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苗人老包（包利）以“出有苗王”相号召，至十三年二月，得到古州八妹、高表等寨响应，声势越来越大，远近附和，进攻王岭汛地。总兵韩勋率官兵奋力剿御，虽杀死多人，逃散的苗民继续到台拱等地反抗。《清世宗实录》，卷153，12～14页。雍正特发谕旨调贵州、湖广、广东、广西官兵合计四省二万余前往古州、台拱进行镇压。如此犹不放心，十三年五月，又命乾隆作为宝亲王和果亲王允礼、和亲王弘昼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户部尚书公庆复，礼部尚书魏廷珍，刑部尚书宪德、张照，工部尚书徐本，正红旗汉军都统李禧，正黄旗汉军都统甘国璧，仓场侍郎吕耀曾共同办理苗疆事务。蒋良骐：《东华录》，卷32，540页。乾隆在这些办理苗疆事务大臣中，“综理军机，谘决大计”《清高宗实录》，卷1，6页。。自从有了办理苗疆事务处以后，雍正对其中王大臣连发谕令，要求他们对反抗的苗民实行两手政策，一方面“加意抚绥”，另一方面调动官兵云集会剿。任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分领滇、黔汉土官兵及楚、粤官兵进剿，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前往当地总理，与哈元生等会同商酌妥议查办。此后哈元生等在军事镇压方面陆续有了一点头绪，雍正也加紧政治攻势，以蠲免西南各省钱粮等办法，安定地方，并在苗民内部进行分化，对所谓“从逆”和“首恶”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然而未见明显成效，以致鄂尔泰引咎辞去伯爵、大学士，更意想不到的是雍正逝世了。乾隆即位伊始不得不把苗疆事务作为急切解决的问题。
初政布新新皇登基：秘密揭开
乾隆被密立为储君，从雍正元年（1723年）至十三年，光阴一晃，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即使如此，当年的这个秘密也不是一点没有走漏风声。据乾隆自己说，雍正八年六月，“圣躬违和，特召臣（乾隆）及庄亲王、果亲王、和亲王、大学士、内大臣数人入见，面谕遗诏大意”《清高宗实录》，卷50，25页。又《乾隆御制文初集》，卷15，14页。所载《圣德神功碑》有同样记载。。按照后来雍正逝世时的遗诏来看，雍正八年六月的“遗诏大意”应透露指定乾隆为皇太子的意思，而如果是这样，就可以说从那年起，乾隆已知道自己的皇太子身份了。还有就是张廷玉及鄂尔泰二人早已于雍正八年及十年知道乃父此旨，当然他俩是不会对任何人讲出去的。张廷玉：《澄怀园自订年谱》，卷3。
秘密被揭开只能到雍正逝世，而且这个过程还充满着神秘莫测的一连串细节。如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身体不适，在圆明园照常办公。第二天，雍正仍然在病中，乾隆及弟弘昼朝夕侍奉左右。同一天戌刻（19时~21时），病情加重，召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公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至寝宫前。当雍正弥留之际，在已到了决定后事的时刻，张廷玉对鄂尔泰说雍正亲书的密旨“曾示我二人外，此无有知者，此旨收藏宫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张廷玉：《澄怀园自订年谱》，卷3，27页。。张廷玉说的应是雍正带在身边的那份密旨，因为雍正经常在圆明园办公，所以他在那里逝世时，就在圆明园中到处找，连总管太监也不知道放在何处。张廷玉提醒说：“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此旨。”不大一会儿总管太监按他说的线索，找到了用黄纸密封的锦匣，从匣中取出雍正十三年前“硃笔亲书”的密旨，由张廷玉在灯下宣读，就此命皇四子宝亲王为皇太子的秘密便初步揭开了。张廷玉：《澄怀园自订年谱》，卷3。然后�